中国宗教学百年回顾

20世纪以前，中国学术中关于宗教的论述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佛家学者站在佛教立场上，以佛教信仰和弘扬佛法的态度对佛教教义或内容所作的阐述和传扬；二是道教学者站在道教立场上，以道教信仰和追求长生或登仙的态度对道教教义或内容所作的阐释和探究；三是儒家学者站在“敬天法祖”（儒教）立场上，以儒家维护“道统”的态度对佛教、道教、基督教等进行的抨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宗教的学者为自己的宗教进行的辩护。所有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是以比较宗教学的形式最先出现在西方的。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采用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神话学等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并从英国学者缪勒（MaxMueller）1870年的一次演讲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名称──宗教科学（scienceofreligion）。它不是站在某一宗教立场上的以信仰的、传教的态度对本教教义或内容所作的阐述和传扬，也不是站在反对某一或所有宗教的立场上，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宗教进行的抨击和压制，而是以理性的、客观的方法对不同宗教所作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是在启蒙思潮、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诞生的，至今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国宗教学按照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初至1949年：启蒙思潮、西学东渐与宗教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国难当头，反思历史，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与批判中西传统宗教的启蒙思潮。启蒙思潮造成的思想解放，以及19世纪后期以来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新的思想理论方法与理性态度，使得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宗教的论说，大多摆脱了儒佛道三教的立场，从而为现代中国宗教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前提。标志着平等看待各种不同宗教的“宗教”一词，从日本引进并广泛流行，表明中国学术已开始理性而客观地对待各种不同的宗教。中国宗教学由此而兴起，并产生了相当一批开创性的成果。只是由于中国学术重视历史考据的传统影响，取得最多成果的领域仍是宗教史学。
　　在此期间，宗教界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宗教研究。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学术活动多多少少与维护自身的信仰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诚实开明的宗教界学者，面对社会上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并通过内部革新对启蒙思潮作出积极回应。其中一些饱学深思之士（以基督教会的学者居多），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倡导和实践了现代学术方法。
　　二、1949年至1976年：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与宗教学的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方面，在《共同纲领》和宪法中都写进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并把拥护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作为统战对象；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防止宗教有神论对广大人民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教育常常被等同起来。其结果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逐步变成了政治上的“一元化”，纯学术的宗教研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到否定，作为专门学科的宗教学大大衰落。
　　其间，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一份文件中就宗教研究问题进行批示。他认为，宗教影响广大人口，宗教研究有重要意义，如果“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世界史、文学史、哲学史”。翌年，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该研究所在“文革”之后成为中国宗教研究的最大中心，对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复苏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文革”期间，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外传统文化研究全被取缔，社会生活秩序也被打乱，科研、教学人员都不得不以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运动，后来又被送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刚成立不久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不但不能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连“批判”的对象即宗教本身也似乎不复存在了。
　　三、1976年至20世纪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与宗教学的复苏
　　1．改革开放与宗教学的复苏
　　“文革”后，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禁止宗教活动和迫害宗教信徒的做法也得到纠正，再加上“十年动乱”造成的价值混乱和相应的信仰危机等复杂因素，从80年代开始兴起了所谓“宗教热”，即宗教活动和宗教信徒绝对数量的大增长。这一状况对宗教学的复苏和发展提出了迫切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使宗教研究者开始正视从古至今各种宗教的客观事实，并且不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片面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从而为宗教学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复苏，以及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发展，提供了起码的主观条件。
　　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恢复研究，南京大学也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这两家宗教研究所创办了宗教学刊物，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9年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又使分散在全国不同部门和各大学的宗教研究人员，有了更为明确的宗教学研究目标和某种学术联络的渠道。80年代以后，一些大学与地方社会科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也逐步设立宗教学专业、创建宗教研究所，大大扩充了宗教研究的队伍和机构，培养了更多的研究人才。
　　2．从“鸦片”论争到“文化”思潮
　　宗教学的复苏和发展，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从思想意识条件来说，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宗教学界围绕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发生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的效果是积极的，因为尽管双方对马克思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都反对过去那种极“左”的理解，反对把宗教等同于反动政治。这就有助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同时，这场论争也反映出，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宗教学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范围内进行的。但它标明了宗教学界思想解放的趋向，显示出宗教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更加开放的认识程度。
　　80年代后期开始，宗教学界受到学术界“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在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宗教文化”思潮———以“宗教是文化”、“一个民族的宗教是构成其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等说法为代表。这些说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创见，但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下，突破了以往只把宗教与反动政治相联系，从而只作负面评价的观念，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认识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论述或介绍各种宗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学术论著、翻译著作和通俗书籍大量涌现，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哲学、宗教史学等学科都呈现出一种可喜的发展势头（相对来说，宗教史学成果最多，而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的研究目前几乎还是空白）。
　　总之，中国宗教学经过特别艰难的历程之后，终于进入兴旺发展阶段。尽管目前还存在着“研究人才严重缺乏”、“学科设置畸轻畸重”、“协调配合极其不够”等诸多问题，但可以预见，在中国社会继续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只要宗教学界与关心中国宗教研究的各界人士吸取教训，努力不懈，在20世纪饱经磨难又奇迹般复苏的中国宗教学，一定会在21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