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迷信、科学、理性和吸烟

　　《读书》1999年第12期田名(加三点水)的文章《宗教、迷信和科学》向我们展示了几个“应时”的观点：科学不是万能的，宗教是科学之母，宗教比迷信更富有理性。然而，这些观点都还不那么“自明”，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见到“科学不是万能的”，我就想加上一句“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至少，科学方法，是我们已知的方法中最可靠，最有力的方法。 对于科学的局限性，田文有一个很全面的论述：“科学的触角尚未、而且也不可能触及到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所有领域。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科学并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还不能，甚至未必能，圆满地解释一些终极问题，象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科学几乎无能为力；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所有问题。”如此说来，科学真是无能。但这种说法并不反映现实。 行为心理学、情绪心理学、思维科学、生物化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早已触及或深入研究了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规律和物质基础，至于是不是“所有领域”，并无意义，科学总是不断在创造自己的领域，将来的领域现在当然尚未触及，至于被神学所创造的那些“领域”，还是不触及的好，“子不语怪力乱神”。科学家也一样不想干无聊事。 谁说“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数学研究了多种不同的无穷大、无穷小，物理学也讨论时间和空间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神学解决了哪些“无限的问题”，那些问题真的值得“解决”吗？还请田先生赐教。 “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经常见诸文章中，但其指涉却始终语焉不详。是不是我们不入信某种宗教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得不到关怀呢？至于具体的“终极问题”，却是很容易科学地加以解释的。象“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用“人择原理”加以解释：如果世界没有规律可循，意味着今天成功的方法明天未必成功，在这样“无常”的世界上，生物不可能进化，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人类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人提出“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问题，所以世界必须是有规律可循的[证毕]。 爱因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大概对于他的简单而美丽的公式居然与现实世界吻合得如此分毫不差而感到惊讶。其实他自己也说过，理论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如果是发明，就不值得惊讶，就象飞机会飞，汽车会跑一样不值得惊讶。其实在物理学以外的很多学科，科学家们还没有这种好运气，得到如此干净利落的结果，特别是“社会科学”，按索罗斯的说法，还只是“社会炼金术”，但炼金术也是有希望发展成科学的。 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小孩子也能回答。在关于京九铁路的电视节目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小孩在放羊，同时接受记者的采访。“你在干什么呀？”“放羊”。“放羊干什么呀？”“攒钱”。“攒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呀？”“生娃”。“生娃干什么呀？”“放羊”。如此一个循环，生命的意义尽在其中了。如果嫌这个回答太俗，还可以有雅的：根据英国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论，一切生命个体，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这个解答更“科学”，但意思和放羊娃的回答差不多，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维持生命本身。 当然，神学家会有不同的回答：世界是上帝造的，所以有规律可循，因为上帝不喜欢混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上帝的伟大。然而，这种回答不会被有理性的人欣赏，虽然神创论与进化论在美国还在争论，但没有宗教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进化论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改良品种，神创论却不能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创造了物种。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生命之外去追求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他一定会渡过最没有意义的人生。 宗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大概符合历史事实，牛顿研究力学，可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到了拉普拉斯那里，面对拿破伦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全能的上帝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说”。此时，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脐带就已经断裂了。当代的科学家如果把神学假说作为论据写在论文里，恐怕没有严肃的科学杂志会刊登这种论文。现在也有科学家信奉宗教，但由此不能说明宗教与科学还有什么必然联系，正如科学家里也有吸烟者，并不意味着吸烟有助于科学思考。 为了考察宗教、迷信和理性的关系，需要先看一看“理性”意味着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逻辑理性，以欧基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实践理性，根据事实求证真伪的方法；价值理性，即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所指的理性，又称为经济理性。科学哲学常说的“逻辑实证主义”，即前两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科学实践中也很注重经济理性，讨论某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就是在运用经济理性——包括实际的经济前景和对思维经济的贡献。 那么宗教和迷信是什么关系呢？宗教也是一种迷信，其特点是实践的组织化和理论的系统化。或者说，宗教是有常设组织、有理论体系的迷信。 由此可以考察宗教与迷信哪一个更符合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的迷信事例：求医、求子、求雨、占卜、堪舆。这些迷信活动都是散在而无组织的，也没有理论体系。患病、不孕、天旱可以求神拜佛，神佛是否灵验，所求能否实现，都是可以检验的。按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原则——可证伪性，在迷信活动中神佛是否灵验的问题具备可证伪性，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符合实践理性。 我们还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方法：许愿——还愿程序。求神拜佛时先许愿，等所求应验之后再还愿，这就相当于人和神之间的一笔公平交易。通常的商务交易中，总是商业信用度较高的一方后支付(发货)。由此可以看出，在许愿——还愿程序中，人们认为自己的信用度高于神佛，所以采取货到(应验)后付款(还愿)的方法。中国人的“迷信” 实践实际上充满了科学的怀疑精神，也贯穿了经济理性。当然，这个程序只能对付神佛，对付活人不行，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都要当时付款，人比神狡猾得多。 迷信的散在性、非组织性和功利性，使得破除迷信成为可能，当人们看到医院的疗效，自然不再信巫医或神佛。用科学破除迷信比较容易，但“破除宗教”就要困难得多。宗教具有常设组织，可以动用组织的力量来对付批判者，甚至使亵渎神灵的人遭遇血光之灾。宗教制造了囊括宇宙人生的自恰的大道理，可以拒绝外部批判，由于其“不可证伪性”，科学也奈何不了它。科学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也不能证明天堂和地狱不存在。再加上“吃教者”组成的利益集团，使宗教具备了充分的自我维持的世俗动机。 林肯曰：“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这是一句傻话。如果你真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那么多数人就不会认为你在欺骗。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几千年，就是因为有法子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象“迷信”那样不成体系的小谎言容易由于与其他体系间的矛盾而戳穿，但宗教所编织出的弥天大谎却可以在自己的体系内自圆其说。幸亏世界上有不只一种宗教，还有无神论者和不语怪力乱神者，否则宗教是可以欺骗所有人于永久的。 田氏的文章认为宗教信仰是“椅子上的靠背”，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可以在我们 “不解、恐惧、无助、渴望和焦虑”时帮助我们。当然“靠背”不止一种，心理医生和药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甚至吸烟也不失为镇定精神之一法。从经济理性出发，还需要计算一下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求医药付出了金钱，吸烟付出了健康，信仰付出的是思想的自由。信仰宗教，就需要经过世界观、人生观的“洗脑”。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站在思想家的角度看，“宗教信仰自由”是又一个“自由悖论”。第一个自由悖论是“我们有没有侵害他人自由的自由？”，这个悖论为自由设定了边界，自由不是无限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悖论则是：“我们有没有交出思想自由的自由？”既然我们可以交出睡懒觉的自由换取职业和金钱，为什么不可以付出思想自由去换取心灵的安宁呢？ 但是我们能换取心灵的安宁吗？宗教描述的地狱只会增加恐惧，原罪理论会增加我们的自责，邪教让我们追求“圆满”，这些靠吓唬人过日子的东西能让我们安生吗？宗教的超越性剥夺我们世俗的(也是生物的)的经济理性，当大傻冒真的上算吗？ 宗教对个人而言是舍弃思想自由，对社会又如何呢？且不说西方古代的宗教战争，就看当今世界，北爱尔兰、波黑、科索沃、巴以、印巴、印尼各地的冲突，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每一场“圣战”都让我们闻到宗教那平和面具后面的血腥味。 对于世上“野心家鼓噪的运动”，田氏认为是迷信而不是宗教。然而从组织性和邪说的系统性看，邪教无疑是属于宗教一类的。其区别仅仅在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合法与非法，就象吸烟与吸海洛因的区别。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我们听起来就如同：“人需要香烟，吸烟可以解乏，吸烟有助于思考，吸烟看起来非常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人类压根就没发明吸烟，就不会有吸烟的需要，也无损于解乏和思考。而且从来不吸烟的人至今也感觉不到这种需要，尽管他们也会疲乏，也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