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社会变迁与汉传佛教教育之发展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教授
　　中华佛学研究所　副所长
　　一般认为20世纪后半的工业社会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纪元” (the post-modern era)，或“电子技术纪元”(the technetronic era)，又称为“后工业社会”(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知识社会”(the knowledge society)，“服务阶级社会”(the service class society)等社会状态。此将意味著：未来社会变迁速率日益加快，资讯与通讯工业广泛使用于公众事务与个人生活，生物与奈米科技的进展影响社会与生活，为了平衡科技发展的偏失，人本思想与人文价值将更受重视，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兴起，宗教的社会参与增加，教育质量更高，休闲时间与服务产业增长，社会趋向全球化、多元化、高龄化，家庭变动性加大，政治更分权化。1992年，美国劳工部提出“学校如何为21世纪工作人才做准备”的报告书，认为新世纪的工作是以科技、服务为基础，工作范围为全球市场，而工作特质是：弹性多变、追求前瞻创新、要求快速准确。因此，21世纪人才须具备如下三大类能力：
　　1. 基本能力：阅读、写作、演说、数学。
　　2. 思考能力：创意思考、理性思考、解决问题与决策能力。
　　3. 人格特质：责任感，自重、正直、诚实、自我管理与他人合作。
　　根据台湾的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的“总咨议报告书”（1996），对于“教育现代化的方向”，主张：“目前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在逐步加强自主能力，主体性的追求成为现代社会的明显趋势，这种趋势使指导式的教育越来越不能充分符合需求。家长、社区对教育事务，要求有更多、更广泛的参与；公民也要求更多终身学习的机会。”　
　　所以，此报告书认为：为因应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特点与变迁方向，教育现代化更应配合“主体性的追求”，并且应该反映出（１）人本化：全人发展，实现自我 ；（２）民主化：民主参与，守法乐群；（３）多元化：多姿多样，活泼创新；（４）科技化：知识普及，能力导向；（５）国际化：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方向。
　　就历史意义来看，“汉传佛教”是指：约于西元一世纪，印度大乘佛兴起时，佛教开始经由西域或海路进入中国。从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宋朝等时期之传译、吸收与会通，并且与部分中国思想、信仰融合，进而发展成为所谓律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等“八宗”。这些思想、典籍、僧制、艺术、建筑等也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但是，由于政治、社会、人文等变迁，明、清时期佛教已逐渐衰退，汉传佛教教育也奄奄一息。1922年起，中国教育实施现代学制，采取“教育与宗教分离”政策，宗教教育不被纳入学校教育中的正式课程，教育部不管理各宗教教育团体，佛学院、神学院等由内政部管辖；佛教本身也无法建立“现代化”教育法规制度，因此汉传佛教教育不容易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也难与现代社会脉动呼应。如今又面对21世纪社会变迁的趋势，我们如何前瞻性思考汉传佛教教育的发展？或者如何研拟汉传佛教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此等问题攸关佛教人才培育的前途。
　　首先，从汉传佛教特色来思考如何研拟汉传佛教教育“现代化”方向时，有两点可作为发展“多元化”、“国际化”的利基。
　　（一）就‘法’来说，汉传佛教涵盖“三期八宗，兼容并蓄”：
　　印度佛教的发展有三个时期，其传播也是有三期，即南传（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的声闻乘佛教、北传（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菩萨乘佛教、及藏传（西藏、蒙古等地）金刚乘佛教。由于声闻乘与金刚乘密教思想差距与历史性的隔阂太大，所以汉传佛教（代表初期大乘佛教）正可以扮演综合、交流、融通的角色。如果没有汉传佛教来衔接、沟通前后两系佛教的发展，我们很难理解声闻佛教与金刚密乘之间的转换过程，也很难寻找交流、融通的桥梁。因此，可以说汉传佛典让汉传佛教比较能够具有兼容并蓄的条件。
　　再者，就文献学的意义，汉译佛典文献的翻译与编集也是采取兼容并蓄(inclusive)的态度，能广泛地保留各种不同的异译本，而不像南传或藏传佛教是采取选择性(selective)、非并立性(exclusive)的方针，大都只保留当代认为最适合的传本或译本，所以种类保存有限。所以，汉译佛典除了蕴含上承下接印度佛教的整体发展的历史意义之外，我们可以从汉译佛典中，透过比较、比对来掌握追溯到整个印度佛教思想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中了解各种思想与制度的演变过程。
　　此外，从思想上来看，汉传佛教也是具备有兼容并蓄的特性。它有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学、瑜伽学类似的三论宗、法相宗，也有具中国特色的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它包含印度佛教发展初期的毗昙宗、成实宗、律宗，也具有印度佛教发展后期的密宗等。因此，汉传佛教的修行方面，有简朴的数息观、不净观等禅法，也有将“四念处”融会大乘的思想的法门，例如智者大师的《四念处》，慧思大师的《随自意三昧》。此外，汉传佛教的禅门早晚课诵也含有密教仪轨，例如：各类咒语蒙山施食仪、焰口施食仪，及各种忏仪。如果我们能善于掌握这些开放、自由、不会僵化的优点，对21世纪汉传佛教教育的发展，这些会是很好的体质。
　　（二）就‘人’来说，汉传佛教包含“二部四众，平等互重”：
　　南传与藏传佛教已经没有比丘尼的传承，目前只有汉传佛教保留比丘、比丘尼“二部”。在南传、藏传佛教传统认为：修行和深入佛法是出家众的责任与特权，因此也造成出家与在家地位与佛法素养的差距，汉传佛教则比较能做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出家、在家“四众”平等互重。出家众扮演住持的角色，在家众发挥护持的功能，各展所长，迈向共同目标，这也是21世纪汉传佛教教育发展可以善用的体质与特性。
　　但是，目前汉传佛教教育在梵、巴、藏经典语言学习，以及英、日等现代语言训练，宗教对话的经验，与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整合与对谈的能力，以及培养国际视野等方面的不足，则是发展“多元化”、“国际化”的缺失，有待加强。
　　其次，为配合“主体性的追求”现代教育目标，并反映出汉传佛教教育“人本化”、“民主化”的方向，在课程规划或者教学方法与目标上，培养独立、创意的“思考与表达”能力应被重视，使学生能够独自或群策群力（会议、脑力激荡）发现、表达与解决问题，对自他、正反诸意见有反省、批评以及表达的能力。此外，“人间佛教”的种种议题也当是21世纪汉传佛教教育“人本化”发展的重要研讨方向。
　　为因应“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以及“成人教育”(Further & Adult Education)社会的来临，佛学院的课程规划，当重视养成“终身学习”习惯与能力，使学生能够在生命全程中永续建立个人与团体的终身学习网络，发展学习型组织。此外，僧团或寺院的内部僧伽教育及对外弘化模式，也应该配合此趋势，调整教育理念与方法，善用各类社会教育资源，将各种教育体系的连系贯串，把不同的教育型态作有机的协调与统整，并且配合“社区总体营造”的潮流，凝聚社区精神文化意识，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建立社区文化特色，促进文化产业与地方之振兴，这些都是汉传佛教教育进步的关键。
　　最后，在科技化、资讯化社会的潮流，佛教教育若能培育兼具佛学及资讯知能人才，运用资讯、传播以及教育科技等理论与方法，建立佛学“数位典藏”(Digital Archive)与“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系统以及“线上学习”(Online Learning, e-learning)环境，建构成教学、研究、行政、推广服务等层面相互结合的“数位神经系统”(Digital Nervous System)，并且结合人文与艺术的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达成真、善、美的人生目标，此等将是21世纪佛教教育“现代化”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北京两岸第二届佛学教育座谈会主题演说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