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宗教的基本态度与政治运用

　　一、前言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发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例如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对于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将宗教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深入到文化层面，可称相关论述中之较为名著。
　　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没有在西方那么吃重，但是仍有相当份量。只是长久以来，投入此一领域的研究者与其它领域比较起来，似乎相对稀少，实在可惜。当然，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也给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后进者一个相当有趣的挥洒与学习空间。
　　就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政治这个研究主题而言，不仅历朝历代的相关史实必须妥为整理还原，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化层次的关联，既庞杂又艰深，工程浩大，但相对的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笔者限于学识、能力、与时间，目前只能初步着手整理史料、还原史实，并偶以杂文形式将心得与收获提出。就学术性论文而言，本文可说是一个尝试性的开端。
　　本文将根据明史、明太祖御制文集等史料，以及先进的研究成果，利用文献分析法，归纳分析朱元璋对宗教的基本态度与宗教在政治上的运用，并从朱元璋本人的成长背景加以剖析，因此在宗教部分将从“明教”切入，旁及其它。全文除了前言、结语外，共分为：明教革命与朱元璋成长环境、朱元璋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以及朱元璋对于宗教在政治上的运用等三部分，分别加以讨论。
　　二、明教革命与朱元璋成长环境
　　明教虽与明朝的建立有关，但是在历史上，远自北宋末年，以明教徒为主的武装革命就曾经发生过。然而明教何以会涉入革命呢？这必须从其教义的发展谈起。
　　明教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而是从国外输入。明教的教义认为，世上有光明与黑暗两大善恶力量，代表光明力量的是明王，世人应该要崇尚代表善的光明力量。明教传入中国后，与佛教净土宗里的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的教义结合，后两种宗教认为释迦牟尼灭度离世后，整个世界就变坏了，要等到弥勒佛出世，世界才会变好。既然都是善恶二分，对于向来是多神信仰的一般中国民间信徒来讲，明教与弥勒教、白莲教很容易就被联想结合起来，混为一谈，于是弥勒佛与明王混淆，都成为光明、成为善的表征，弥勒佛出世也衍变成明王出世，都代表光明即将来到，人间又将回归良善，世界将会变好。至于什么才是教名？有人以明教相称，有人以白莲教相称，对民间信徒来讲其实没有不同，反正目的都是一样的，一个混合了不同宗教的实体，配上几面不同招牌罢了。这种情况与目前台湾社会民间宗教的佛、道、儒混同倒有些类似！[1]
　　这个融合了数家教义的宗教层面的预言，后来却在历史的发展中进入政治领域，进一步演变成为现实的政治革命理念，每当政治现实腐化败坏、民不聊生，使人们对执政当局失望，弥勒佛或明王出世的宣传就自然出现，让遭受苦难的人们以为局势将要改变的契机已经到来，甚至可以就此改朝换代。这样的传说更常常伴随着农民的起义，两者相辅相成。[2]宋朝时已经如此，元朝时加入了华夷的民族之争后，更加厉害。
　　弥勒佛即将出世的传言在元朝末年泰定年间又开始盛行，打着弥勒佛出世旗号的明教起义活动也燎原而来。元朝泰定二年时，弥勒佛出世的传言已经遍及神州中原，三年后，未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出生。
　　朱元璋从当和尚到参加白莲教的义军而走上政治舞台，最后成为创业帝王，但是他的出身，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小农家庭，家境极为贫寒。在幼童时候，他的父母还一度因为养不起小孩，只好把朱元璋送到佛教的皇觉寺去住了一段时间。当时中国的中下阶层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维生不易，但是许多佛寺则经费颇丰，不只坐收包括贫苦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虔诚香油钱，多半还拥有可观的地产，因此许多穷苦家庭在无力养活家小时，就把幼童送到寺中住一段期间，朱元璋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既曾经亲身体会宗教之惠，对宗教的资源与力量自然有相当的认识。
　　一段时间后，当家境稍微好转、勉可餬口，朱元璋便从寺里搬回家里居住。谁知道穷苦尚未解脱，大疫又来侵袭，朱元璋的家乡遇上传染病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兄弟都因为得到传染病而相继死亡，侥幸活下来的朱元璋则穷到没有钱来埋葬他们[3]。
　　家人死病散殁之后，朱元璋再度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他所熟悉的皇觉寺投靠。可是当时遍地都是灾荒，即使是农民心中的富裕避难所皇觉寺也不免因为经费有限，养不活太多的和尚与寄养者。朱元璋既然不是正式僧侣，不免饱受各种有意的排挤。僧侣在大伙开饭时往往故意不通知他，让他吃剩饭，还时常冷言冷语相对。朱元璋或许是年轻气盛，咽不下这口气，最后选择离开皇觉寺，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但经过了崎岖的三年流浪奔走，终究难以为继，朱元璋最后还是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回到皇觉寺寄居[4]。
　　由上可知，朱元璋早年寄身于皇觉寺，主要是因为无处可去，而不是长远之计，更不是对宗教有兴趣，因此后来一遇到机会，朱元璋就投身到打着宗教旗帜起义，与明教、白莲教关系匪浅的义军“红军”去了。不管起义行动是否终于能成功，起码比起皇觉寺的生活而言，多一些发展的可能，伙食也可以无缺，而且不必再忍受寄人篱下的窝囊气。
　　藉由朱元璋的早年历程可以看出，朱元璋深知凡夫俗子对宗教的信仰与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强大力量，他自己更曾多次为了现实利益而向宗教力量求助；但是从朱元璋与皇觉寺的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之中，他一定也认识到了宗教在现实层面上，其实与一般的俗世的弱肉强食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朱元璋是否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是否会打从心里对明教笃信？实堪置疑。
　　三、朱元璋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
　　元朝的腐化促成了红军的勃兴，给起义参与者带来了许多升迁的机会，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离开皇觉寺投入明教红军之后，颇有表现，还娶得红军小头头的女儿为妻，不久渐成红军中的一股独立势力。
　　当朱元璋羽翼丰厚、根基稳固之后，虽然他起身于宗教义军，却毅然转而否定明教所信仰的弥勒佛，斥之为“香党、妖术”。他在讨伐另一位红军领袖张士诚的檄文中，将红军的起义说成：“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6]一方面统率宗教义军，一方面公开否定偈言，把弥勒当作寓言而非真有，使宗教只剩下崇善弃恶的抽象教义，充分表现了他只把宗教当成一种精神层面信仰的态度，企图从此使宗教与政治分家，摆脱宗教对政治的直接干扰。朱元璋在檄文中又说他自己“灼见妖言，不能成事”[7]，显示他虽然投入了宗教义军，却知道革命起义要想成功，不能只靠宗教，还要其它方面的努力配合。一位学者研究指出，朱元璋的治国思想，实以“安民”、“恤民”为中心，并辅以“治吏”的手段[8]。这与孔孟二圣数千年以来的民本思想正相吻合，凸显出朱元璋正是以人民的归心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至于宗教上的玄学之言只是用以辅助。这种务实的态度，使朱元璋在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色彩更形减弱。
　　除了明教等宗教，朱元璋对于神仙、长生、符命、祥瑞等说词，也通通不相信。以历代帝王都颇为着迷的长生术为例，朱元璋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汉唐之耆宿安在？果长生之道乎？”[9]这种用现世并没有长生者的具体实存经验来否定长生术等迷信的态度，正与现代意义的科学检验精神相符，更显现朱元璋务实的态度。从朱元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天命等宗教话题，朱元璋对于这些无益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的主题，罕予关注，偶或提及，也语多质疑、驳斥。
　　虽然朱元璋否定明教及各种旁门左道的怪诞之说，但是当他除掉明教义军名义上的领袖“小明王”并击败两大强敌张士诚、方国珍之后，在决定纪年方式时，仍顺应当时的童谣：“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在那一年（羊年）下令以“吴”来纪年[10]。可见朱元璋自己虽然不见得相信这一套，却深知民众相信不疑，而且懂得加以利用，以取得顺应天命的合法性基础。
　　在刚开始起义的时候，朱元璋曾援引天命之说来拉拢人心：“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希望人民能相信元朝君臣的“荒淫昏弱，纪纲大败”都是天命致之，为的是有助于改朝换代。[11]
　　逐走元帝后，在决定国号时，朱元璋选择了大明。吴唅等研究者认为，这是顾及当时属下将领多属明教，以明为国号象征仍维持此一系统，同时等于昭告天下，明王在此，不必再搞明王出世或弥勒佛出世那一套了。[12]对于此一论据，王见川等专注于明教的研究者曾试图另举史实来推翻，不过其论点的说服性似乎不怎么强。王见川先生认为，明朝国号的出典应该是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因为该经内容也有“明王”。[13]问题是：王见川先生的考证只能证明白莲教经典中也有“明王”，并不能排除明教的“明王”在朱元璋以“明”为国号时可能发生的影响。
　　综合来看，朱元璋在自己的政治势力逐渐巩固后，一方面想把宗教导入纯粹形而上的领域，强调明王只是寓言而非真有；但在是另一方面，为防百密一疏，他仍一再在其政权之上包装明王在此、天命所归的色彩，为的是使相信这一套的百姓能信服其政权合法性。
　　虽然朱元璋也曾经好奇的向他人问及有关天地鬼神的事情，曾经问过：“天地变异、鬼神显寂，若此之机，可得而闻乎？”[14]想知道这些超人力现象的意义，但是他也补充要求：“果能陈其本末，则当言天地变异，其态如何；鬼神显寂，其状若何。”[15]可见他要的不只是揣测没有根据的虚无言论，因此不要汉朝大儒董仲舒那一套“天人感应说”，而是要非常详细的知道天地鬼神的型态。他还曾经提到：“汉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举；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验，则神佛无矣。”[16]特别拿前朝皇帝们之求神求佛失败，来证明绝对没有神佛。这种藉由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求真相的作风，相当程度上具有实证主义的精神，更突显出朱元璋对于宗教事务的务实态度，绝不是宗教的忠实信仰者，甚至还有可能是无神论者。
　　朱元璋自己的文章曾经很有深度的谈到宗教问题。他在分析宗教的功用时，言简意赅的指出：“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矣。”[17]可见他清楚的知道：不可过度相信宗教，否则会陷入虚无，如果人民都如此，则有害为政；但也不能完全不谈，否则会使人民全无所惧。所以朱元璋相信对于宗教要巧为运用，做到“其神佛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18]的效果，也就是藉助宗教的力量来统治。这段剖析正可作为其一生的实际作为中，宗教与政治关系这个部分的脚注，也就是藉由宗教鬼神之说，来强化政治合法性。
　　从上面这些文献来看，朱元璋本身不相信宗教真正具有主宰的能力，却知道一般人民对于宗教预言乃至天命思想颇能接受，对于建立其政权合法性基础颇有帮助，因此基本上他的宗教态度乃是视宗教为工具。基本上，朱元璋是宗教的“用之者”而非“信之者”。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大臣明白指出朱元璋对于宗教乃是利用“神道设教”。大臣解缙在其上奏的万言书中就清楚提到：“神怪诞妄，臣知陛下洞瞩之矣。”明白表示他知道朱元璋深知宗教怪异之说的本质，他还劝皇帝：“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他认为明王朝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为“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异，民无患害。”[19]解缙对“政治宗教学”的认识颇为深刻，这几句话不只把朱元璋对于利用宗教的基本态度清楚揭露，还点出了宗教在政治上的根本价值在于强化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可以有几项应用：
　　一、使人心顺服；
　　二、抑制奸雄产生（尤其是试图运用宗教力量的奸雄）；
　　三、在天灾人祸产生时藉以安定人心；
　　四、稳固政权。
　　虽然解缙已经明白点出朱元璋的目的，并强调明朝可以不必再如此做，但是却没能影响皇帝，没有能发挥作用。
　　四、朱元璋对宗教在政治上的运用
　　元朝末年的连绵战争，各地起义军队都是以“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为宣传标榜，朱元璋自己从这一套得到机会和成功，成为创业帝王，深知其妙用，为了怕别人又来这一套，因此建国后立刻禁止所有“烧香集众”的“左道乱正之术”，还特别点名弥勒佛、白莲宗（白莲教）、明尊教（明教）。[20]
　　仔细分析不难知道：朱元璋所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些左道乱正之术的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他们活跃的组织与活动力量。因为朱元璋知道人民对于宗教信仰不免有所需求，所以他一方面禁绝组织与活动比较积极活跃的左道乱正之术，另一方面则提倡包括佛教、道教等组织与活动力量较为静默的正统宗教，来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一起提倡佛教与道教这两大宗教，突显出朱元璋并不特别崇信特定的某一个宗教，而是一样的加以利用和控制：利用其教义中有利于其政权的论述，并限制宗教组织的发展。[21]
　　先以佛教为例。朱元璋为了使佛教成为不能对抗明王朝的工具，先行宣喻众僧：“如今为僧的多不通晓佛法”，要求僧人以后要“昼则讲说，夜则禅定”，甚至以国家公权力介入，要“违者论罪”[22]。等于一方面要将佛教导入经文研读中，一方面又限制了教徒的行动。他还从教规的颁布着手，明白禁止僧人去参与世俗的事务，同时设置负责佛教管理的机构“僧录司”，来统一负责管理佛教徒，进一步把佛教纳入国家的控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朱明政权的宗教政策也会随之修正，例如在开国之初，因为要禁绝左道乱正之术，所以在洪武六年藉由将僧牒从出售改为免费发给，鼓励佛教发展；但是一旦政权根基稳固、左道乱正之术也难成气候之后，朝廷对佛教也开始限制，包括令翰林学士宋濂负责进行大规模的僧徒考校，就是考试，而且强制规定：“不通者，令还俗”，并且对出家年龄加以设限，以免“不耕而食”的僧众过多，造成人民负担。[23]
　　这一连串政策，正呼应了前述的朱元璋政治思想：政权应该“保民”、“恤民”的部分[24]，已经超出了利用宗教取得合法性的层次。
　　对于道教，朱元璋也利用许多方法来遂行其宗教政策，包括：
　　一、将道教领袖纳入皇帝的权威之下；
　　二、提倡道教教义中的「养生治国之道」；
　　三、限制出家年纪并严格规范出家人行为；
　　四、成立「道录司」以检束天下道士。[25]
　　除了正统的佛教与道教之外，朱元璋也有意识、有系统的扶持民间信仰及其崇拜。有人认为因为朱元璋来自于民间，所以提倡民间宗教。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实在不强，让人看不出来朱元璋会有此一动机，因此很难成立。例如大陆学者何其敏就认为，朱元璋来自民间这一理由，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其对民间信仰的大力扶持，只有将之放到朱元璋整体的宗教政策中考虑才能得到解释：因为民间信仰的缺乏组织性，正可以避免宗教组织所具有的隐患。[26]何其敏此一观察也吻合本文的前述推论。
　　这些举措，特别是关于民间信仰的扶持，都充分的验证了朱元璋对于宗教「利用中有所整治」的政策手段。简言之，朱元璋“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束相并用的政策，即笼络其头面人物，而控制其势力的发展。”[27]要让宗教在其合法性上发挥正面功用，最少不能产生负面作用。
　　五、结语
　　藉由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文告及著作、与相关研究者的成果来看，朱元璋不但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他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一直是把宗教看作是可供利用、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但是在实际的利用上，则随着其力量的发展，可以分成积极与消极两大阶段。积极阶段大致上从朱元璋参加起义开始，一直到朱元璋势力巩固，发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时；消极阶段则从发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后，在大明王朝建立后正式展开。
　　在积极时期，朱元璋对于宗教积极的加以利用，以结合当时民间对于弥勒佛降生或明王出世的普遍信仰，来协助稳固自己的合法性，亦即积极利用宗教的信仰与组织力量介入政治，凝聚支持的力量。等到朱元璋的势力逐渐巩固，可以一一兼并其它义军了，就开始尝试摆脱宗教，以便建立属于自己的合法性基础、避免受制宗教，由此过渡到明王朝建立后的消极阶段。
　　在消极阶段，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倚赖其安民与恤民之落实，回归民本，于是朱元璋对宗教的态度乃从“利用”转为“利用中有所整治”，并着重于“整治”，要将宗教导入非政治领域，并且特别要禁绝明教等可能具有政治力量的宗教信仰。
　　综合来看，朱元璋于建立政权前，积极的利用宗教信仰与宗教力量来汇聚其武力、建立合法性，对抗当时的元政权与其它义军；等到建立新王朝，则反过来将宗教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将宗教形塑成巩固现王朝、或最少不能对抗现王朝的工具。由此而论，朱元璋从来就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是一直把宗教当成利用的工具，藉以建立、强化朱明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注释：
　　[1]关于当时各种宗教可能产生的混同，林悟殊也有类似主张，见“金庸笔下的明教与历史的实”，台北，《历史月刊》，1996年3月。
　　[2]参见吴唅，《朱元璋大传》，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年，初版，第25-26章。不过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此说的证据不可靠，因此并不可信。例如王见川经过考据后指出，元末瓯闽地区的明教仍保存其传说与戒律，因此可以左证明教并未如吴唅等学者所说的与其它宗教混合。见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初版，第22-23页、及330-331页。事实上，王见川先生的推论只能证实元末在瓯闽地区还有“纯”明教，但是这并不能用以反推混合了其它宗教的明教不存在，就好象证实了现在社会中仍有正统佛教，并不意味异端佛教就不会存在，这是基本的逻辑推理，正统与异端并存并不奇怪，但是王先生似乎未见及此。
　　[3]见张廷玉《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卷一，本纪第一，艺文印书馆据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年代不详。
　　[4]前揭书。
　　[5]吴唅认为，朱元璋对于红军的革命根本没有明确认识。见吴唅，前揭书，第105页。
　　[6]转引自吴唅，前揭书，第108-110页。
　　[7]吴唅，前揭书，第111页。
　　[8]吴唅，前揭书，第306-308页。
　　[9]见朱元璋《谕神乐观敕》，《明太祖御制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初版，第262页。
　　[10]吴唅，前揭书，第114-115页。
　　[11]见葛荃，《朱元璋的安民治吏、强化集权政治思想》，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天津，南开大学，1992年，一版。
　　[12]吴唅，前揭书，第144-145页。事实上，一直到明永乐十八年，还有以弥勒佛降生为名义的起义发生，可见透过国号确立政权在宗教上面的合法性确有必要。
　　[13]王见川先生自己都说，早在元朝中期，已经有一批人假冒白莲教名义推行弥勒下生的信仰，韩山童可能即是这一支异端的一种。见前揭书，第340-343页。我们如果草莽起义、并巧借宗教信仰以求强化的角度来看，则一个融会白莲教、明教等各种宗教的非正统性混合宗教的产生实在无足为奇。试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岂不更厉害？王见川先生对于韩山童并非正统白莲教徒的考证，更强化了本文的推测：促生大明帝国的宗教正是配合起义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混合性宗教，明教、白莲教、甚至金刚禅等异端宗教都应该不免被纳入其中。
　　[14]见朱元璋，《问天地鬼神》，前揭书，第336页。
　　[15]同前。
　　[16]朱元璋，《三教论》，前揭书，第347页。
　　[17]同前，第347-348页。
　　[18]同前，第348页。
　　[19]见《解缙传》李廷玉，前揭书，卷147，列传第三十五。参见吴唅，前揭书，第304页。
　　[20]见《大明律礼律》，转引自吴唅，前揭书，第145-148页，及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38页。大明王朝建立之后，各地义军并未因此消遁，而是从对抗元朝转为对抗新政权。
　　[21]研究者李养正先生也这么主张。参见何其敏，前揭书，第53页。
　　[22]见何其敏，前揭书，第53-54页。
　　[23]见何其敏，前揭书，第51页。
　　[24]同注10。
　　[25]见《西湖游览志余》，卷14，转引自何其敏，前揭书，第10-11页。
　　[26]见何其敏，前揭书，第70页。
　　[27]见何其敏，前揭书，第11-14页。
　　参考期刊论文：
　　1、林培殊，《金庸笔下的明教历史与真实》，台北，《历史月刊》，1996年3月。
　　2、连立昌，王见川著《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史学》第五卷第四期，1994年12月。
　　3、庄庆信，《宗教与政治──从宗教哲学观点看今日两岸的政教关系》，台北，《哲学与文化》二十二卷第三期，1995年3月。
　　4、赵沛铎，《当代开发中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台北，《东吴政治学报》第四期，1995年。
　　5、赖祥蔚，《谁背叛了明教？》，台北，《历史月刊》，1999年2月。
　　参考书目：
　　1、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初版。
　　2、王寿南，《中国历代创业帝王》，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64年。
　　3、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初版。
　　4、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吴唅，《朱元璋大传》，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年，初版。
　　6、张廷玉，《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卷一，本纪第一，艺文印书馆据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年代不详。该书藏于政治大学图书馆。
　　7、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天津，南开大学，1992年，一版。
　　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