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和吴越佛教文化

　　近代著名高僧印光法师原籍陕西省，二十一岁出家，三十三岁后到浙江普陀山，潜修三十余年，专研净土法门。公元一九二九年离普陀山在沪校刻经书。次年春，由真达老法师引送至苏州报国寺闭关。一九三七年十月，印光法师七十七岁，移锡苏州木渎灵岩山寺安居，至八十岁圆寂。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纵观印光祖师大半生时间都是在浙江、江苏两地弘法利生，苏州是吴文化的中心，由他亲手创建的灵岩山净土道场就在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的馆娃宫故址。一九二三年，他还专程到杭州协助施省之居士，指导修复杭州梵天寺古道场。吴越佛教文化与印祖因缘至深，对于印光法师净土思想体系的形成关系甚钜。而印光法师对近代吴越佛教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亦颇为不小。是值得我们开发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普陀山到灵岩山，概括了印光法师四十七年来在吴越地区弘化的全过程。我们把这全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 在浙江普陀山前期
　　二、 在浙江普陀山后期
　　三、 在吴文化中心苏州的弘化活动
　　四、 关于越文化中心杭州的弘化活动。
　　一、 在浙江普陀山前期（1983-1918）。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方文化闻和尚到北京请藏经，需要一位既精通佛学又办事稳妥谨慎的人协助，有人向他介绍了印光法师。化闻和尚见印光法师道行高超，学识渊博，在回山时就请他一同返普陀，安排他住法雨寺藏经楼。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除了其中有一次协助谛闲法师请藏进京之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普陀山地区。直到1918年由高鹤年陪同至扬州，到扬州刻经院印经书，此一阶段二十五年为他在普陀山前期潜修时期。他初到江南的头三、四年里，曾到宁波一带附近寺庙中参访。在《文钞》中留下了有关当地一些吴越佛教传统风俗的纪录。如1895年，（印光法师）“至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数十日，看之。”观看佛舍利的颜色大小变化，以占个人处咎吉凶，这是历史上流传，至今不衰的一种风尚，每个到阿育王寺朝拜的人必有的活动。后来印光法师在1905年又因事去育王寺，又看了一次佛舍利。他实事求是，记下了两度拜看佛舍利的经过，述说自己并无奇特感应的事，告诫人们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还有一件事，也是在阿育王寺。印光法师看见有一个妇女用一种上面印有佛菩萨名号，寺院宝印的布帕，垫在地上坐。印光法师就去对殿主讲，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想让殿主去劝导那个妇女。不料那位殿主僧人毫不以为然，对印光法师说：“这是当地的风俗。”言下之意还是说是印光法师多管闲事。印光法师也无可奈何，就将此事记入《曾陀志》中，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免增罪过。但如今这种陋习早已经不再存在了，想来是印祖慈力加被所致吧。
　　印光法师圆寂后被尊为莲宗第十三祖，名重后世，一言九鼎。因而在他住世时对于一些混入佛教中的诸如“破血湖”“还寿生”之类的迷信活动的否定，对于破除迷信、纯洁佛教起了很大决定作用。尤其是对于在《印光法师文钞》中所载的，佛门弟子都很认真遵守执行的，并且以之作为准绳来决定判断是非。
　　印光法师这段宁静的清修生活过了二十五年，他晚年在给皈依弟子的信中，还不时提及。“……以知光不愿任事，故令闲住。以后各住持悉依旧例，故得如此之久耳。凡常住事务，概不预闻。……二十余年，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见《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一》此段时期中，印祖与谛闲法师结为知交，又先后会晤虚云老和尚，太虚法师，真达和尚。其时太虚大师年仅二十三岁，深得印祖器重，赠偈二首，而且在印祖毕生中唯一的一次赠人以诗，是十分难得的。印光法师与真达和尚的道谊更是深长绵密，一直延续至上海太平寺，苏州报国寺、木渎灵岩山。印祖有两次要打算离开普陀山的，其中一次是想回陕西家乡，主要因为生活饮食不习惯，另一次是应香港弟子之请拟去港地弘法。但两次都未能成行，虽然都是因为当时具体情况变化，真达老和尚和沪浙，江苏等地信众的恳切劝留，但也包含了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就是印光法师对当地的传统吴越佛教文化十分契合，十分投缘，也可以这样说：吴越佛教文化对于印光法师有着巨大吸引力。
　　二、 浙江普陀山后期（1918-1929）
　　从1918年印祖僧高鹤年初次出山，同至扬州刻印经书起，至1929年离普陀山到上海太平寺的这一段时间，称作印祖至普陀山之后期。在这时期中由于高鹤年、周孟由、徐蔚如等居士在《佛学丛报》及佛教界的介绍，最早的《印光法师文钞》印行流通，到普陀山寻访印祖者、求皈依者络绎不绝，日见扰攘。而印祖慈悲愿深，为刻印经书、弘法救世，频繁地来往于上海、江苏、浙江之间，行脚于苏、杭、无锡等古吴越地带。这一时期印祖的弘化活动甚是活跃，也是我们过去研究中没有十分注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文钞》中的线索为依据，查找印光法师当年所曾到过的地方，提到的事件，实地寻访有关印祖的遗迹，可以发现许多《文钞》中所未载的史料。同时对于吴越佛教文化的研究也有俾益。
　　三、 在吴文化中心苏州的弘化活动（1930-1940）。
　　印光法师于1930年从上海至苏州，闭关于报国寺，直到1940年在苏州吴县灵岩山寺圆寂这最后十年，也即是弘一法师所谓弘化极盛之最后十年。
　　苏州是吴文化中心，佛教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传入。唐宋元明清各历史朝代，佛教都很兴盛，寺庙林立。在1940年以后，市区尚有僧寺尼庵200余处。许多历史悠久的著名佛寺如报恩寺，灵岩山寺、寒山寺、西园寺、虎丘云岩寺等以及相关的佛塔，大多保存完整，印光法师闭关的报国寺是一个在饮马桥附近的小庙，灵岩山寺的下院，由真达和尚的徒弟明道法师主持其中。1930年二月，印光法师由上海太平寺至苏州报国寺闭关，得到真达和尚，明道法师，妙真和尚等照顾帮助，而苏、杭、沪等近地的信众居士等仍不断前来拜见，皈依求法。还有全国各地的信众纷纷来信。印光法师就在关房复函和直接接待各地信众的问法。
　　上海觉园内有一个佛教经书流通处——弘化社，是1929年间，明道法师根据印祖指示创办的。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就随即将弘化社迁至报国寺，继续大量流通经书，有计划地翻刻印行了不少珍贵佛典、善书。后来明道法师去世后，印祖就以七十五岁高龄亲自担任弘化社负责工作。直到日寇侵占苏州，才停止弘化社活动。
　　从1930年以后，印光法师就在苏州直接指导灵岩山寺的净土道扬建设。
　　灵岩山寺在离苏州市区约二十多里的吴县木渎镇上。灵岩山有上起春秋战国而下历经唐宋明清的许许多多历史古迹。山顶寺庙原址即为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造的馆娃宫，至今山上庙侧的花园内还有吴王井、西施的玩月池、山后西施的琴台等遗迹。晋代为司空陆玩的住宅，后来陆玩舍宅为寺，就成了最初的灵岩山寺。到南北朝时，宝誌禅师请梁武帝重修，智积菩萨为当时中兴灵岩山寺的祖师，屡次显灵、现身。几度兴衰，至民国初年成一有庙无僧的荒芜空寺。当地乡绅严良灿出面，请真达老和尚接管，真达老和尚接收后，先派他徒弟时煦暂为料理，并且自己承担了灵岩山寺的经济开支。印光法师和真达和尚在普陀山已是莫逆知交，因此对灵岩山的兴复建设也关心倍加。共同的目标是将之建设成为一个理想的净土大道场。1926年，真达和尚将此庙交与戒尘法师主持，住僧以20个为额。除租金数百元外，不足，则真师津贴。不募缘、不做会、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不传戒、不应酬经忏。专一念佛，每日与普通打七功课同。住持无论台、贤、济、洞均可，只论次数，不论代数。但取戒行精严，教理明白，深信净土者即可。这就是印光法师为灵岩山寺立下的规矩，这些芳规，使得灵岩山寺至今仍维持着国内一大净土宗道场，宗风不衰。
　　在《印光法师文钞》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文章是印光法师为灵岩山寺专门撰写的。
　　如：灵岩山寺万年薄序
　　灵岩开示法序
　　灵岩启建大殿记
　　灵岩寺永作十方记
　　灵岩下院记
　　灵岩下院放生会记
　　灵岩普同塔记
　　灵岩念诵仪规序
　　灵岩重修弥勒楼阁记
　　香光庄严跋语
　　灵岩山寺念诵仪规题辞
　　示灵岩打七规矩
　　灵岩新建弥勒殿奠基祝愿
　　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此外还有灵岩山寺的许多楹联、文、疏、题词都出于印光法师亲撰手笔。对于以上文章的系统整理研究，可以从中窥见印祖对于建立灵岩山净土道场的基本思想及其框架模式结构。尤其是他处处从实际出发，在不脱离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许可下，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于我们后人今天整顿僧伽，建立寺庙管理制度仍有指导作用和相当的借鉴价值。
　　印光法师于1939年还亲自审订编定出版了他的《印光法师文钞续编》。这也是他晚年弘化活动中的一件重要大事。
　　《印光法师文钞》共分初编、续编、三编。1920年，徐蔚如居士将原印行之印光法师佛学论文、书信二十二篇增至三十四篇，由周孟由等分类编次、详为校勘出版。但此时所印，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初编》。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五年间（1922-1926）迭次增广，后於中化书局印行，题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四卷，线装四册，共收印祖书信109通，文400篇，总约35万余字。即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其中文章，书信都未注年月时间。
　　《续编》的主编主要是明道法师和妙真和尚。分上下两卷（两册）编辑体例仍一如《初编》，内有印光法师亲作<发刊序>一篇，介绍《文钞》印行流通时间先后颇详。《续编》全部文字约二十五万字。关于《续编》文编，<发刊序>介绍说：“十九年，掩关苏报国寺，当家明道师令人偷钞，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二十六年避难灵岩山，钞者以其稿交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于《半月刊》等报抄录。光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续编》比《正编》有一个优越的地方，就是每封书函及文章后，大多都有年月日期。这是明道法师令人抄录印祖文稿的功劳，功不可没。
　　《三编》是1940年印光大师圆寂后，皈依弟子罗鸿涛居士搜集汇编而成。由妙真和尚，德森法师,竇存吾居士审订校勘，慧容揩书抄写腾清，连目录共为十七册。至1990年12月才由莆田广化寺圆拙老法师主持印行流通。《三编》全书约三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册。
　　《印光法师文钞》三大部，是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一个宝库，一个宝藏。近代当代有许多佛教大德都是在读了《文钞》之后，步入佛门进而献身弘法利生，大有成就的。如后来到台湾弘化的李炳南老居士就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印光法师处在当时世界大动荡，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里，战火纷飞，灾祸连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印光法师以他渊博的学识，深湛的佛学修养，敏锐我观察眼光，为当时一些想从佛门中求得解脱的人们指点迷津，找到了一个既是遵循迦牟尼佛创教原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学佛之路。印光法师虽然在普陀山，在苏州多次闭关，累计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但他始终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与人民休戚相关，这也是三大部《文钞》生命力所在。
　　印光法师最后在苏州完成的一件重要大事就是为灵岩山寺选定了一位维持道场、弘扬净土的可靠住持。以后历史事实证明，妙真和尚确实不负祖师厚望，在最困难的时刻始终没有离开灵岩山。
　　四、 关于越文化中心杭州的弘化活动。
　　印光法师在其1923年所作《莲宗十二祖赞颂》中提到其中“宋六祖杭州永明延寿大师，宋七祖杭州昭庆省常大师，明八祖杭州云栖禅宏大师，清十一祖杭州梵天实贤大师”。十二位净土宗祖师中，竟有四位都是出在杭州，与其他地区相比是绝无仅有的。显而易见。这也是印光大师对杭州——古越佛教文化中心特别重视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妙真和尚、明道法师、与苏州士绅张一麐居士等早三、四天时间向大师吁请留苏的话，印光祖师就会同意后来的钟康候居士之请，到杭州去弘法了。
　　历史上有明确时间年月纪录的，印光法师到杭州有两次。
　　1920年，民国九年，印光法师偕同周孟由居士之弟周群铮居士等同游杭州，范古农居士拜见大师。（见范古农：《我之纪念印光大师》《永思集》）。
　　1923年，施省之居士修复杭州梵天寺，梵天寺为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之道场，印光法师劝化施省之居士出资修复。及施居士正式修建该寺时，特请印光法师赴杭州亲临指导。印祖即于是年6-7月间到杭州，居住月余。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印光法师到杭州远远不止仅此两次。在他普陀山居住后期，到浙江杭州刻印经书往业沪上，次数颇多，比如他在《示灵岩打七规矩》一文中，说道：“灵岩规矩，系光所立，与天下丛林不同。”下边自己小字注解：“唯杭州弥陀寺仿佛，彼亦光立，后稍带点应酬派，允放焰口。”（见〈文钞〉〈三编〉下册、第1046页，福建莆田广化寺1990年版本）虽然写得如此明白，但我们仍不能以此判断究竟印光法师有没有为此到过杭州弥陀寺。同样理由，在《文钞》中有好多篇有关杭州的文章我们也无法确定印光法师是否是在杭州写的。
　　如1924年仲夏，作《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见《文钞》（三编、卷三第788页）。
　　1926年《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募修大殿疏》（见〈三编〉卷四、第889页）。
　　1929年《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见<三编>、卷四、第891页）。
　　《赎迁西湖放生鱼募缘疏》（见<三编>卷四、第885页）。
　　当然，写作地点还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文字都已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由此可见印光大师与古越文化中心杭州之密切关系。象《赎迁西湖放生鱼募缘疏》一文，虽然未注明日期，但我们可以依据文章内容。和杭州历史上近代民国二十几年时，有关疏浚西湖的记载，来核实此文写作的年代时间。
　　最后值得一提并作介绍的是印光法师在1939年所作的《钱武肃王强驽射潮发隐颂》一文。在这篇长长的韵文中，印祖对唐未五代时的吴越国创建者吴越王钱鏐一唱三叹，赞颂有加，推崇备至。
　　《钱武肃王强驽射潮发隐颂》释印光
　　曰稽武肃王，降神自上苍，编民奋义勇，灭巢而诛昌，洪功及大业，古今少克当，受封在吴越，泽国患无央。拟筑捍海堤，大兴夫农桑。潮大基难固，祭神祈降祥。又令诸精兵，强驽射潮疆。潮徙堤基固，害无而利强。一诚即有感，射潮睚虚强，盖恐群雄心，犹欲来侵攘。射潮潮迁徙，藉此摄虎狼。数十年乱世，吴越颂平康。至人所计虑，其意甚深长。经唐季五代，无一处清凉。吴越儒佛教，阐扬追盛唐。此际无吴越，纲常悉丧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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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叔性偏僻，辟佛护门墙。奋志修二史，拟为万古防。删尽佛徒语，污蔑吴越王。致令忠义士，各各怀感伤。
　　（下略）
　　这篇韵文一开始就对吴越王钱鏐的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表示赞赏。继而指出钱鏐强驽射潮的另一目的用意在炫示兵威，震摄敌国。全文中心在于歌颁钱鏐：“吴越儒佛教、阐扬追盛唐。”此际无吴越，铜常悉丧亡，“数十年乱世，吴越颂平康”最后批判斥责欧阳修编修史书不公正，偏狭错误地贬泛污蔑吴越王，删削佛教内容，调正辞严地显示了一个佛教徒的立场。这篇文稿被附刊在《印光法师文钞》<续编>的上册末页。当时的编辑在文题下注有二行小字说明：“此稿到时，版多制定，无处安置。敌插于此，亦称附录。”由此推测，印祖此篇颂文写于1939年间，同理亦可见印祖对此文之重视，非要一定收入到《文钞》<续编>中去不可。当时的苏州和中国其他许多城市都已被日本侵略军攻占而沦陷。印光法师心怀悲愤，自然对于历史上那位保境安民又崇奉佛教的吴越王格外怀念，赞颂倍加了。
　　（吴越王钱鏐（852-932）杭州临安人。唐末从石镜镇将董昌镇压黄巢，任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据有两浙十三州之地。后梁开平元年（907）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907-932）发展农业，修建钱塘江海塘以及太湖流域水利工程。率谥武肃王，钱鏐和他孙子钱傲，三代为吴越国王。崇奉佛教，兴修寺庙佛塔，尽力避免战争，保境安民，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政局混乱，战争连年，而钱氏统治下的吴越地区能保持百年太平，人民生活富庶，佛教文化也得到保护，发展，这些都是钱鏐祖孙三代的功德。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为了避免战争伤害百姓，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后累受宋封，为邓王。）
　　1935年春，印光法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六年将届期满，苏州报国寺住持明道、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寿量寺住持德森，偕同苏州士绅代表张一麐、张根源及皈依弟子关合宜，曹崧乔等，于四月初七日齐往关房前吁请，要求大师出关后仍留苏州弘化。大师辞以年老力衰。旋经诸公沥陈大师驻苏以来地方种种瑞象，再三祈请，大师慈悲为怀，遂慨俯允。（见《印光法师年谱》第290页，1998年四川天地出版社）。
　　过了三天，至四月十一日，杭州浙江省佛教会主度钟康候居士到报国寺谒见老法师，坚请印光法师出关后移锡杭州。因印祖早先也曾说过，苏杭近在咫尺，如有机缘可以一往等语。但此时因为已经答允了苏州士绅之请，未便变更原来约定，所以对钟的邀请只得婉言辞谢了。
　　结束语
　　印光法师的研究和吴越佛教文化研究是互补的。就是既研究了吴越佛教文化对近代，当代佛教的影响作用，也同时研究了印光法师毕生弘化活动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以他《文钞》中提供的线索为依据，作进一步的实地调查考察。以前我们较多着重注意《文钞》中的书信部分。书信部分是印祖《文钞》的主要部分，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精警的开示以及有关念佛法门的根本要领。但在《文钞》中还有许多<论>、<序>、<跋>、<颂>、<赞>、<疏>、也具相当重要意义，切实地记录了当时一个地区的社会风尚，内容丰富，未可忽略。比如以考察研究吴越佛教文化为提纲挈颂，定能发现不少《文钞》中所未载的真实史料，当可以大为开拓和丰富对印光法师的研究。
　　二00三年二月十八日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