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宗教总体概览
元代宗教总体概览
一、佛教
蒙古国建立后,由于统治范围日益扩大,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各有所异,为达到"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卷202《释老传》)的统治目的,除供养萨满外,也赡养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僧侣。
当时,哈喇和林都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有庙宇12所,1247年有寺名曰太平兴国寺,海云和尚曾住此。1256年,和林兴建大佛阁(俗称大阁寺,又名兴元阁)。在今蒙古国库苏吉尔省阿尔布拉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在元代寺庙遗址上发现了一块丁巳年(1257年)所立的石碑,得知当时该地曾建造一座寺院,其名曰:释迦院。为蒙哥汗的公主一悉基与驸马八立托所建,目的是为蒙哥皇帝祝福。说明佛教已传播到了岭北境内较偏远的外剌部中(敖·那木南道尔吉《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元成宗时,晋王甘麻剌在他的驻地也兴建了一座佛寺。至治三年(1323年),泰定帝命岭北守边诸王彻彻图,月"修佛事,以却寇兵"。
元上都的佛寺林立,仅《元史》记载,竟达167座。在这众多的庙宇中,寺名可查的有天元寺、乾元寺、万安寺、南寺、龙光华岩寺、开元寺、弥陀院、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帝师寺(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
内蒙古哲里木盟喀喇沁右翼旗境内的大宁县,元朝属大宁路管辖,该县北7千米处有座七金山,山上有三学寺,始建于辽,元代更名为园明寺。大宁县境内庙宇众多,元代诗人有"城南多佛刹,结构自辽金"(张翥《游城南三学寺》)的诗句。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辽代名中京,佛寺也很多,其东南有兴圣寺,始建于金明昌六年,元代仍存。头陀禅院,亦名永安禅院,元翰林学士李磐撰有碑文。圆宗寺、盛圣寺、咸圣寺、崇宝寺、太子寺、楞严寺、护国寺、报圣寺、三皇庙、净安寺、传教寺、崔府君庙、东岳庙、城隍庙、白莲寺、三灵侯庙、镇国寺、义勇武安王庙、翠微寺、罔极寺、灵感寺、三学寺、昊天寺、静安寺、资圣院、会禅寺、镇国寺、灵隆寺等,始建于辽金,元代大多数仍存。
元代大宁路境内有林泉禅寺,元朝僧人无际撰有碑刻,知该寺建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精严寺、祥灵寺、护国西齐王庙、洪广寺、龙山庙、云峰寺、庆云寺、石将军庙、昭惠显灵真君庙、净修寺、圣峰寺、极乐寺、石柱山寺、熊山寺、兴教寺、浴室寺等,均系辽金时建,元代多数亦存。
今辽宁省朝阳县(原土默特右旗)西南有灵岩寺,始建于辽,元代仍存。大通法寺,有元人安思道《大通法寺上下院地产碑》,知该寺元代仍存。灵感寺、兴隆寺、天庆寺、卧佛寺、报恩寺、三学寺、华严寺等,均始建于辽金,元代大多仍存。又有东狱庙,元至正五年(1345年)儒学正徐潜撰《重修东狱庙碑记》。
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公爷府镇西北约3千米处,有龙泉寺,建于半山腰中。在寺的废址上至今仍有一石碑保存完好,上刻"大元国上都路松州南阴凉河川狮子崖龙泉寺常住山村地土周围四至碑"及"至元二十四年月日重修"等字样。废址中尚有另一块元代古碑,题为:"松州狮子崖龙泉寺住持慈光普济大师然公道行碑",碑文署有:"至正元年岁次辛巳五月建"等字。庙后西北方有古井,夏秋水溢外流,常年不枯,龙泉寺因此而得名。
今内蒙古敖汉旗古惠州旧址东南有东林寺,西南有兴福寺、神山庙,南有黄崖寺等,东南有古城寺、龙门寺,东北有十方讲院。惠州的惠和旧址中心有观音阁、崇德寺。始建于辽金,元时多数仍存。
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南面两河合流之平地上是辽朝上京遗址。巴林左旗的祖山上有辽太祖庙。均为辽金时的建筑,元代仍存。
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境内古木叶山上建有契丹始祖庙。翁牛特右旗遮盖山,亦名阿圭山,蒙古语为阿惠喀喇,有千佛洞,始建于辽。福田寺、广济寺、望京山寺、香台山寺、石峰山寺等,均始建于辽金,元代仍存。
在今克鲁伦河南面的博罗达布,有城曰巴喇河屯,译言虎城,有寺甚大,后殿有二塔,一为七层,一为五层。殿侧有庙碑,字多剥落,中间一二字可识,仿佛辽时之碑(张穆《蒙古游牧记》)。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的白塔村,元朝曰丰州,属汪古部的领地范围,境内多佛寺,有宣教寺、定林禅寺、荐福寺等。汪古部长孛要合的妻子阿剌海别奇,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日诵佛经"(《新元史》,《孛要合传》)。
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是元朝弘吉剌部按陈那颜牧地。至元八年(或说至元十年)按陈的孙子斡罗陈万户及其妻囊加真公主建城于此,定名为应昌府。城中建寺庙,名报恩寺,元人程钜夫为该寺撰写《应昌府报恩寺碑》。
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东南土城子村,是元代集宁路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寺庙的建筑物。发现的文物中有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铜铃两件,上铸梵文(关于佛教在元朝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请参见下一篇专论: 080 元朝帝师制度与元廷崇奉藏传佛教)。
二、道教
道教之派别颇多,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真大)、全真等新创诸派(其中尚有浑元教)。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获得了优越的地位,以致能在三四十年内,于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者,自然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年)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如筑道院于和林,扩建重阳万寿宫。此外,他们还刊行道藏,广度门徒。 当时"老氏之流,男女三十万" (《紫山大全集》)。
元代蒙古草原上的道院除和林外,上都亦有,崇真万寿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漠南汪古部领地内亦有,院名曰天宫院、兴福院。汪古部领主马札罕是一个虔诚的三教(儒、释、道)信徒。在今内蒙古喀喇沁右翼旗境内的金源有道院,名曰玉清观(辽统和二年建)、宁城县有华阳宫、五岳观、白鹤宫、云溪观(有元至正七年张道中撰《瑞州海滨乡周家庄云溪观碑》)、玉京观(有元至正二十四年《利州长寿山玉京观地产碑》,碑为李察撰写)。在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旗有栖真观、天成观、崇教院、隆祥观、重阳观、大清观、紫微宫、昭惠显真君庙、厅峪道院(有金皇统八年《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碑》)。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境内有灵峰院(为辽代开凿,有《灵峰院千佛洞碑》)。在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境内有祥峦院。
三、萨满教
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蒙古族自称它为博教(布和朝禄《蒙古族博教若干问题的探讨》)。古代曾在蒙古高原居住过的匈奴、鲜卑、契丹,今天的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满族等北方民族都曾经信奉过萨满教。
萨满教的祈祷经文、赞歌、曲唱词和祭祀仪式等,是由萨满教徒口传心授的,没有一部典籍记录它的始末源流。其宗教活动也是单独的。
萨满教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一直是蒙古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宗教信仰,对蒙古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蒙古人把自然现象神化,产生敬畏、感谢、依赖等宗教情绪。崇拜天地、日月、星宿、火、祖先等。萨满教正是在崇拜这些自然现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萨满教主要是祭天,还祭祖先、山峰、江河、森林、火等多种神灵,其信仰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分不开。
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最初由渥都干(女萨满)主持。信仰的神灵主要是女性,如渥都干腾日--女萨满神等。原始氏族社会转入父系后,萨满变为男性,仍有渥都干。萨满祭祀的天地,为"天父"、"母地"神灵。
蒙古人转入畜牧生活后,萨满教祭祀吉雅其——牲畜保护神。古代萨满教的祭祀唱词中有:"长生的青天赐生的青花母牛有乳汁"、"长生天赐生的黑花母牛的乳汁"。可见古代蒙古人认为牲畜是由天赐生的。萨满教信仰的吉雅其--牲畜保护神,就是牧马老人的形象。
萨满教的主导思想是"天命论"。它把天视为慈祥的主宰万物的长生天,称为"天父"。相信长生天能够安排一切、决定一切,有专门的祭祀仪式。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基于这种思想,教徒们相信"人有灵魂,灵魂不死"。
萨满教长期影响着蒙古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习惯等诸方面。有元一代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都以萨满主持祭祀,正如《元史·祭祀志》所说:"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蒙古巫祝之外,又有蒙古太祝,蒙古祝史的名目,其官职为司礼监官。每年太庙四祭,巫祝以蒙古语告神讫,蒙古太祝奉祝币诣燎位,献官以下复版位载拜,礼毕。蒙古巫祝或称蒙古巫觋。萨满教在蒙古统治阶级中很有市场,不少蒙古贵族酷信萨满,贵由汗皇后斡兀立海米司终日与萨满共处;蒙哥汗及皇族也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元史》卷8《宪宗纪》)。广大蒙古牧民亦酷信萨满教。[附图:元代钩窑香炉(1309年九月十五日造)]
四、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蒙元时代,中亚各族人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在这个时期随其信奉者遍及天下而传播到全国。伊斯兰教信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岭北地区有不少回回人,伊斯兰教也占有一席之地。据鲁布鲁克说,和林有两座"密昔吉"(礼拜寺)。不过,伊斯兰教在岭北蒙古人中没有什么影响。元朝蒙古诸王、忽必烈之孙阿南达(一写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阿南达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深为《古兰经》、祈祷和礼拜所吸引。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嗣立为安西王以后,遂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元成宗在位时曾反对阿南达的这种宗教狂热,但后来被迫向他让步。柯兹洛夫等人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发现的14世纪的礼拜寺遗址及波斯文残碑,亦证明当地的回回人一直在进行兴教建寺活动。至正八年(1348年)中山府(今河北省定县)的《重建礼拜寺记》中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兴教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
五、基督教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是在唐代。最初被称为"波斯经教",其教堂名为"波斯寺";唐代又称为景教或波斯景教。入元以后,基督教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由于9世纪以后聂思脱里教会自身长期衰微不振的原因,在该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随着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分突厥、蒙古部民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与此同时,因为蒙古西征时所掳回的战俘、工匠等人口中,有很多西亚、东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因为蒙古及元政权与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系,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东来,所以罗马天主教也在元代传到中国(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但其影响远逊于聂思脱里教派。元代早期文献沿用着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而在有关聂思脱里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常用"也里可温"一词。
元代管理也里可温教的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立的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卷89《百官志》五)。
元朝基督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徒者分布其间。
克烈亦特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在汪古部长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的阿伦斯木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后来在奉罗马教皇之命东来的天主教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影响下,带领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们的反对。在他被笃哇杀害后,改从天主教派的汪古部众又重新恢复皈依聂思脱里教派(《出使蒙古记》)。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可以说是在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麻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拜泥的儿子。麻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忽必烈汗的僧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里程内,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
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在战旗上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基督教的影响当由此受到削弱。在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发现聂思脱里教遗物,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聂思脱里教在活动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在蒙古人和汪古人中,有不少政治地位显赫者都与聂思脱里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本人就是虔诚的聂思脱里教徒。如托雷妻子唆鲁禾帖尼、阔里吉思之妻爱雅史丽公主、怀仁郡王火思丹之妻竹忽真公主,还有火思丹、田镇海、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与孛鲁合等(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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