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祭礼与民间宗教 的正式分流考述——从象数思维发展的角度（上）

内容提要：东汉时期，王朝祭礼和民间宗教（早期道教是其代表）正式分流，成为不同的信仰领域。王朝祭礼被纳入官方的“月令”礼仪体系，它的施行旨在保佑王政的顺利；以早期道教为代表的民间宗教也初步形成了理念、实践统一的整体，它旨在满足各种各样的个人需求。王朝祭礼和民间宗教的分流原因之一是因为两汉象数思维的发展形成不同层次的象数学，王朝祭礼吸收了阴阳五行和元气说，民间宗教则长足吸收了京氏易、谶纬、风角、遁甲等象数思维发展的新成果，并以这些统御各种方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成熟的神灵思想。这样二者正式分流成为理念、实践都不同的信仰领域。
　　关键词：象数思维、宇宙信息系统、王朝祭礼、民间宗教、早期道教、元气、方术
　　东汉是我国历史上王朝祭礼[1]大体定型的时代。东汉的王朝祭礼是当时国家级礼仪的一部分，它和其它礼仪（如合朔、读令、迎气等）一起，被编排进按《月令》施行的体系中，体现了希望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王政和谐的精神。跟西汉相比[2]，东汉的王朝祭礼被编入“月令”礼仪体系，是它本身旨趣渐淳、仪式规范化的反映。与此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最初萌芽，它是民间宗教从其产生之际经历上千年的发展[3]，至此终于形成自己的理念信仰、实践体系的结果。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东汉分流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东汉政治昏暗、社会不平等是读史者熟知的事实，本文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两汉象数思维的发展形成不同的层次的象数学，王朝祭礼和民间宗教分别吸收了象数思维发展的不同层次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考察二者的分流，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 体系的分流：象数思维的不同层次及“元气”思想的不同运用
　　象数思维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4]，它渊源古老，其代表为《易》。它的基本内容是相信宇宙万物由精微之“气”构成，它们及包容它们的时间、空间等都可以被解析为“象”（形象、表象、物象等）和“数”（数是宇宙万物处于平衡时所具有的一定数量和轨迹[5]，是一种特殊的象）两种要素，通过推测这两种要素在某一精致的时空体系（今人称之为“信息系统”[6]）中的位置，就可以推知未来，甚至使物体发生变化等等。从现代逻辑学角度看，象数思维所包涵的思维方式十分丰富，有形式逻辑思维，如演绎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有辨证思维，如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和谐与均衡思维；有直观思维，如模拟思维、功能思维；有形象思维，如意象合一，象数合一等[7]。但这还不足以涵盖它的所有内容，因为现代逻辑学是建立在西方时空二分式思维基础上的，象数思维却是建立在时空与事物一体的基础上。学者称象数思维为“易逻辑”[8]，它的内容十分高深而复杂，即使是现代也有待我们的继承和开发[9]。
　　两汉象数思维在古《易》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表现在它吸收了天文学、易学、历法等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知识，并将这些跟“元气”说结合，提出了更为精致的“气”运行宇宙图式。《淮南子》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已见其初步；孟喜、京房卦气说是其高峰，谶纬、数术则是其支流。这些包涵了象数思维的知识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大体说来，学官经师、通儒硕生（如董仲舒）所传为当时通行的阴阳五行说、元气说，这些学说构成了一个为王朝正统性服务的新宇宙理论体系[10]；民间易师（如孟喜、京房等）则在此基础上将象数思维发展到新的水平，其标志是创建了比古易更复杂的“信息系统”（详下文），并更注重应用。前者为在朝所用，以巩固君尊臣卑的政治体系，后者跻身入朝失败[11]，转入在野自我发展，王朝祭礼吸收了前者，结果是自身的系统化和进一步程序化；民间方术吸收后者，结果是民间原先自发产生的宗教跟方术结合，最终形成早期道教。因此二者在汉代分流的学术原因，最初是从采纳不同层次的象数学开始的。下文便考察一下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象数学对王朝祭礼、民间宗教（其代表为早期道教）二者体系的影响。
　　一 王朝祭礼对阴阳五行说、“元气”说的运用
　　东汉王朝祭礼继承自新莽，它吸收了西汉董仲舒以来的阴阳五行说、元气说。董子的这些学说则是吸收了自战国以来阴阳之气和五行说适合自己需要的部分而成[12]，但从两汉象数思维总的发展看，它还不是两汉象数学的最高水平，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反映思辩最抽象水平的《易》象数学，但就尊君抑臣、论述灾异而言已够用了。这类思想随着王政的变迁渗入西汉国家祭祀之中，并使之发生变化。但从祭礼格局看，西汉匡衡改革郊祀后，祭祀天地之礼的格局便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变化[13]，这种格局到东汉仅是略有损益，其主体格局仍然是吸收了董仲舒以来的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说的那种类型，这反映在东汉郊坛形制和王朝祭礼本身被纳入《月令》体系两方面，下文试图从这两方面具体考察王朝祭礼对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说的吸收。
　　（一） 东汉郊坛形制中的元气说和阴阳五行图式
　　东汉王朝祭礼吸收了元气说和阴阳五行说，可从其郊坛形制看出。《后汉书·祭祀》记的郊坛形制：
　　“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矮墙），重营皆紫，以象紫宫；有四信道以为门……”。
　　此郊坛俯视图为三重同心圆(内坛天地、中营、外营)，神灵在其中按规律分布，如下图：
　　图一：东汉圜丘坛示意图（采自詹鑫鄞《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第21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郊坛八陛和十天干、十二地支、五“气”形成对应如下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色帝的地支位置。按阴阳五行系统，黄应应居于中，但此郊坛黄帝的地支位置紧挨白帝，不居于中。这种分布跟五时迎气（见下表）时祭祀黄帝后土的日子在先立秋十八日，硬插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一年中的均匀分布一致。《后汉书·礼仪》记载五时迎气如下表：
　　这里祭祀黄帝后土的时间在年历中紧邻立秋祭白帝，跟郊坛上黄帝的地支位置紧邻白帝一致，这表明它吸收了从《吕氏春秋·十二纪》到董子的五方五色宇宙系统[14]中五行与五色的对应，但黄不居中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中间要让位给最尊的“天”。从郊坛五色帝有各自的干支位置看，这个系统已不是很粗糙模糊的水平，但跟京房卦气说比尚有差距，这表现在郊坛形制（见图一）并没有象京氏卦气图（见图二）那样将月份、十二地支、分、至等节气、八卦等统一在一个精密的图式中，尤其是没有八卦消息与时气的关系这一卦气说的核心内容，而是大体取神灵尊卑有序和各得其所之意，因此，它吸收的仍然是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说，只是略有纳甲内容（将甲子干支纳入）以安排神灵方位。
　　图二 京房八卦卦气图（采自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册第14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
　　（二）《月令》礼仪体系与阴阳五行说、“元气”说
　　东汉王朝祭礼吸收阴阳五行说和元气说的第二个表现，是王朝祭礼本身被纳入体现阴阳五行和元气说的《月令》礼仪体系。《月令》原是《吕氏春秋》十二纪，后被收入《礼记》，它对两汉对政治、社会生活、学术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5]。它的主旨是将王政看作跟宇宙、人体等一样的系统，以时、数等节度观念和“气”在阴阳五行框架中运行的规律，顺应时气安排生产和生活。《月令》思维归根到底也是象数思维——阴阳五行的构成和配伍是反映宇宙万物稳定及和谐规律的“数”；星象列布、物候变化是“象”，逆气则有种种灾异之象。《月令》中的“数”学（阴阳五行的配伍和构成）代表了战国至西汉初的最高水平，这完全能够满足王朝祈求政治和谐、生产顺利的目的。在东汉，《月令》中的礼仪被搬进现实，生产、生活诸礼被安排成一整套时间接续的仪式。东汉“月令”礼仪和《礼记·月令》关系如下表（据《后汉书》的《礼仪》和《祭祀》）：
　　从上表看，东汉基本上照搬了《月令》记载的礼仪，尤其是顺应时气的五时迎气、冬、夏至合音律、大傩出恶气等，它们的规律是或抑阳助阴、或抑阴助阳[18]，这是古人以比附的思维方式希望王政和谐的结果。郊天礼在这个体系中被安排在正月，跟《月令》祈谷[19]合。郊天时间在正月上丁，是取自《白虎通》“祭日用丁与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王朝祭礼本身被纳入《月令》体系，是其施行宗旨和《月令》反映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致的结果。而在《月令》中，这种天人合一是通过元气和谐运行，阴阳五行不发生错乱来实现的。王朝祭礼被纳入其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总之，无论是从郊坛形制，还是从王朝祭礼本身被纳入“月令”礼仪体系本身，都可以看出王朝祭礼吸收了阴阳五行和“元气”思想。正是因为吸收了这类知识，王朝祭礼乃至整体的“月令”礼仪在理念上才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古人相信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控制“元气”的流布运行，“天”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郊天是为了求得这种力量的保佑，它以模拟古代宗教行为的祷祠仪式来表达愿望（见下文）。
　　相比之下，民间宗教经历了另外一种系统化的过程，那就是两汉象数思维发展的最高成就——京氏卦气说及包涵这一内容的图谶等杂学最终形成新的“宇宙信息系统”和“元气”说，这些知识被民间方术长足吸收，而后，由零散方术、自发祀神等构成的民间宗教行为开始在某种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一个体系，最后形成早期道教的出现，下文便对之进行考察。
　　二 象数思维和“元气”说下的早期道教
　　在早期道教形成以前，民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自发的宗教行为，在早期道教产生以前，它一直停留在形式粗糙、内容简单的水平上。而象数思维的发展，尤其是其中的“宇宙信息系统”和“元气”说改变了这一情况，见下文。
　　（一） 东汉民间象数思维中的“宇宙信息系统”和“元气”说考
　　东汉时期出现了大量高水平的方术，如准确地占测天灾人祸，自如地挪移物品乃至自身，以及延年长寿、隐身遁形等，《后汉书·方术列传》有大量这类记载（见下表）。这类在常人乃至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异术在东汉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两汉象数学的长足发展为其提供了知识基础，这里略作考察。
　　东汉象数学的主体存在于当时的经学、谶纬、星占、河图洛书推步、灾异等中。这里的经学不是立于学官的经学，而是已孱入数术的经学，主要有孟氏、京氏《易》、韩诗等，已有学者注意到东汉术士多习此类经学[20]。《后汉书·方术列传》中部分术士通经、纬、方术者如下表：
　　以上学者所习可分为三部分：
　　（1） 京氏易和韩诗等经学
　　从象数思维所达到的水平看，京氏易是汉代易学的一个高峰，它通过八宫卦说[21]、纳甲说[22]、五行六位说[23]、卦气说[24]、消息说[25]等大大发展了此前的象数学。这些都是比起古易更复杂的象数学。它将十天干、六十甲子等均匀分配在六十四卦中，是将作为时间标记的要素（天干地支）以数学方式跟卦爻结合。黄宗羲称其为“伪象”，不如先秦古易淳厚[26]，现代学者有的则认为它机械、繁琐，并因理念预设的荒诞而导致失败[27]，其实这正是“数”的系统复杂化，引入天干、音律、五行方位等的结果。这表明它在“数”方面有了极大发展，建立了更细致的宇宙数理系统，其内容是以易的阴阳卦爻求其与干支、五行、五色等的相配，相比以前的古易，它存储的信息更为广泛，天文地理人体气象衣食住行乃至杂琐事物都可以通过“象”的模拟进入这一信息系统[28]，从而提高了占卜的细致程度。其次，它丰富了“象”的内容。阴阳卦爻在京房解释下有了相交、相荡、相和、消长、飞伏等各种关系，为判断卦象，确定“真相”提供了更复杂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占者只要通过这一复杂信息系统就能预知水灾、死期、兵变等事，因此被目为神异。东汉大量高水平的占测，正是在象数思维的完善提供了更复杂的“宇宙信息系统”和更精致的推演术基础上才出现的。
　　除了京氏易外，其它经学如韩诗、公羊春秋等也在这些异士所习范围内。韩诗为汉初韩婴所传，韩诗乃融贯诗、《易》（韩婴亦通《易》）之义达到教育目的之作[29]，其它如《公羊春秋》、欧阳《尚书》中无不孱入了灾异内容。从象数学角度看，这些经学是辅翼，京氏易则是主流。
　　（2） 谶纬图书、天官星占、河洛推步之学
　　谶纬图书、天官星占等学中，主体是谶纬。按《后汉书·樊英传》七纬为《易》纬[30]、《书》纬[31]、《诗》纬[32]、《礼》纬[33]、《乐》纬[34]、《孝经》纬[35]、《春秋》纬[36]等。谶纬的主体是迷信，学者认为它“眼光卑下、心灵污浊”[37]，但在当时它也是承载象数学的主要载体之一。它继承并发展了此前的元气思想和以八卦为基础的宇宙生成图式[38]，并发展了象数之学。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天官星占（从书名看有《礼斗威仪》、《书璇玑釿》、《春秋运斗枢》、《春秋文耀钩》等）、历法（从书名看有《诗推度灾》、《诗记历枢》、《书运期授》等）、算术（从书名看有《易乾凿度》、《易通卦验》等）等。这类知识的共性是把时间（其表现为历法）、音阶、卦象、星象等统一在一个神学体系中，以之推往知来或解释宇宙生成[39]，从象数思维的严谨程度看，它比不上京氏易，其中有大量“象”的比附乃至歪曲[40]。
　　（3） 其它如风角、遁甲、孤虚、望气之术
　　范晔在《方术列传》中概括到：
　　“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妖祥。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这里提到了多种方术。遁甲为依甲子干支隐身之术，孤虚据章怀注“孤谓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无干，是为孤也，对孤为虚”，即通过干支配伍时落单的地支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寻求占验结果，它常常运用于兵法中，《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望气为通过观察自然万物之气定吉凶[41]。这类是东汉象数学之末，但亦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共性是相信“太一”和“气”的存在，并认为天干地支或数字蕴涵了宇宙信息，在这些数字间推演就可以察知变化。之所以有风角、孤虚等不同式法就因为推数格局不同，其指导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三类知识的共同点一是相信“气”的存在和流布，京氏卦气说就是具体推演“气”在六十四卦中的分布的，谶纬、望气等无不例外；二是相信宇宙间有“太极”或“太一”这一经验无法认识的至高存在，纬书将“太一”说成神，《易乾凿度》中有太一行九宫说[42]，遁甲、孤虚都是将“太一”昭示的信息加以应用的图式。大体说来，京氏易、谶纬等的发展提供了复杂的宇宙信息系统，而风角、遁甲、孤虚、望气等则是应用这一图式产生的不同方法。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安排“象”、“数”等信息，因此象数学下的世界的图式则构成了当时所有方术的基础[43]。
　　所有这些知识背后都隐藏着可能神学化的倾向。早期道教正是在吸收方术的同时改进了“气”说和“宇宙信息体系”，并加以神学化，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使民间宗教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足以跟王朝祭礼分庭抗礼的水平，下文便对这一过程进行简要考察。
　　（二）“宇宙信息系统”和“元气”说影响下的早期道教
　　通过上文考察可以看出，经学、谶纬、风角、遁甲等中蕴涵的“宇宙信息系统”和“元气”说是方术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对“气”、“象数”有着比西汉官方经学更深刻的认识。这种深刻认识反映在早期道教的三大标志性著作[44]——《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正是吸收了元气思想和宇宙信息系统（表现为各种象数说），并从不同角度谈“气”的聚散变化上。如《太平经》认为“气”是宇宙万物化生之源：“元气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45]”，并以象数思维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如卷五十《移形试类相应占诀》解释各地人民草木异同原因：
　　“施有兄弟，以类相应和，五岳万里相应，其中事善善相应，贱贱相和……。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气，应为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书十百相应，地谶也。比其气相加，兄弟地也。其人民好恶同。又诸色禽兽草木相类，此即同气地也。以此分明，地审相应……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异者，其形异，是非正此也。”[46]
　　这里提到“类”、“象”、“气”等，并认为象同者形同，运用的完全是象的比附，夹杂一些粗浅的“数”的内容。其解释天灾人祸和“致太平”，也是建立在干支年历这类象数学基础上（详下文）。相比之下，《老子想尔注》更多谈到“精”、“气”，它认为气是人体之本，“腹者，道囊，气常欲实。”[47]《周易参同契》中提到“元精”，如“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元精者，是鼎中神灵真精，天地之元气也”，《参同契》又有“精气”，“干刚坤柔，配合相包……须以造化，精气乃舒”都是吸收了此前的元气说。《参同契》中还有精确的“数”学。如“子午数合三，戊己号称五。三五既和谐，八石正纲纪”，“子”为水（液体）为一，“午”为火为二，水火结合为三。而“戊己”按月体纳甲说为土，其数为五。“八石”即八种矿物，这里的数都有象征某种规律的意义，它跟化学知识结合以指导炼丹。
　　《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侧重的是“宇宙信息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太平经》中多符箓和神语，侧重社会理想；《老子想尔注》多养生语，侧重人体生理；《周易参同契》则以月体纳甲说解释丹炉内的时空和物质变化，侧重自然物质之变；但是它们背后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宇宙元气、万物之象和“数”的变化昭示着社会、人体、物质等宇宙不同系统的变化。在这样的思想下，原来各自发展的零散方术渐渐因侧重不同而归于不同的流派，这些方术互为补充，构成了某种理念信仰下的实践系统——挪移自如是身化为“气”离散聚合的实践；服气长生是对精微之“气”构成天地，可采以补己的实践；身佩“符”，是相信它代表了指导象数思维的“太极”的力量（见本文第三部分）。这些方术由更高的，对象数思维有深刻理解的经典统领，东汉的早期道教也就因此形成了符水派（如太平道）、养生派（如张陵天师道）等不同的流派。它脱离了此前民间宗教的世俗淫祀水平，成为一种能日益吸引才智异能之士乃至上层贵族的，集思辩、实践于一体的社会存在，跟立足王政并为其服务的王朝祭礼完全分流为不同的信仰领域。
　　下文便具体地从理念、实践两方面考察二者的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