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范仲淹与佛教之关系略论

一代大儒范仲淹与佛教之关系略论
　　范仲淹(898-1052)字希文,谥“文正”，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按宋代封谥的礼制,道德博洽曰文，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文正是对大臣最高的谥号。
　　范仲淹“游心儒术”[1]，“泛通六经”[2]，后人谓之“得圣贤之心”[3]。其一生行止，如治国方略、为官、治边、兴学等，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清纪昀评其曰：“贯通经术，明达政体”，认为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不尚空谈而在行动中体现了儒家之精神，褒扬其为“一代大儒”。后之学者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研究范仲淹亦为较多。但宋代究为儒释道三家思想共融之时代，虽从唐朝韩愈、李翱开始辟佛兴儒，其道绵绵不绝，为宋儒所继承，而终于形成“理学”。但佛老之说自魏晋以来浸染中国社会已达数百年之久，其间历经帝王倡导，自是深入人心。况且，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统治的力量。宋太祖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4]建隆元年(960)，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了生气。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佛教于时人的影响很大，如欧阳修所说：“夫老与佛之学皆行于世久矣，……二家之说，皆见斥于吾儒。……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趣常众而炽。”[5]
　　范公的母亲即信佛，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6]；其知交、同为庆历新政中的重臣又同遭贬谪的富弼也是入佛很深的佛教徒。范仲淹一生中与多位法师交往，于佛法中深有获益，从范公诗文来看，其思想中颇有与佛教相通的地方，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教教义汲取营养，壮大儒学了。所以笔者认为，若能从佛教思想的影响入手作一探讨，可能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范公的思想特征。
　　一、范仲淹与寺僧的交游与感怀
　　文人骚客多好游历山水名胜，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唐宋佛教兴盛，寺院众多，深山古寺本身就是一景，在山水之乐中一观古寺，亦助清雅之兴。范公在苏州和杭州做官时，游历寺庙最多，并常作诗纪游。他与多位僧人有交游(有记录者即不下十位)，有的交往时间颇长，如与日观、广宣大师的交往等。在人迹罕到的深山古寺，范公往往能体会到一种忘却世事、洗涤身心的感觉，在忧乐人生之外能找到一种逍遥自在和清净解脱的滋味。如他在《升上人碧云轩》一诗中写道：“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7]其《游乌龙山寺》[8]诗云：“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在万事不到之处，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灵妙。苏州灵岩山，曾是吴王夫差的离宫，有吴王与西施游乐的旧迹，后建寺。范公在游玩当中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历史沧桑感，而宗教的气氛又加深了他的感叹：“古来兴废一愁人，白发僧归掩寺门。”[9]意境夺人，颇有一点佛教中“色即是空”的意味。
　　与僧人的交往也能使范公对自己的人生态度作一番省视，帮助他看清世缘，提醒自己对世事不要太过执著。如《留常熟顶山僧居》：“平湖数百里，隐然一山起。中有白龙泉，可洗人间耳。吾师仁智心，爱兹山水音。结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来问无端理。却指岭边云，斯焉赠君子。”[10]面对牵于功名的文正公，智慧的法师以天上卷舒自在、来去自由的云来启示他。在《送真元二上人归吴中》一诗中，作者还表达了对归隐山水的向往：“归心不可夺，千里故园春。……愿结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范公一生坎坷多舛，官运蹇滞，虽少有大志，但由于常“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1]，屡屡忤上，于是几被贬谪。景祐三年(1036)，上百官图，指斥当朝宰相吕夷简任人之不当，并献四论(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讥指时政。吕夷简在皇帝面前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于是被撤销官职，谪知饶州。余靖、欧阳修和与仲淹“义兼师友”的尹洙也受到牵连被谪。这对范仲淹来说已经是第三次被贬降了。倘是一般人，对这样的连续贬谪一定是心怀不平，郁愤难消。但范公却受之坦然，一方面是出自“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12]的理念，另一方面饶州附近的佳山水和与僧道的交往也平复了他心中的忧情。庐山距饶州不远，不仅风景秀美，寺观也多，包括东晋时佛教领袖慧远法师所在的东林寺。与僧人的交往，使他更看淡了世间的荣辱和官场的沉浮，以一种任运随缘的态度来对待。其《游庐山作》诗中也写到：“五老闲游倚舳舻，碧梯岚径好程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黄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二、对佛教的态度及对佛教教义的领会
　　范公虽为大儒，倡行儒道，但他对佛教的教义并不像欧阳修、李觏那样排斥，相反还多有欣赏和吸收。庆历初，他在旅途中得到一本经卷《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藏经未录。他认为是“悟本成佛大法之颂”[13]，自称“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于是亲自为之作序，命府州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藏之。从这篇短短的序言当中，我们可以窥见范公对佛教的态度。首先，他对于佛教教旨及其特点是有着比较客观和正确的认识的，他在序中说此经的112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短短一段话，相当精要地概括了佛教的特点，并且对佛教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序又言：“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喻，开悟迷徒。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范公读经的重心在于“究诸善之理”，对诸佛菩萨救济群生的大愿和无缘大慈感受最深。这也是佛教教义与他的儒家思想合辙接轨之处。为善之道，范公一生均笃行之，常接济穷困，体恤军民，事例不可胜数。《宋史》谓之“泛爱乐善”、“为政尚忠厚”，载云：“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而且他颇有一点善恶均有因果的思想。他在给上官融写的墓志里言：“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皆重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必罹其凶……”[14]范公认为佛经“济生戒杀，诱善祛邪”，“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归于善。”归结点是劝人为善，而这一点与儒家的仁义思想是一致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完全有益于教化和治世，所以仲淹对此是极为首肯的。这正与宋太祖的看法一致。
　　佛教之大乘又提倡利及万物的广大慈悲心，不仅是人对人，对一切生灵皆要视为同体，所谓“同体大悲”，要为之拔除烦恼障毒之苦，给予幸福安乐。这与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无疑是相通的。仲淹少有志操，怀一腔“利泽生民之志愿”，而“行救人利物之心”，以为“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有爱民济世之心如此！正与佛教入世救度的大乘精神不谋而合。他所作的两首赋《用天下心为心赋》[15]和《君以民为体赋》[16]皆申明此意。《用天下心为心赋》建议皇帝“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后者则希望帝王能将人民当作自己的身体来体察、爱护和管理。范公此说真是将儒家的“仁”发挥到了极点。此前儒家之“仁”只是以己心度彼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与他人还是分割开的，但范仲淹将二者合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人我，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观点的启发。而“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前提是要做到“无我”，范公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在《上执政书》[17]中慨然而言的“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才能身处荣辱之中，屡犯雷霆之怒而毫不惜身，以一己之力变一代士风，如韩琦在祭文中所赞：“天下正人之风，始公辟之。”
　　虽然如此，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在现实中，他是以理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看待佛教的发展的。
　　如前所说，宋太宗从一开始即着力发展佛教。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72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余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寺庙数量的增加和寺院经济的发达，流弊渐大，主要表现为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增大了。天圣五年(1027)，仲淹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极论国家大事，书中对国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六项十八字的治国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 雄，明国听”，每一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后来庆历改革的内容，也不出这篇上书的范围。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书中云：“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结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如前所说，仲淹对佛教所取的一点在其劝人为善，这是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的。宋初禅宗盛行，高谈心性，仲淹觉得庶民百姓难以理解，不如前面所提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那样以善恶因果来教导人民更具有直观性和实效性。“君子弗论”的观点，与庄子说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这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他对佛教修道出家的看法，与汉魏以来儒家的看法并无二致，基本上是不太赞许的。其要求“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正与孔子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相仿佛。
　　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这些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进行管束，与孙复等人自根本否定宗教是不同的。
　　范仲淹终其一生身体力行弘扬儒道，开了宋代复兴儒学之先声。但是宋代儒佛互补的思想背景对他也深有影响，他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佛教的教义中吸取营养，补充儒道，丰富儒学的一些传统概念，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不过另一方面，范公对于佛教还是出于正统的儒家立场和政治家的立场，极端重视实用，对佛教最为首肯的是其劝善济世之道，与后世理学家吸取禅宗心学的内容补充儒学还不一样。
　　注　释：
　　[1] 《范文正公集》卷四《遗表》。
　　[2]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
　　[3]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四，徐有贞撰《重建文正书院记》。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5] 《欧文忠公集》卷三十九，《御书阁记》。
　　[6] 事见《范文正公集》卷一八《求追赠考* 状》。
　　[7] 《范文正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8] 《范文正集》卷三。
　　[9] 《范文正集》卷四。
　　[10]《范文正集》卷二。
　　[11]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本传。
　　[12] 《范文正公集》卷二《访陕郊魏 处士》。
　　[13] 《范文正公别集》，卷四《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下引文同。
　　[14] 《范文正公集》卷一三《上官君墓志铭》。
　　[15] 《范文正集》卷二十。
　　[16] 《范文正别集》卷二。
　　[17] 《范文正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