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运用神通的因缘

　　中国佛教运用神通的因缘

　　恒毓

　　保志禅师和佛图澄的神通故事只是众多在中国运用神通的高僧中的两例，但是，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对神通有一具体的感性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神通”一词来自于佛教，这里却怎么将其与道教相提并论呢？

　　其实，这正是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能离开道教而谈神通，并不是说佛教的神通来自于道教，而是因为离开了道教在神通问题上对佛教的作用就无从知道中国佛教运用神通的因缘。

　　具体说来，中国佛教之所以要运用神通，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同道教斗法的需要；其二，中国社会的需要；其三，当权者的需要。是这三方面需要的综合作用左右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更左右了中国佛教大家对神通的运用。

　　同道教斗法的需要是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伊始，道教同佛教的斗争便开始了，而且，一直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在二教的斗争中，起初是纯粹的斗法，后来发展为包括论辩、漫骂和运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在内的所有可以使用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佛教与道教都有神通，斗法始终是基本手段。据有关史料记载，道教与佛教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东汉初期。当时，佛教的入传、白马寺的敕建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冷落的道家信徒的嫉妒。以褚善信、费叔才和吕惠通为首的五岳十八观及太上三洞的道士共六百九十余人联名上书汉明帝，痛斥佛教之“虚诳”，请求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辨真伪。由于他们心诚意切，以自己的头颅为赌注。汉明帝便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下诏在白马寺南门外筑起两座高坛，令二教之徒当众焚经，以较法力。公元七十一年（即水平十四年）正月十五这天，“冶金”的烈火终于燃起来了！但见得，西坛上的道书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而东坛上的佛经、佛像却是另一番景象--其不但丝毫无损，反而在烈焰中放射出五彩光芒，照耀苍穹，遍覆众人。与此同时，摄摩腾法师踊身飞起，坐卧空中，广现神变；种种美妙的音乐从高空徐徐传来，无数馥郁的鲜花凌白云飘然而至……此情此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汉朝君臣莫不惊叹不已。本来信心十足的褚善信、费叔才为此大惊失色，竟自憾而死；其余的道士慌忙叩头认输，幸亏有两位高僧的慈悲，他们才讨得一条生路。由于对“胡僧”的所作所为心悦诚服，以吕惠通为首的道士约六百二十人便果断地弃冠投入了佛门。【１】此次佛门的胜利既扫除了佛教在华传播的最初障碍，又拉开了佛教同中国固有思想长期斗争的序幕，并在很大程度上剌激了神通在佛教中的存在。

　　中国社会的需要是说，中国社会一直对神通有莫大的需求，任何理论都缺乏神通的吸引力。从现有的史料看，至少从庄子时代开始，中国就有了明确的神人、仙人观念。关于神人，《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说：

　　“愿闻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溟’。”

　　这里对神人的描述过于抽象，还是《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说得具体：

　　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崭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戈兀、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这段对话明确描述了神人的一些特征：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显然，这些都是有神通的隐士的表现。后来成为道教所追求的东西。这种明确的神仙观念不应只是庄子的想法，在先秦，这种情况应当是普遍的，这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杂书中得到印证。秦朝时，秦始皇之所以要派人去东海求长生不老之药，其实正是这种神仙观念的集中体现。秦朝以后，黄老思想盛行，中国人普遍接受了道家思想，而同道家一脉相承的道教神仙理想也一直左右著千百万中国人的个人理想。这一点，从汉代人多以佛教同道教相得益彰的情况可以证明。而且，汉未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直到隋唐实现全国的大统一才基本结束了动荡的局面。在朝不保夕的岁月中，人们对神通的向往通常要比平时急切得多。《大佛顶首楞严经．卷第一》说得非常明确：“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贪，终不能饱。”理论的说服力水远都比不上实践的示范效应，保志禅师和佛图澄的神通效应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毕竟，从宗教和人类自身需要的层面说，再高深的理论都是无用的，只有切切实实的可以让人看得见的神通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

　　当权者的需要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当权者都对神通有所偏爱，而这对神通的运用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且以保志禅师和佛图澄为例。佛图澄因为石勒对神通感兴趣而又不信任何口头的说教，便设法以神通来降伏他。他不信孔孟，不信老庄，同样也不信佛教，但是，他却非常相信佛图澄。为什么？因为佛图澄有大神通，佛图澄能够使他的政治与军事避免损失。慧皎《高僧传．卷第九》在记述佛图澄与石勒的因缘时这样说：“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道术就是神通，可见时人是将神通视为道教的方术一类的东西。于是，便出现了他后来同石勒、石虎合作的种种神通之事。保志禅师虽然“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钖杖”，但他“言如谶记”，“后皆效验”，所以齐朝与梁朝的王公贵族都对他奉若神明，皇帝们甚至将其迎入皇宫，“居之后堂”。【２】

　　王公贵族对保志禅师和佛图澄的这种供养，与其说是佛教的神通吸引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本来就有的神通欲望得到了满足才提倡佛教。这样理解的理由是，史书记载说，东汉的楚王英与汉桓帝都是将佛教与老子一起供奉的，后来，随著百姓信佛的增多，笙融造浮屠祠广兴供养，佛教信仰才同道教信仰分开。佛图澄以神通感化了本来杀人成性的石勒、石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这说明，当权者的行为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示范作用，是他们对神通的崇拜促进了佛教对神通的重视。■

　　注　释：

　　【１】按：当时的官府还不准汉人出家，所以，他们很可能只是归信了佛教而没有剃发。但是从此以后，中国也便有了“真经（金）不怕火”之说。

　　【２】慧皎《高僧传．卷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