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中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

　　玄中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

　　第一届净土会议论文 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博物馆 陈梅

　　玄中寺位于山西吕梁山的交城县，是一座在中国佛教净土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寺院。净土法门在中土的传播与兴盛，是与玄中寺的三位祖师昙鸾、道绰和善导分不开的，他们倡导持名念佛，将净土信仰普及于民间，使净土一系发扬光大，蔚为一宗。玄中寺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公认之祖庭。日本僧人法然、亲鸾依据善导一系之学说再创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由此，玄中寺成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共同崇奉的净土宗祖庭。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佛教徒之间开展了多次交流活动，玄中寺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一、玄中寺与日本净土教派

　　日本有一个净宗谱系排列，所谓“三国七祖”。印度有二位祖师：龙树菩萨（公元2一3世纪）、天亲菩萨（公元4一5世纪），中国有三位祖师，昙鸾大师（公元476一542年）、道绰大师（公元562一645年）、善导大师（公元613一681年），日本有二位祖师，源信大师（公元942一1017年），法然上人（公元1133一1212年），日本佛教界认为：净土宗血脉，由世尊传诸龙树，祖祖相承，心心相续，以至今日，无有毫差。

　　我们知道，在净土宗祖师的排列上，隋唐及以前的净土教祖师，常以慧远、昙鸾、道绰、善导四大师为主。慧远法师在中国净土思想的传播过程中，确有开先河之功，但慧远所倡导的念佛法门主要是修持以观想念佛为主的念佛三昧，并没有突破印度禅法范围。它与后来昙鸾倡导的称名念佛为特色的净土法门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由昙鸾、道绰开创，善导集大成的称名念佛法门修持方法的简便易行，从而使局限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的佛教，广泛地普及到一般民众之中，为中国佛教史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随着净土法门的发扬光大，随着中国佛教的广泛传播，由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所开创的净土念佛道场玄中寺不仅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发祥地，也成为日本佛教净土系的祖庭。早在唐朝时，中国佛教的兴盛，就深深吸引了日本的僧人和佛教学者。贞观五年（631年），日本便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遣唐使团，他们不辞辛苦，来到中国学习。从公元631年到838年，日本派到中国来的“遣唐使团”就有12个。这些学问僧、请益僧把唐代的文化、包括佛教各宗思想先后传回日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各宗的创立者和开山鼻祖。随着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大量的净土宗典籍也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正仓文书在天平十六年（774年）写的《经书解》中有这样的记载：“观经正宗分四卷，沙门善道师撰，七十六纸。”这说明远在８世纪，中国净土宗大师的著作就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圆仁（793—864年）入唐求法巡礼，在847年回国时，便将净土三经亦带回国内，曾在比睿山建立了“常行三昧堂”。净土教在日本的兴起与天台宗僧源信（942—1017年）的倡导有关。他著有《往生要集》3卷。此书是日本净土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汇集了160余种经论中有关净土的论述，为日本净土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此书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奉为重要典籍，源信本人也被尊为日本净土宗的先祖。

　　日本净土宗实际是由源空创立的。源空（1133—1212年），号法然，他曾在比睿山延历寺学习，研习源信所著《往生要集》。据说，他第一次见到善导大师的著作，阅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时，便认为是“西方指南”，并说“西方行人，必须珍敬矣！”尤其对“称名念佛”十分信服。1198年，源空著《选择本愿念佛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说体系，这标志着日本佛教净土宗的正式创立。源空全面继承了善导的学说，并在正杂二行以及正助二业方面有所发展。他依据善导学说所创立的净土宗，在日本朝野影响很大。他对善导大师的崇敬之情真切地体现在“二祖对面”的传说中。据说，源空一日念佛困倦，不觉入梦，见一老人驾云而至，问及方知是唐朝善导大师，因净土当兴于日本，特来造访。源空闻听，当下领悟。醒时梦境宛然，特请一著名画师画出，留存寺内，取名为“二祖对面”图，现已成为日本国宝。

　　继承源空思想并又创立了日本净土宗的一个新支、即净土真宗的是其弟子亲鸾。亲鸾（1173—1262年）先在比睿山修习天台教义20余年，后改投于源空门下，学习净土宗。后来他撰写了《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6类，他坚持一念往生的立场，以“教行信证”来阐明净土真宗的教义，并对净土真宗作了全新的教相判释。此后的数百年间，与玄中寺一脉相传的净土教义广为流传，日本又有许多净土支派产生。

　　日本净土真宗并将印度龙树、世亲，中国昙鸾、道绰、善导，日本源信、源空，尊奉为净土宗的“三国七祖”。在这七祖中，中国以昙鸾为首，即昙鸾为中国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初祖。由于昙鸾是在玄中寺创建净土道场的，所以日本佛教净土派视玄中寺为他们的祖庭。

　　正是因为日本佛教是根据中国玄中寺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的“称名念佛”所阐明的教理和仪轨而创立净土教的，所以，日本佛教净土宗信众十分感恩于中国玄中寺三祖师的恩德，但长期以来，许多信徒并不知道玄中寺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1920年日本佛教净土宗僧人常盘大定来中国踏访佛教遗迹时，在山西交城县石壁山中终于找到了玄中寺，并写下一诗来纪念：“石壁山深一径通，幽溪穷处是玄中；鸱啼月蚀空广夜，赞仰鸾绰二祖风。”玄中寺的再次发现，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瞻仰、朝拜祖庭的热潮。从此，中日两国佛教界又开始了新的友好往来，玄中寺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成为联结两国人民友谊的黄金纽带。

　　1942年，常盘大定率领一个日本佛教代表团来到玄中寺，同中国佛教徒一道，联合举行了盛大的严修昙鸾大师圆寂1400周年及玄中寺奉赞大法会，并写诗纪之：“不堪廿五年前思，重到汾西悲昔游。菩萨余光犹可仰，溪声山色自悠悠。”此次随同常盘大定来主持这次法会的还有后来为中日净土教的友好往来作出毕生贡献的菅原惠庆长老。菅原惠庆长老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意、对净土祖庭的崇高敬意，从玄中寺带回一把红枣并种植在自己住持的东京运行寺，还把运行寺改名为“枣寺”。他为了使无尽的法缘，流布于四方，当枣树初长成时，特邀日本著名画家横山大观，把这株枣树画出，并请常盘大定博士述其因缘。博士为题一偈：“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枝一叶，皆是念佛。”并跋云：“虽是小树，象征日中佛教之友好关系。他年枝叶繁茂之时，日中佛教徒之传统友谊，必当增深累厚，愿拭目以待之。”这一份良好的祝愿成为日后中日佛教界践履的现实。

　　二、新中国成立后玄中寺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与此相应的日本佛教界的联合组织“全日本日本佛教会”也奉行政府政策与中国佛教界不予联系往来。事实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与中国佛教的交往多是由一些友好人士组成的佛教团体，也正是这些友好团体在这一段不正常的时期为中日友好交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了最为直接与重要的作用。

　　1957年，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日本佛教界经过协商组成了“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他们此行的缘起就是来参加玄中寺的庆典活动。所以可以说，在新中国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玄中寺迈出的是第一步。9月，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曹洞宗管长高阶珑仙为团长，以净土宗著名学者冢本善隆、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庆为副团长的日本佛教友好使节访华团一行16人，来到玄中寺，同僧众一起举行了庆祝净土古刹复兴和为昙鸾、道绰、善导三大师像开光大法会。此次交流活动的圆满成功，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玄中寺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好在它地处深山，远离城镇，加之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才使这个连接中日友谊的寺院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远在日本的菅原惠庆长老非常挂念祖庭的情况。而当时在日本流传着中国消灭佛教的说法，菅原惠庆长老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到玄中寺看看。1973年4月初，在玄中寺牡丹花含苞待放的时节，日本佛教净土宗以大河内隆弘、西川景文和菅原惠庆三位长老率领的访问团，在赵朴初居士、正果法师陪同下来到了玄中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玄中寺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宗教团体，这对当代中国佛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有了玄中寺中日净土宗友好往来的这一国际大因缘，才能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打响中国佛教对外交流起跑线上的第一枪。当年，当十几位日本净土宗友人一下飞机，就看到在停机坪旁有几位中年僧人欢迎他们，而且其中有他们熟悉的老朋友，他们非常惊奇，因为在日本他们听到的是中国已经消灭了佛教，寺院被拆毁，僧人被遣散。菅原惠庆长老十分高兴，激动地说：中国并没有消灭佛教。随即访问团来到玄中寺，又看到寺院保存依然完好，消除了原来的疑惑，不胜欣喜。据当时参加接待工作的侯进垣先生回忆说，日本客人在玄中寺住了一天，不停地录像、拍照，要把资料带回日本，向广大信众宣传，增加日本人民对中国宗教现状的了解，用事实消除传言产生的误解。这次接待工作完成的比较圆满，在返回太原的路上，赵朴老高兴地对根通法师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为我们中国佛教争了光。并强调说“当今佛教徒最重要的事情是保卫世界和平。中日两国友好，对亚洲和平就有保障；亚洲和平有了保障，对维护世界和平就是重要的力量。”他们回国后把在中国所拍摄的资料片起名为“中国佛教还活着”，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4年长老又带了几十个大学生前来参访。

　　1976年5月22日，以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为团长、武邑尚邦为副团长、松本大圆为副团长兼秘书长的访华团一行18人，来到玄中寺。上午9时，在大雄宝殿举行法会。赵朴初会长与道端良秀团长分别致辞。

　　1977年7月26日，赵朴初会长陪同由团长佐腾密雄、秘书长菅原钧带领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第二次访华团一行17人，来玄中寺参访。

　　1978年10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不久，以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会长稻岗觉顺为团长，日本净土宗教学局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副会长古屋道雄和日本净土宗大本山代表金田明进为副团长，日本净土宗社会局长饭田信中为秘书长，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理事长、净土宗教学院研究所长冢本善隆为顾问的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第一次净土宗代表友好访问团，参访玄中寺，并为三祖师举行法会。其时正值祖师殿开工扩建，为了表达日本净土信众对祖庭的眷念，代表团一行宿于寺中。次日清晨6时，代表团僧众做完早课，与玄中寺僧众一道挥锹掘土，为祖师殿奠基。半年后，95人组成的第二次友好之翼访问团再次来到玄中寺，在祖师堂内，举行了礼敬三祖师法会，并赠送《净土宗全书》一套。

　　1983年3月，菅原惠庆长老的部分遗骨在其子菅原钧为团长的护送团护送下，由赵朴初会长亲自陪同，来到玄中寺。朴老与护送团成员及山西省佛协根通法师、玄中寺僧众参加了由玄中寺明达法师主持的隆重法会。

　　2000年5月9日，千年净土古刹又迎来了140多位日本净土宗东本愿寺的参拜团员，他们是来参加大谷莹润显彰碑落成法会的。新中国诞生后，在日本最早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就是菅原惠庆、大谷莹润等佛教友人。1953年1月，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议下，主要由日本宗教界人士成立了“中国在日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大谷莹润便是委员长，菅原惠庆任事务局长。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些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玄中寺也不会忘记为两国净土文化交流付出心血的人们。

　　致辞回顾了大谷莹润长老在日本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 和送还中国劳工遗骨的义举，以及为增进中日两国友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认为：“显彰碑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佛教徒友好的象征，是中日两国净土信徒友好进程的新起点，它将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特意从北京带来了当年大谷莹润在街头募集“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的签名薄，并向两国净土信众展示了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

　　日本代表团团长、真宗大谷派宗务总长木越树以忏悔的心情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深感自责，并宣读了《表白文》： “我们对过去的罪责深感愧疚。今后将以大谷莹润师为榜样，以贵国的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诫，正确认识历史，决不重蹈旧辙。我们将遵循以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为首的净土七高僧传承弘扬下来的本愿念佛的教诲，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思想的差异，与全世界人民携手，沿着真正的和平友好大道坚定不移地大步前进。”

　　显彰碑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日本真宗大谷派所立，“大谷莹润显彰之碑”名由赵朴老题写。其碑文为：

　　“大谷莹润长老，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生于一八九0年，一九七三年去世，生前曾任日本真宗大谷派宗务总长，日本友好宗教者恳谈会名誉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出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忏悔，同时为了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大谷莹润长老在日本佛教界中，发起中日两国永不再战的运动，受到日本佛教界的积极响应。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大谷莹润长老顶着压力先后九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死难的中国劳工遗骨送还中国。大谷莹润长老的正义行动，不仅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在中国人民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尊敬，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高度评价。大谷莹润长老所作的事业，有力地促进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在交城玄中寺为大谷莹润长老建立显彰碑，就是缅怀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一辈人士，教育后人继承他们的遗志，弘扬他们的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做出不懈的努力！”

　　肃穆的石碑默默地诉说着大谷莹润长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的积极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人类幸福、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