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当代中国宗教论坛”论点述要

　　第二届“当代中国宗教论坛”论点述要

　　曾强

　　2009年2月20—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第二届“当代中国宗教论坛”，有来自全国11个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论坛安排了五个专场演讲和讨论，展示了一批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将以《中国宗教蓝皮书2009》的形式出版。现根据笔者对部分专家学者在论坛上演讲和讨论记录，作概略的介绍。

　　一、宗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中国宗教的三大板块

　　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教授作了《金融危机与宗教发展》的主题演讲。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他呼吁要从宗教问题意识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二是他提出了当代中国宗教的“三大板块格局”的判断。

　　卓新平指出，宗教信仰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以及信教群众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和发展走向的晴雨表。审视中国宗教，要从问题意识看待中国宗教发展。我们的宗教问题意识应有鲜明的时代感、现实感，以在认识、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敏锐、辩证来体现科学发展观。当前宗教迅猛兴起的“热浪”或“浪潮”的确也冲破了现有的法律界限和社会认可的秩序，导致了相关各个层次上政教关系的现实紧张和认识困难。这种宗教发展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带来哪些后果，宗教本身由此会不会因各种原因而受到冲击和限制，这些都是应该密切观察和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对中国宗教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卓新平提出，中国宗教存在“三大板块格局”：一是以“五大宗教”为主的核心板块；二是自发性的异军板块；三是模糊的信仰板块。卓新平指出，在日趋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经受着考验。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建构性”宗教正发生变化。首先，延续五十多年的“五大宗教”格局在当今宗教存在的实际情况中已被突破，“教内有派、教外有教”的态势正在萌发，“五大宗教”之外其他宗教的实际存在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其次，在当代中国开放性社会中已有“境内”、“境外”不同背景的宗教建构之共存，，它们相互影响、渗透和交织，或明或暗、忽隐忽现，增加了对其认知、辨析的难度。第三，“五大宗教”形式上的“集权”和建构上的“统一”正在受到挑战，各种“分权”、“分化”的努力已经公开化，形成彼此之间的竞争、对峙和抗衡关系。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亦出现了追求宗教“精神性”、超越其“建构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影响到“宗教市场”的基本格局，个人宗教追求、公民宗教意识正以多种形式来达其成熟，让人越来越多地领略到“宗教建构”之外的“宗教灵性”、“精神信仰”之存在，形成对以往宗教认知的“超越”或补充。此外，“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市场经济”的流动性，使宗教的发展更加充满“动态”。

　　二、儒释道三教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儒教研究的若干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把儒教当作宗教来对待。唐太宗时称儒教为圣教，儒教经典称为“圣经”。现在很多人把宗教当作外来语，其实从四库全书中不难看出，宗教是我国固有的概念。儒教的核心是信仰天、帝，把上天、上帝作为至上神，并以自己特定的方式事奉天、帝。上帝本是中国儒教的信仰，二十四史中有记载。儒教与基督教、佛教不太像，而与犹太教、印度教、神道教较相似。所谓的孔家店有太学、书院和孔庙三个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孔家店就已经不存在了，它是此前被自己打倒的。从20世纪80年代“儒教是否宗教”之争到今天，已有不少学者承认儒教是宗教。今天的民间信仰，其实是儒教主体废弃后的残余现象。儒教的文化遗产是四库全书，共3大部2小部。儒典是最大的典藏，佛典是儒典的六分之一，道典是佛典的六分之一。关于儒教的争论有三个阶段，分别以利玛窦、康有为、任继愈为代表。现在有人主张定儒教为国教，以此抵御渗透，我认为行不通。宗教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当年批示要批判神学，而没说要批判宗教。

　　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表示，他对儒教的价值有所认同。他对儒教作现象学、人文学的理解，不同于李申的对象化、认知性的理解。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是对文革的否定。对文化现象的命名，要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问题非常复杂。儒教的现代处境很难，文化互动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冲突。例如“诸神之争”，用市场化解决宗教问题是不现实的，儒教当前的状况没法跟基督教竞争。对于儒教，应以价值立场和学术方法来判断是内部还是外部。为什么要谈儒教，就是因为它在今天有用，儒教的民族性可以发挥文化认同和政治作用。今天不是有几个儒教信徒就可以了，必须有所承担。汉朝是阳儒阴法，现在用公民宗教的概念来描述儒教比较合适。佛教、基督教讲个人灵魂拯救，而儒教在这个方面很弱。民间信仰也是儒教的根。应把儒教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

　　(二)关于人间佛教的若干问题

　　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认为，人间佛教一直是佛教界流行的符号，以使其行为取得合法性。佛教产生于人间，要解决人间的问题，所以不能把神圣性和世俗性对立起来，用西方的概念和思维来讲中国的宗教是有问题的，必须根据佛教本身的特点来讲。他指出，当前整个社会在转型，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佛教由于自身局限性和历史包袱，其观念与变化的速度没有及时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这阻碍了佛教界人士对佛教未来发展的认识，找不到正确前进的方向。政教关系的调适不够，佛教界内部的调整也有偏差。佛教要依附于政府的领导才能发展，并且一直强调在政府领导下来发展佛教。佛教界的一种倾向是出家人一味地强调政治身份与政治地位，将他们的宗教身份放在了后面。佛教界内部缺少人才，没有理论创新。道风欠缺，思想涣散。当前中国佛教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个别恶性事件的发生，影响了佛教界在社会上的整体形象。中国佛教界与学术界应调整观念，勇于创新，为未来的佛教发展提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为未来中国佛教发展作更准确的定位。他提出，佛教要发展，要走向人间，最重要的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这应是当前佛教研究的思想指南。其次，信仰宗教的是人，研究宗教的还是人，神人关系的落脚点最终表达在人身上，研究宗教就是研究人的信仰变化与社会之关系的历史。第三，建立一套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可操作性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第四，当前仍要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第五，加强制度建设与道风建设。第六，努力做好普及佛教的工作。人间佛教是当前佛教发展的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

　　(三)关于道教发展的若干问题

　　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卡教授认为，道教的发展在当今社会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好机遇。首先，道教界出现了很多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弘扬自己的活动，如道教节、大型论坛等。虽然人员素质还未改变，但社会支持多了，曝光率增加，正面形象增多，改变了过去负面、被“糟蹋蹂躏”的局面，为道教发展提供了少有的机会。他认为，中国历史上道教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佛教，它的压力来自儒家官僚知识分子，表现在强烈的等级意识和排他性上。自唐宋以来，由于道教未引入官僚体系而未成功发展。直到解放初道教成为五大宗教之一，才获得与其他四大宗教平等的地位，其次，道教目前获得了发展的意义。作为传统文化，它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具有宗教平衡的功能。道教在历史上就起着平衡教态的作用，古代皇帝扶持弱势的道教，是为了抑制强盛的佛教，是基本的政治策略。例如台湾，道教相对自由发展，起到了抑制外来宗教泛滥的功能。在目前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该让弱者先行，即要使民间信仰上升、合法化为道教系统，壮大道教，以此来平衡宗教生态。道教也要抓住历史机遇，担当使命。

　　(四)关于企业宗教与“画家村”

　　世界宗教研究所何劲松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山东韩国企业招工以信仰基督教为条件。胶东有四五万家韩国企业，几乎都成了基督教传播点。在韩国企业，奉行信徒优先、发展信徒多者更优先的规则。它们在招工时把信仰作为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优先录用，如果你发展了很多信徒还能在公司中得到一定的领导职位。当地青年要想获得工作，自愿或不情愿地信奉基督教，并以发展信徒为事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这种宗教，陛企业对中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二是北京通县宋庄画家村背后的基督教组织。通县有个宋庄，人们称之为“画家村”，其中的画家是一些“北漂”，大多是中央美院的毕业生，因为就业困难而聚集于此。“六四”前住在圆明园附近，“六四”时被清理了一次，现在到了宋庄。由于生活艰辛，这些画家的心态大多不太正常，他们画画的格调要么是灰暗的，要么是血红的，都是比较极端的颜色。国外基督教注意到并看重这个群体，不断地接触这些人，有时也买一些画，逐渐地，这些人纷纷信仰了基督教。现在，这些人的画多以迎合西方口味、丑化中国人为主要内容。比如丑化毛泽东，把毛泽东画成矮胖、丑陋、滑稽的样子。这些画家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去做好事，如汶川大地震，他们也去献爱心。我们最担心的是背后有组织可能在操纵他们，这会使宗教信仰政治化。

　　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研究若干问题

　　(一)伊斯兰教“金陵学派”及其研究价值

　　江苏省青年干部学院米寿江教授指出，伊斯兰教过去没有什么学派，明中期以后内地伊斯兰教出现三个层次一是西北教派门宦，二是中原经堂教育，三是江南经典翻译。在西北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伊斯兰教成为回回民族的纽带。明清时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穆斯林居住分散，加上文化程度较高、回汉通婚较多和经商升官等的影响，伊斯兰教都市化现象开始出现，但人数二》，影响小。同时，教外的理解少，教内外双重压力促使其利用儒家思想解释经典，以儒诠经。明初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回族聚居区。金陵学派的思想来源，一是古兰经，二是苏菲主义，三是中国传统文化。金陵学派研究的当代意义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本色化。伊斯兰教自产生以来没有什么变革，但可以本土化。金陵学派几大作者在其书的序中都说，伊斯兰教的弊端很多，“识经者不识汉字，识汉字者不识经”，导致伊斯兰教可能消失。金陵学派为丰富伊斯兰教伦理宝库，用汉文表述，便于汉人阅读，有利于消除隔阂，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伊斯兰民族发展，一靠信仰，二靠聚居。但近年来，聚居受到了挑战，一是拆迁导致的聚居区缩小，二是人口大流动，出现伊斯兰“都市化”问题。都市穆斯林经济上较富裕，随着交往扩大，婚姻也发生了变化，初来时还去清真寺，过一段时间就不去了。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城市伊斯兰教转型的启示。

　　(二)中国穆斯林的流动趋势与挑战

　　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宇洁副教授对中国穆斯林的流动趋势作了分类，探讨了流动的推动力，分析了深圳、义乌穆斯林的沉淀条件，反思了穆斯林面临的挑战。从流人地看，穆斯林流动有四种趋势：一是近距离原则，二是向中东部、东南部地区流动，三是向原本没有穆斯林的地区流动，四是按性别流动分类。现在全国穆斯林流动人口约三百万，从西北到江南分布梯形减少。兰州、西安、西宁、乌鲁木齐、南京的外来穆斯林大量增加，上海、广州外来者较多，与国内人口流动大趋势基本吻合，又有独自特点。天津穆斯林的流出地主要是西北，以回族为主，90％为流动人口，男性占绝对多数。穆斯林流动的推动力主要有四种一是经济因素，二是特殊的语言因素(近年来阿拉伯语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上升，阿语学校为市场提供了翻译人才，广州的阿语翻译大多来自宁夏)，三是特殊的饮食因素(流动穆斯林从事餐饮业的占800％)，四是流动意愿和日常生活。由于工作压力大、时间少，导致一些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缺失。有—·定经济基础和闲散者才有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当地穆斯林对外来穆斯林有排斥，使其难以参与管理工作。流动穆斯林面临孩子上学、土葬等困难。是否沉淀，还有非经济因素。流动到西北城市的穆斯林更愿意扎根。深圳、义乌均有规模较大的穆斯林社团，但宗教活动场所缺乏。义乌只有临时场所。深圳有10万穆斯林，但只有一座清真寺，能容纳1000人。流动穆斯林的收入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穆斯林是一个多样性、差异性、地方性的人群。地方化特色成为流动的局限，社会变迁在力图打破这种局限。流动推动伊斯兰教传播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伊斯兰教素来没有传教意识，并且生存是信仰的基础，流动时往往先求生活，无心传教。流动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上千年的生活方式，从围寺而居的聚居到流动造成的分散，是对宗教管理的挑战。

　　(三)关于中国天主教问题的思考

　　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美秀教授《尊重传统理顺关系维护稳定》一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传统、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中国第一次自选自圣主教前的做法等三个传统应该成为今天对待和处理天主教问题的借鉴。要解决中国天主教存在的问题要理顺两大关系：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关系。在该文中，作者还针对中国天主教仍存在的问题，提出六大建议。

　　(四)关于中国基督教问题的思考

　　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教授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情况作了梳理。她说，关于中国基督教现状的研究是基督教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政策原因和文化根源，中国基督教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关系着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发展方向。相比较于佛教在历史上完成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基督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基督教发展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四方面：一是“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问题(“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关系问题，“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二是极端、异端和邪教问题；三是学生和党员信教问题；四是渗透问题。她提出两大建议：一是建立适应社会进步的、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二是制定弘扬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大文化战略。她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执政党应当创造新的价值认同来取代社会上的宗教价值认同，占领价值制高点，并以这个价值为标准充当一个诸宗教之间的协调入角色，以实现维护多元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目标。她提出四个对策：一是实行公平的市场准人规则，突破五大宗教格局；二是推进中国基督教“脱洋化”进程，实现“主归中华”；三是尊重文化主体性，实现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生态平衡四是弘扬中华文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四、关于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一)建议自主开展中国宗教现状调查

　　近几年，一些西方宗教调查机构和科研机构资助一些中国学者或独自对中国宗教进行或明或暗的调研，得出一些与中国社会和宗教实际相左的结论，被西方社会或媒体甚至少数中国学者引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应自主开展宗教现状调研，避免外国人对我国宗教现状进行不公正评价，牢牢把握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是这一代学者的重要责任。北大社会学系马戎教授说，我们的研究没有跟上社会和时代的变化，缺乏预见性，难以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主要原因是方法论欠缺，宗教学要与社会学结合，运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宗教。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教授指出，中国需要自己的实证研究。他说，中国的宗教研究大都在哲学系，而国外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宗教研究在中国一直是边缘化的，新世纪以来有了变化，近年来社科基金项目中实证研究的比重明显增旭社会学是在研究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当宗教不再是社会中心时宗教研究也不是社会学的中心了，现在宗教走向复兴，社会学介入是自然的。宗教所金泽教授指出，我们的实证研究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大规模调查缺乏队伍，都是临时性的，可否将调查队伍整合，提高效果，成果共享；二是信徒的标准问题，这关系到调查的准确性；三是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问题不是人数的多少，关键在信徒群体的结构状态、政治取09年第3期向、文化取向等，不能仅仅从人数上来判断四是横向比较很重要，研究某地的宗教状况，要和当地人口做比较，只有纵横比较才能说明问题。

　　(二)建议增强对高校宗教工作的认识

　　上海社科院晏可佳教授宣讲了关于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研报告。从2006年起，上海松江区和宗教部门联合对松江大学城7所大学的信仰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1／5的大学生信仰某种宗教(包括财神、民间信仰)；未信者对宗教有浓厚兴趣，将来走向不确定，将来信教的比例可能超过不信教的。校园里有很多机会接触宗教，身边信徒以基督教最多，获取信息途径呈现多元化，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倾向于理性化。大学生信教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经济因素，大学生信教与生活处境关系密切，受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很大，家庭富裕和贫困的大学生最易信孰二是与家庭关系和谐与否相关性很大；三是学校中的人际关系，信教大学生中18％的人同学关系不错，但缺朋友的高达30％。他建议，政府、高校和全社会要增强对高校宗教工作的认识。大学管理层往往不愿正面对待高校的宗教工作，对大学生信教问题持消极态度。大学管理层应该做的是正面引导，要对大学生加强宗教政策、宗教知识和宗教形势教育。最重要的是在政府管理部门与大学管理部门间建立沟通平台，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引导作用。

　　(三)建议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

　　世界宗教研究所叶涛教授宣讲了关于浙江民间信仰的调研成果。“浙江民间信仰国情调研”是2006—2007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与当地共同做的调研课题，目的是探究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的地位和作用。浙江社科联与宗教所共同商定，在温州、金华、台州的三个点进行田野调研。这是一个多方参与、规模较大的专题调研，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成果尚未发表。温州、金华、台州三个点情况不同，但民间信仰大量存在，非常活跃。民间信仰现象不仅是复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重构。城隍庙在义乌就有七八个，互争正统。由于当地没有道教协会，就纳入了佛教系统。在民俗学中，也有大量民间信仰研究，其中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占有很大一部分。赵县龙潭会倡导“龙文化”，被定性为民间文化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叶涛着重提到，对于民间信仰的属性问题存在名实之争，民间信仰具有民俗性与宗教性，其概念模糊。他指出，民间信仰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其信众、活动场所大大多于五大宗教。因此，对其宗教属性，我们不要回避，而要充分给予考虑。民间信仰需要正名，需要纳入宗教进行管理。因为文化部门管不了宗教问题，所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无旁贷。

　　(四)构建和谐健康有序的宗教生态

　　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副教授作了关于湘赣云宗教生态与基督教问题的演讲，其内容是在11个基础报告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宗教生态有三个特点一、基督教经历了稳步增长过程，目前总体上呈常态化发展态势，但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增长指数不均衡，不能简单地宣称发展过快；二、城乡弱势群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四多一低(老人多、妇女多、农村人口多、文化水准低)成为一个突出的普遍现象，这是累积的民生问题在特定阶段内集中发酵和附生的结果，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三、“三自教会”的组织管理总体上比较有序和规范，在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慈善方面具有相当积极的正功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一、“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基督教异端之间互相拉羊，蕴含教派冲突风险；二、“三自教会”官僚化和科层化，“家庭教会”的基要派、灵恩派色彩蕴含着社会管理的政治风险三、宗教事务部门在人员编制、经费安排、管理权限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宗教工作职能向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转化的能力，在基督教管理上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非良性循环。构建和谐、健康、有序的宗教生态，要有和而不同的新思维，要用开放的眼光拓展中华文化。要有传统继承与创新、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开放精神，也要有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和全球视野。宗教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其着力点在于充分发挥宗教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正功能，尽量避免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各级党政部门须在宗教自治与国家管治之间维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应该“万教平收”而非标签式的“以教制教”。既要防止宗教工作的政府失灵，更要防止宗教发展的市场失灵。从宗教界视角看，宗教文化安全的着力点在于确保宗教间关系、教内关系、教内与教外关系的和谐。

　　五、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一)美国宗教全景调查的启示

　　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考察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论坛的全美宗教状况调查。美国宗教全景调查结合了对数量较少人群的深度访谈和对较大规模人群的简单访谈，这种结合为美国日益多元的宗教状况提供数据和增进理解。调查是在年龄18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开展的，记录了成年人的宗教隶属关系。调查表明，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只有模糊的宗派身份。皮尤宗教与公众生活的美国宗教全景调查给中国宗教研究的启发：第一，要注重一定规模的量化调查，以保证情况了解的有效代表性。样本越小，偏差越大。假如美国人口以3亿计，则中国13亿人口可能要访问15万人的规模。美国调查是1人代表8571。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对4500人调查，1人接近代表29万人，这个差别的概率要大许多。这种达到不同规模的调查如果积累起来，将对观察中国宗教状况的变化提供—系列有重要价值的参数，对管理部门和学者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第二，量化问题设计的全面性。皮尤调查的结果提供许多新的发现，这与调查的问卷设计有很大关系。有些问题比较大胆，比如涉及到有宗教隶属关系者对其他宗教的看法，对得救道路唯一性与多样性的看法，有可能造成冒犯。问到对上帝、进化论的看法，也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第三，调查的客观性问题。皮尤调查的目的是为政府官员、学者和新闻界提供资料，调查者不对资料进行研究和深度诠释。实际上其提供的新资料也是一种提出问题的研究，对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美国选战时两派争夺选票有重要参考作用。另外，此份报告从纯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已经给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研究现代化急速发展进程中美国社会的宗教，有不可获缺的意义。美国皮尤论坛关于全美宗教状况调查的报告，除了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当代宗教状况和走向外，可能会引起我们在研究视角、方法、规模上的思考，以一定规模的量化研究为管理部门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认识基础。

　　(二)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影响趋势

　　上海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作了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的演讲。他认为，宗教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从美国外交史来看，美国外交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有两大转向，一是跨国价值观调查，一是宗教调查。美国人认为，跨国价值观调查比宗教调查更成功。从国际关系研究看，宗教与中美关系研究已成为主流，比较突出的著作有王栋的《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从国际调查公司来看，如皮尤调查、零点公司、贝勒调查、世界基督教调查等，都对宗教在美国政治或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做了调查。对于中国宗教问题，他们也争相发表数据，实际是争夺在中国宗教问题上的发言权。徐教授归纳出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七大趋势：立法化趋势、机构化趋势、国际化趋势、草根化趋势、联盟化趋势、媒体化趋势、安全化趋势。就立法化而言，“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历史上最全面的人权立法之一，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美国国会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也增强了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机构化主要是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永久性的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等，建立了全球范围报告宗教自由问题、认定所谓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以及有选择制裁等机制，对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已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国际化主要是指以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的形成。目前美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对我国采取了结合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手段的“多管齐下”政策。草根化指以争取所谓宗教自由为宗旨的新人权运动为广泛基础。作为草根运动，新人权运动与主要倡导所谓政治权利的老人权运动不同，其政治动员走国会而非传统外交路线，因此草根化与立法化是相对应的。

　　(三)探讨宗教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

　　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对宗教因素与国际热点，特别是宗教因素的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作了考察。他对目前宗教研究领域里的几种概念或提法的简单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并从“宗教因素”概念人手，讨论了宗教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首先，“宗教冲突”提法比较简单化。他从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书中发现，搞国际关系的人不大擅长界定概念。实际上，直接、单纯的宗教冲突不多见，影响也十分有限。真正的问题是，冷战结束后很多大的冲突都有宗教因素的背景，并且大多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宗教研究方法简单化。国内外宗教理论界或宗教学术圈外的一些研究有简单化倾向。如关于“宗教外衣”、“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概念给人以宗教可怕．的印象，往往把正常的东西消解掉了。第三，“强权论”、“利益论”简单化。宗教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利益，不能说人们信教是因为经济利益。第四，“宗教因素论”简单化。相对成熟的一种观点认为，大的事件都有很多因素交织而成，这看起来很全面，但对宗教的看法太简单了，把宗教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提并论，忽视宗教信仰的特殊性、独特性。张志刚抓住宗教因素概念，分析了宗教及其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一、积淀性。宗教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宗教影响并不是表面化的，而是沉淀于深层次的，潜移默化是宗教影响的常态。二、弥漫性。宗教信仰不但是信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注定弥漫于宗教徒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三、渗透性。宗教因素能够或明或暗地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因素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发生作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独立的因素，与其他因素并列，如巴以冲突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四、深层性。宗教从深层次和根本上影响信徒的行为。这四个特征可以影响宗教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功能。可以反省宗教世俗化理论以及宗教个人化、私人化的观点，它们都是孤立地看宗教。历史上看，宗教很少是个人化的事情。政教分离理论造成大量的误导，政教真的是分离的吗?理论与方法的反省，决定研究的着眼点。

　　六、热点问题观察中的新视角

　　(一)对台湾宗教的基本认识和新观察

　　中国社科院张新鹰教授发表了对台湾宗教的基本认识和新观察。他认为台湾宗教具有几大特点：一、宗教经济可观。宗教团体有上千亿收入，佛教、道教捐款多，天主教、基督教不动产多。二、宗教信仰的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强。藏传密法的神秘修行方法风靡；基督新教、灵恩派发展快，20世纪90年代后教会人员增长有比较大的跨越，从40万人增长到70万人；台湾社会民间信仰的功利化追求容易使信徒转到基督教中来，很多神秘修炼团体登记为宗教，这种传统与灵恩派特点相近，故其氛围有利于灵恩派发展。三、选举政治使人们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宗教领袖的政治影响多大很难说，目前在下降，特别是佛教。佛教过去跟政治的联系紧，现在力求中立化，以保持宗教形象；一·贯道比佛教好一点，作为道德指导者不去正面引导信徒的政治倾向，基督教·氏老会过去给人以台独团体的印象，现在因陈水扁受到质疑，政治色彩有所淡化。张新鹰还对台湾的宗教前景作了估计。他说，台湾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影响在—F降，特别是年轻的信仰者在下降，有些萎缩得相当厉害，特别是在城市，这些足以说明这几年基督信仰增加的主要原因。现在宗教领袖力图表明扎根台湾。看待大陆宗教和谈论台湾时，不能仅从宗教因素找原因，应更广泛。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台湾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分量占很大比重，每年高考古文占2／3，台湾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如果我们单纯从宗教角度考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官方传统文化教育比重调整、淡化，本土宗教影响下降，洋教影响力上升。

　　(二)西方视野中的西藏问题和藏传佛教

　　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授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西藏热。在西方人眼中，西藏是——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是莫须有的香格里拉，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一个实实在在的西藏何以会变成如此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拟空间?历史上西藏在西方被神话化的同时，也多被认为是食人生番的妖魔。20世纪80年代以后，妖魔化的形象开始退隐，被神话化为美丽的香格里拉的西藏开始成为西方的主流认知。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一部心灵史，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的西藏的热爱，而是对他们所虚拟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而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人为主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他们与现实西藏的交往。说西藏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说西藏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说西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标本，这听起来不俗，但无助于现实西藏的进步。只有去掉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那些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今日国人亦对西藏显露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把西藏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高原净土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