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佛教与道教

　　漫谈佛教与道教

　　<<耿林>>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一度被视为黄老神仙术的一种，佛教也自附于黄帝、老子，以与中国传统信仰结合，得到流传。东汉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化胡成佛的传说，宣扬佛道同源论或老子转生论。魏陈思王曹植著《辨道论》，对神仙术质疑。两晋和尚帛远与道士王浮之间进行佛道论战。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铺叙老子西入天竺变身为佛，教化胡人为浮屠，佛教由此而起，此经原为一卷，后人陆续增广改编为十卷。在历代佛道的斗争中，此经又成为道教徒抬高道教地位，贬低和排斥佛教的论据；但当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定影响，较早的佛教理论著作《牟子理惑论》反对化胡说，认为道不如佛。近代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在他所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中说：“我认为老子变成释迦和老子教化释迦，也许都是为使中国社会接受佛教才提出的权宜之说，或者说，最初是佛教方面提出来的。”

　　一

　　自两晋南北朝开始的“老子化胡之争”，旷日持久。既互相责难，又互相融摄。南朝刘宋泰始三年（四六七），道士顾欢作《夷夏论》，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传入华夏，此说影响很大。为此，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撰《与顾道士析夷夏论》，朱昭写《难顾道士夷夏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等展开论诤。影响所及，上至朝臣奏疏，下至世俗论述，皆有牵涉。北魏孝明帝时，僧昙无最曾与道士姜斌在宫殿中辩论。结果姜斌被崇信佛教的孝明帝发配马邑。隋唐时，化胡之争仍在继续。沙门彦宗作《辨教论》一卷，共廿五条，斥老子化胡说。唐显庆五年（六六○），沙门静泰、道士李荣等奉诏在洛宫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武则天天册万岁二年（六九六），福光寺僧慧澄请毁《老子化胡经》未成。唐神龙元年（七○五），诏僧道集内殿定《老子化胡经》，沙门明法据理力争。九月，下诏禁毁，违者治罪。洛京大怛观观主道彦等上表争辩，敕曰：“道、德二篇，空、有二谛，莫不敷畅玄门，阐扬妙理，何假化胡之为？方盛老君之宗？”不许所请。但此经仍有流传。元代宪宗、世祖二朝，僧道曾多次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敕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尽行焚毁。《老子化胡经》列焚毁之首。佛道化胡之争遂告一段落。

　　北魏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在礼仪方面采用佛教，同时却开创了新天师道。道教不仅以皇帝为保护人，而且因皇帝的崇信，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南北朝时，在江南，宋出了个陆修静，梁出了个陶弘景，完善了道教理论并整编经典。陶弘景还开创了茅山道。这样道教势力的增强必然与当时新兴的佛教发生对抗，出现几次反复，但却又互相融通，争取共存。据《弘明集》卷六载：和顾欢同时代的张融写了《门律》，提倡佛道二同一论，但他把道看做“本地”，佛是“垂迹”，显然是站在道教一边的。《三论宗》的作者周颙对张融写的《门律》加以反驳，提出儒佛一致论。孟景翼撰《正一论》也提倡佛道二教合流。梁刘勰作《灭惑论》对张融后来写《三破论》进行驳斥。

　　三国东吴支谦译《瑞应本起经》中所说的本生谈，引起了当时的化现思想。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相反，佛教经典《清净法行经》也出现了“三圣化现说”。这经虽失佚，但僧顺的《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十九条》中曾加引证，道安的《二教论》也有述及。据说当佛陀派遣三个弟子来教化震旦时，称儒童菩萨为孔丘，光净菩萨为颜渊，摩诃迦叶为老子。在僧祐的《失传杂经》中也记载著《清净法行经》中也记载著《清净法行经》，隋彦悰则把它列为疑经。关于佛道二教争论而又互融的资料收录于北周甄鸾的《笑道论》、道安的《二教论》、僧祐的《弘明集》、道宣的《广弘明集》和《集古今佛道论衡》、法琳的《破邪论》、神清的《北山论》等，请参阅。

　　二

　　三世纪中叶，西域僧康僧铠译的《佛说无量寿经》中曾将佛教称为“道教”。汉译经典况也常把“菩提”译成“道”，“四谛”有道谛，“八正道”为八大正行，“三十七菩提分法”称“三十七道品”。《杂阿含经》第二百八十七经说：“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谓八正道。”《国清百录》卷三载：杨广（隋炀帝）为晋王时曾撰《敬灵龛文》说：“菩萨戒弟子杨广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这所说的“道教”，就是佛教。学习佛法，通常称为“修道”。禅宗的《临济录》中也说：“真学道人，并不取佛。”可见佛教的教义和思想给予道教的教义和思想影响很大。梁陶弘景编的《真诰》中也有：“入增城山中学道”、“学道得仙”等记载。在道教形成后，不仅引进了佛教教义，而且采取了佛教仪规和称谓。如道教徒奉为常课的《清静经》说人的心神本常“清静”，但为外欲牵扰。并说“心无其心”、“形无其形”、“物无其物”、“无无亦无”、“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等道理与佛教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净则土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观点如出一辙。道教全真派引进了佛教百丈清规的“十方丛林制”，称主持人的静室为“方丈”，宫观执事职称为住持、监院，斋坛为“道场”，器具为“法器”，拜橙为“蒲团”，在家道士为“居士”等，给人的印象是道教已逐渐在佛教化。

　　佛教对道教的影响，大致可分这样三个方面：

　　（一）接受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的思想。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士大夫由于传统思想的支配，对外来宗教的教义感到惊奇，他们有抵触的是：１、认为一切万物不存在自己实体的“空”（自性空）；２、认为人不仅现世存在，而且与前世以及后世相连，即因果相续通三世；３、认为现世所造善恶业因，决定来世的果报，在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等六道中轮回流转。但在长期的论诤中被融化摄服了。茅山道创始人陶弘景在他着的《真浩．阐幽第二》引进了因果轮回思想，他写道：

　　“天地间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寻之，此幽显中都有三部，皆相关类也。上则仙，中则人，下则鬼。人善者得为仙，仙之谪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复为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环往来，触类相同。正是隐显小小之隔耳。”

　　在《真诰录》中，陶弘景又写道：

　　“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华》，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镜。此三道唷以包括万象，体顝玄明。”说明他对《妙法莲华经》备极赞扬，上引的“人善者得为仙，仙之谪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复为人。：：循环往来，触类相同。”表明他接受了佛教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思想。

　　（二）容纳佛教“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教义。道教最初是以“道”为信仰，沿袭方仙道、黄老道等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认为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成为长生不死，化为神仙。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制订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如《庄子》中所说返俗全真的“真人”，具有“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高独善其身非政治的人格的特征。传入中国的北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批评道教只顾自利，不讲利他。为了弥补这一缺点，道教引用基本经典《道德真经》中《老子第二十七章》中说：“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以及《南华真经》中《庄子》的：“圣人之治也，治外乎？”“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等论点，来强调道教“兼济利他”的宗旨。现行本《道藏》收有《原始无量度人经》、《救苦经》、《业报因缘经》等经，那些“度人”、“救苦”、“业报因缘”等名词都是从佛教中引进的。大乘佛教强调行“菩萨行”，其内容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尤其“广度众生”是“一生补处”最后身菩萨必需成就的。以上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道教经典，置于《三洞四辅》五千余卷组成的大部《道藏》的头谈部份，显示了重要性，可说是容纳佛教“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基本教义的见证。渊源之深，不言而喻。

　　（三）继承佛教“荐度亡者”的形式。道教原是以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为目标的，不太讲究死后境界。如魏晋时代天师道信徒王羲之在《法书要录》中说：“有始有卒，自古而然。”“其时已至，死不可以智力救。”道教认为“羽化登仙”与“尸解仙”是表明修道者要进入神仙世界，必须以“尸解”即肉体生命为条件。而佛教则主张“生者必灭”、“唯识不灭”。提倡“中阴身救度法”，后来梁武市时，沙门宝志编成“水忏”、“大悲忏”、“水陆法会”等仪规，以修行、诵经、拜忏的功德，荐度亡者。陶弘景最先接受这一思想与内容。他在“真诰．阐幽微第二”中写道：

　　“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生之望，养其浩然，不营富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进，以三百年为一阶。”把佛教死后的世界、因果报应的道理，死者的济度与生者的供养供德相结合，全部继承下来。陶弘景死于五三六年，四十年后即北齐后主武平七年（五七六年），有《孟阿妃造像记》碑文记载：

　　“清信弟子孟阿妃，敬为亡夫朱元洪及息子敖、息子推、媳白石、媳康奴、息女夏姬等，敬造老君像一躯，今得成就。愿亡者得离三途，永超八难，上升天堂，为侍道君。”

　　这的三途，就是指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八难就是指见闻佛法有障碍的八难处，除上述三恶道外，还有北俱卢洲、无想天、盲聋喑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三恶道众生，因业障深重，难闻佛法。北俱卢洲人，福分很大，但不晓佛法，不能了生脱死。盲聋喑哑的人自然见闻不到佛法。世智辩聪就是有“小聪敏”的人，自以为得计，不肯虚心踏实学道，甚至还毁谤佛法。佛前佛后都见闻不到佛法。“三途”、“八难”、“生天”、“荐亡”都是佛教用词，被道教所继承，从此碑可得见证。斋醮中的礼忏、念诵、祈福、消灾等内容仪规，相当部份是从佛教引进。

　　至于佛教受道教影响，大致也有这样二方面：

　　（一）影响佛教“神”化。原始佛教破除神权与阶级制，祭祀与咒法，把人类的合理生活，确立于社会关系，彼此应尽的义务上，显示了“人间佛教”的特色。佛是人，不是神。佛教不是重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也不是学问的。但佛教传入中国就被“神化”了。晋袁宏《后汉记》卷十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六《四十二章经序》中也把佛称为“神”，还把天上的“神”描绘成管理“下界”的“天神”。这是受道教影响的产物。道教认为，神仙有不同的品位，各有其神通，相成相依，形成无所不能的神力。在中国传统神权思想支配下，佛教就把佛神化了，形成神佛不分。

　　（二）关于“佛性论”的融化。印度的佛性论据《大般槃经．迦叶菩萨品》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又说：“非佛性者，所谓一切壁瓦石无情之物。离如是无情之物，是名佛性。”但道教《南华真经．庄子》《知北游篇》中却提出“道无所不在。”就是说根源的真理寄托在一切物之中，也包括植物和无机物当中。被奉为中国天台宗九祖的湛然在他所著《金刚錍》中提出了“无情有性”的宗教世界观，曾引起当时佛教界的震惊。他也引《槃经》说：“众生佛性，犹如虚空，非内非外。”既然“虚空非内非外，一切处有。”就不能区别或分隔为“有情之物”与“无情之物”，应当包括壁瓦石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性论可说是受道教“道无所不在”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着明显不同之处。

　　三

　　综上所述，可见佛教和道教在长期论诤中得到互相融摄、互相促进。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两股重要的思想潮流。魏晋时期，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合流，丰富了后期玄学的内容。隋唐以后，佛教各宗派各自对佛典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并且相互弥补和贯通，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理论体系。道教徒为寻求“道法自然”，在探索方术中，客观上对医学、化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真元妙道要略》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火药试验。道教对中药理论、气功、养生之道等做了成就，都是值得重视的。在此，衷心祝愿两教团结合作，为度人利生的共同事业，继续献出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