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儒、佛、道”三教文化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有史可考的夏、商、周直到今天，酒始终与国务活动紧密相连。今天标志不同级别的有“国宴”、“便宴”、“鸡尾酒会”等，而古代同样有各种规格的宴饮，并且是礼法和国体尊严的体现。儒家对次极为重视，认为是教育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佛教是反对饮酒的，无论在家、出家，都一律禁止饮用。对于酒的定义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酿成的；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酿成的；而在上述二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的。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酒。又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酿成者称为杂酒。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酢、酒糟，皆在禁戒之列。

不过，佛教徒亦非绝对地不可饮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须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痿不调的僧人，也并非不可通融，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尽管具体问题可具体分析，但是“不饮酒”作为行为指导规范的戒律本身却从未动摇，反对饮酒、禁止信徒饮酒的主旨始终一以贯之。

道教是现存的中国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是在继承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主要是道家学说）、殷商以降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与中华传统文化浑然交融为一体，但又独具有风骨。

早在道教形成之前，中国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中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征，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神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员，称为“酒人”。因此，直到现在全真道中仍有“道不禁酒”的说法；有的受过“大戒”的道士也只是吃“小荤”——吃酒、葱、姜、蒜、蛋、奶等，而且酒是可以作供品的。

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金代全真道兴，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为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成》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

其实，道教历代仙真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像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等。金代王重阳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他于金天眷初（1138年）曾应试武举，考中甲科，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然长期任征酒小吏，卒未能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年）四十八岁时，自称于甘河镇酒肆中遇异人，饮以神水，授以真诀，自此假装疯颠，自号“王害风”，弃家入终南山南时村穴居修炼，开始了他立宗创教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著名道士李涵虚是丹道西派创始人。他自小颖悟，年青时善琴、嗜酒，陶醉于诗词文赋之中，堪称诗酒中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轻·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