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追求

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追求
　　——塔尔寺典型研究之二
　　普日哇、圈启章、完玛冷智
　　一、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文资源与现实基础
　　塔尔寺是个自成体系的群众性社会组织，从其群体成员、社会形态、文化内涵、发展态势各方面看，都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丰富资源和深厚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七性”：
　　1．政治方向的进步性：塔尔寺宗教精英多，包括活佛、佛学者(格西)、僧侣企事业家以及医药、建筑、绘画、雕塑、木刻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等。其30岁以上活佛中，除3人外都在县以上政协等组织任职，包括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省佛协会长；10名外来学经活佛和僧侣代表人物也在相关群众性组织或民间团体任职。这些宗教精英，政治表现和思想态度进步、积极和正直，对现行社会制度满意，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热情高，重视同党政部门或领导建立经常性友好合作关系，努力服从祖国统一大局，服务经济建设。僧侣由多民族构成，却以信仰相；结盟，以佛法为纽带，承认“四法印”、崇信佛教的至上价值，实践佛教戒律和仪轨，普遍视为“佛教徒”，其宗教身份居主要地位，民族认同感次之，各民族、各地人的关系处于最佳的协调状态，以最和谐的方式求同存异，大同趋于高限、小异趋于低限，人们之间没有民族偏见，没有因民族文化心理或风俗习惯引发的矛盾，各民族团结和睦，人心思稳。
　　2．文化资源的多元性：藏传佛教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承继了藏族传统科技文化的最高水平。塔尔寺作为宗喀巴大师诞生地、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历来有政界要员、宗教名流踏足，造就了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宗教文物、三绝艺术、庙宇建筑、民间工艺、藏医药、佛教印刷品等，以教徒与信众的广泛接触为基础，神圣的宗教文化和大众的民间文化交融交叉，各类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作为近700名宗教知识分子集中的社会团体，其文化精英是多民族、多层次、多专业的，也有不同的心理素质和文化背景。作为客体的文化形态和作为主体的宗教精英团队，无不表现出塔尔寺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有效配置宗教文化与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保持和发扬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优势，乃是藏传佛教适应社会的独特资源。
　　3．宗教活动的开放性：宗教活动恢复开放后，塔尔寺彻底扭转了过去的封闭性，提升宗教、文物保护、旅游接待等综合功能，每年分别有数百万元的门票、香火及自养收入，寺僧们切身感受到对外开放的实惠。以扩大开放为前提，经济利益为动力，自觉调整发展思路，进一步跟随时代加快开放，以求同开放社会的广泛适应。活佛、法事、酥油花、神舞等，成为树立寺院的晶牌和窗口，祈福降灾、供千灯等选择了便民的和多渠道的服务方式，非信仰目的的参观同样不会拒之门外。以佛教的博大宽容为基础，活佛和僧人努力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政界要员、企事业家、知识分子、影视明星则为其重点交际对象，各民族、各语种、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有可能加入其关系网，包括以往难以容忍的“异教徒”，寺院与社会之间信仰性的“供施关系”只是群体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且相对不稳定：受地位、名利、财富等世俗欲望的驱使，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很开放和多样，除了宗教方式，还有文化学术的、经济贸易的等多种方式，对寺庙和社会有利的合作交往关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4．教义戒规的宽容性：格鲁派虽是教条系统化、戒律最严的宗派，严格约束和限制沙弥、比丘的衣食住行言思，甚至对说话声音、走路姿态、袈裟穿着等细节也有明确的要求。随着寺院的开放和僧侣视野的开阔，不少活佛、僧侣的宗教观、价值观、伦理观发生变化，社会的、大众的和科学的宗教观渗透到其思想意识中，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玩耍嬉笑、昂首阔步、任披袈裟等平常行为是破坏戒律，有些僧人着俗装、开车等，保守主义者也不认为那是佛法的绊脚石，对教义教规的宽容显然取得了空前突破。这种宗教心理的突破基于社会时代的变迁，并将继续步入新的境界。塔尔寺220多人兼职于11个企事业单位，既有宗教身份、参加宗教活动，又扮演社会角色、承担相应工作任务，人们不再认为这部分僧侣己丢弃戒律，却能够容忍甚至赞成教徒从事社会工作。宗喀巴确立的严格戒规，就在养育大师的这片故土，没有宗喀巴一样的改革领袖指引和领导改革实践的前提下，以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逐渐地、自发地演变着。
　　5．群体成员的广泛性：从地域、民族、语言、习惯、文化水平各方面看，塔尔寺有广泛性和差异性。现有15位活佛，来自西宁市、海东、海南、黄南、海北、海西及甘肃省甘南州。·697名寺僧和学员，以藏族为主体，具有多个民族成分：藏族459人，土族176人，蒙古族45人，汉族12人，其他5人；主要学习和使用藏语，还操蒙古语、土语、汉语或英语。僧人们分别来自青海各州、地、市以及内蒙古、新疆等省区，籍贯多样化。根据寺院的不同需求和内设机构，僧人们又分布在四大扎仓、医院、敬老院、自养企事业等，学经、修行，从艺、行医、经商、导游等工作，表现为职业的多样性。僧侣的文化结构也是多样性的，文盲占10％，小学占45％，初中占35％，高中占10％，其中有的就读普通学校，有的接受民族教育。入寺后有20人参加社会教育、留学1人，同时所有人接受着严格的宗教教育。
　　6．社会工作的参与性：宗教作为一种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实体，包括文化场所、宗教活动、信仰人群等现实的社会现象，也必然与社会其它层面、人群发生多方面的联系和作用。塔尔寺的活佛和僧侣不仅参与基层选举、政治协商等政治活动，也参与公益救助、环境保护、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和经济建设等社会事务：寺院有网站，手机普及率高，信息畅通，经常通过宗教信仰、学术文化、经济贸易、民间交流和慈善公益等多种渠道，与社会各方面保持广泛的联系，不少上层代表人物也担任着很多社会职务。对社会形势也比较敏感，如“非典”疫情发生后，塔尔寺迅速组织力量翻译、印发了大量防治“非典”的藏文宣传资料，”其行动先于政府和科研单位。寺院还自筹资金修建藏经阁，整理古籍目录提要，积极做好文物保护和宣传，自觉开展寺庙殿宇捎防安全工作，等等，其事务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表现出对社会工作的广泛参与。
　　7．事务管理的自觉性：塔尔寺能够将政策法律规定和宗教戒律仪轨相结合，传统“甲邮”和现代规章制度相结合，传统法系层级管理和现代民主管理相结合，努力寻求适合现行社会模式的硬权利效应，完善寺庙管理的新体制、新制度，同时也以出家教徒的特殊性为基础，在宗教行为规范的框架内，发挥信守教义法则、清净戒律教规、崇拜转世活佛等约定俗成的软权利的作用，使其政务、教务、日常事务及各项活动的管理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他们重视和善于同政界高层联系沟通，也乐于接受政府官员真诚坦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而有意识地疏远甚至抵触、排挤不守信用、素质低劣的公职人员，比如夏格日活佛说：“以前有个部长，连党的三大法宝都不懂，还来给我们讲宗教理论和政策法规，想管住我们，我们当然不乐意!寺教后宗教工作干部的素质越来越高，我们和主管部门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寺院事务的管理越来越正常协调，对寺管会工作很有益。”寺管会自觉接受和服从政府的依法管理，而不希望政府过多地插手干预内部事务； 自觉宣传贯彻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而更注重贯彻落实寺院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和戒律教规；遇到棘手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政策法规和内部制度有效解决，就会通过活佛、格西等宗教精英协调，有时还以旧“塔尔寺六族”老僧代表开会讨论的形式裁决。总之，凡是寺院内部的事情和问题，基本上能在寺院内部加以管理和解决。
　　二、塔尔寺对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
　　社会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和空前进步，从客观上对藏传佛教继续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一需要，塔尔寺自觉调整发展模式，融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一切可以兼容的现代因素，努力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1．顺水推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文明同样推动宗教适应社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面对物质文明的强劲攻势，宗教界正确解析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逐渐认清民主管理、生产自养等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性，便积极响应甚至利用各项政策和机会，主动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提升宗教、文化、旅游的层次和质量，改善僧众的生存生活条件。比如结合重大法会或宗教节日，借助政府或民间力量，经常组织特色文化、经贸洽谈活动，把寺庙活动与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塔尔寺特有的相适应模式：“开放带动、政策促动、管理拉动、文化推动”。赛赤活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佛教始终没有也不会脱离社会基础，我们有责任自觉适应人类的文明进步，推动宗教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否则，连自己所处的社会都适应不了，何以普度众生!”
　　2．通权达变：当前，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世间万象更新，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僧侣观念也随之转变。在同社会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僧侣阶层严格保持清规戒律己不现实。在佛法至上的信仰前提和基础上，一部分僧人应付当前情势，打破常规，采取符合观实社会的灵活方法，自发地放宽对衣食住行的规定性要求，追逐世俗社会的种种生活、思维乃至信仰方式，纷纷接受交通通讯、日常工具等各种现代事物和科学成果。一位年轻活佛说：“一些保守的人认为，佛门要保持单纯和洁净，将轿车、手机等社会纷杂事物拒之门外；我认为这不属于教规约束范畴，只是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社会活动更便利而已，现在坐车和过去骑马的性质一样——交通工具。科学技术成就，只要是有利的，于社会无害，于宗教无害，寺院就应该接受。佛祖立足古印度文明，指明了拯救世间众生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们也要依靠时代社会，解放思想，迎合社会需求，创造新的业绩。”
　　3．脱胎换骨：由于信息畅通、交通便利，年轻成员众多，文化层次较高，塔尔寺僧侣群体总是积极地、自发地、无意识地“扬弃”信仰文化，加快了宗教世俗化进程。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虽然缺少一个公认的宗教精英，能够权威地指弓，、领导寺僧宗教行为和道德规范的演变改革的实践过程，但是，一部分年轻僧侣希望改革本教派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离，用青年团体务实、入世、大胆进取的价值观、世界观，主导寺院内部宗教、经济、文化和教育各领域的现实活动。艺僧坚赞华藏说：“生活靠供养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完全自养，是我们的心愿。我们依然信奉佛陀的旨意，却要创造新的天地，践行利乐有情宏愿。”宗教的文化、艺术、教育、社会交际和经济状况，普遍踏向一个新的脱胎换骨阶段。
　　4．适者生存：与过去相比，僧侣群体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被打破，单纯地崇尚闭关苦修、远离尘世的教徒相对减少，服务群众、促进发展、普渡众生乃成为宗教界公认的历史使命。实现这一使命，必须要将藏传佛教道德思想和文化知识中的积极因素融入现代文明，保证医药、建筑、艺术等传统符合与之相对应的现代行业标准和准入制度，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文化运行规则，任何侥幸的局部独立性必将失去市场，拒之任何合作和竞争的门外。在知识经济时代，适者生存更是一条不变法则。贡却坚赞留学回寺，主持寺藏医院工作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医院条件，申报GSP认证。他说：“我们主动争取寺藏医院通过行业认证，绝不是丢弃传统。中国己加入WTO，各行各业必将与世界接轨。世界上对医药、药材的行业标准普遍很严格，GMP、GSP、GAP等，你不认证，说我在寺庙，同样没有资格进入医药市场。结果就是被时代淘汰，关门自毙。”
　　5，审时度势：人类文明对某一群体的冲击源自社会发展趋向的不可逆转性，是无形的、自然的。塔尔寺上层深知社会发展和宗教发展的规律，主动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争取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支持，通过多种途径申报、争取实施殿堂维修、基础设施改造、消防安全工程、周边环境整治、生态环保等大型项目，协同主管部门治理整顿餐饮零售、导游等市场，让寺院始终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主导周围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西纳活佛说：“我们有很多优势，有条件走在这个地区的前面，主动适应社会甚至带动社会发展。我们每一个重大项目的争取和落实，对全县很有意义和好处。如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种主导、带动周围社会经济的历史作用必将更加深远。”
　　6．能者多劳：塔尔寺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信息并存，海内外宾客众多，寺院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外交流联系也很广泛。从语言、艺术、法事礼仪、购物各方面看，活佛、僧侣们具有很多提供服务的市场要求，具有展现才华、实现价值的广阔天地和无限机会。寺管会副主任前热坚赞说：“寺管会鼓励年轻僧人掌握更多的语言和技能，也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创造提高素质技能的条件。掌握英语、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或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有利于快速便捷地服务不同层次、不同民族、不同需求的合作伙伴或施主，能够更好地弘扬藏传佛教，树立寺院形象，获取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为青海省宗教事务局)
　　（摘自《宗教与世界》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