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社教文化中心三界寺

　　敦煌莫高窟社教文化中心三界寺

　　．郑阿财教授

　　石窟寺院是佛教为日常修行、说法及进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而产生的建筑。在印度，西元前一、二世纪时，当夏天雨季来临，佛教徒唯恐外出，踩杀地面虫类及草树新芽，乃聚居一处，致力修行，称为结夏安居。在这期间僧侣主要活动为静心修行，因此，聚居场所多选择远离尘世，依山傍水的山崖洞窟，既清静又安全，且有水源。初期的佛教石窟，多半因地择窟营造，供僧人修禅之用，因此多为小型洞窟，简单素朴。其后发展为具有供人礼拜之用的殿堂窟，由个人修行的场所，扩展到供信众礼佛参拜，甚至举行大型法事的场所。

　　在中国，“寺院”的名称源于官方用来接待四方宾客的鸿胪寺；西域僧人东来，多先暂住鸿胪寺，所以称僧尼住处为“寺”。“院”，本指周围有垣或有回廊的建筑物。唐代，因敕建大慈恩寺作翻经院，佛教建筑物才开始称“院”。之后，“寺院”则作为佛教僧尼居住且供信众参拜礼佛建筑群体的通称。

　　莫高窟之开凿

　　至于石窟寺，主要都是指安置佛像、经卷，且供僧众居住以便修行、弘法的场所，与一般寺院基本无二，只是建构的空间环境与材质不同。石窟的建筑不像平地寺院开阔，因依傍山崖凿窟龛而成，受限地形，无法如一般寺院殿堂、僧房、塔院…等布局有序。除单独小窟龛与初期个别僧人纯为习禅开凿的禅窟外，后期逐渐形成石窟群，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各具功能，似有寺院的组织。其中以敦煌莫高窟石窟寺最为称著。

　　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据史料所载，始于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乐僔法师的开凿，法良接续营建，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凿建，在唐时已有1000余窟龛，经历代坍塌毁损，现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主要在莫高窟南区，根据敦煌研究院的统计有492窟，北区有243窟。这些洞窟的形制大约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槃窟、僧房窟…等几种。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为第16窟达268平方公尺，最小的第37窟则是高不盈尺。

　　就莫高窟的营建发展来看，最初是个人草创，纯为僧侣修禅，窟龛小而简朴。随著佛教发达与敦煌历史的发展，开窟造寺之风盛行，进而官方、士族大力的营建，宏伟庄严的窟龛渐次营造，僧人大增，寺院功能渐备。

　　丝路明珠的敦煌，自来就是佛教圣地，有关古代的寺院，到了晚唐五代数量基本固定。据文献所载，有：龙兴寺、乾元寺、开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显德寺、莲台寺、三界寺、净土寺、报恩寺、大云寺等十二僧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圣光寺等五尼寺。其中，龙兴寺是吐蕃时期敦煌佛教教团领导机构所在，最具影响力；而灵图寺则是归义军时期都司所在之寺院。这些寺院主要分布在敦煌城内外，而确知在莫高窟的是三界寺。

　　敦煌寺学

　　寺院是从事佛事活动的场所。随著佛教的传播，僧人与信众互动关系的发展益趋密切，寺院功能不断扩张。唐代佛教发达，庄严辉煌且结构完备的寺院，不但是广大佛教众信仰的天堂，也是文化、艺术的宝藏，社会教育的重心。寺院中丰富的藏书，幽静的环境，加上予世俗人士寄宿方便，遂成为士人举子读书修业的理想场所。因此，文士寄居寺院，读书山林，在唐代乃蔚为一时风尚。唐代寺院除了让学子寄寓外，甚至还有义学、寺塾的兴办，即所谓的寺学。唐代地方佛教寺院，显然扮演著民间社会教育的辅助职能。

　　唐代寺学的布局与形象如何？并无图像传世。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众多的“维摩经变”中，则保存了有关学童在学堂学习的画面。此外，“报父母恩重经变”、“药师经变”等经变画中也多有关于学堂画面的呈现。这些画面内容，不仅是佛经内容的反映，也是唐代敦煌学校教育实际面貌的投射。如莫高窟第468窟有一铺中唐时期的“药师经变”壁画，画面上便有学堂的布局及教学的情形，似可提供我们有关敦煌寺学的印象。

　　三界寺

　　在五代时期归义军统治敦煌时，三界寺设有寺学，对俗家弟子进行启蒙教育，所教授的内容有识字教育、道德格言、生活常识、诗歌辞赋、历史知识以及儒家基本经典等。基本上跟敦煌其他寺院寺学教育的内容一致，多是以儒家的基本教育内容为主。就学的学生，有俗家子弟，其中最受瞩目的是S.707《孝经》卷末题记有“学仕郎郎君曹元深”，这说明了曹元深西元925年时曾在三界寺就读。他曾任归义军节度使，笃信佛教，莫高窟第256窟有他个人营建的功德窟。

　　位于莫高窟的三界寺，是由许多石窟群组成的石窟寺，规模与空间虽比不上沙洲城内的其他寺院，但在莫高窟而言，已是主要的寺院，规模与空间可兴办小型寺学。特别是保存有丰富的图书，1900年发现轰动全世界的莫高窟藏经洞，便是三界寺的图书馆。

　　除了拥有一般寺院学校所没有的良好条件外，莫高窟三界寺僧人在晚唐五代时宗教与社会地位颇高，尤其有位叫“道真”的僧人，既努力于宗教事物，更热心负责三界寺藏经的收藏、编目、整理工作，并亲自抄写佛经。并随曹元忠游敦煌莫高窟，设坛讲经，后被任命为僧政，管理莫高窟所有寺院的宗教事务与戒坛，同时还以沙州释门僧政的身份签发《辛亥年(951)腊八燃灯份配窟龛名数》。从这些情形，都可说明三界寺是当时敦煌莫高窟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除了宗教事务之外，也积极的参与民间教育与社会工作，留给后人深远的感念与启发。

　　（本文作者现任南华大学文学系暨研究所教授、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正大学中文所教授，是国内少数研究敦煌学的学者，著有《敦煌蒙书研究》、《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敦煌文献与文学》、《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