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虔诚与人文的形式化

　　宗教的虔诚与人文的形式化

　　摘要：从河北曲阳北岳庙现存的碑文来看，古北岳祭祀活动有着突出的理性精神，“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的能动力量的凝结体和体现者，祭祀活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文精神形式化的表现。对自然山川的壮美与神奇力量敬畏是古代北岳崇拜的思想基础，祈求降水、渴望边境安宁是古人的主要诉求。

　　关键词：曲阳北岳庙 祭祀 人文精神 形式化

　　目前人们一般认为北岳在山西浑源县，其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北岳一直是位于现在河北阜平、唐县、曲阳交界处的神尖山，这就是文献中的古北岳恒山，民间称之为大茂山、神仙山。明代以来始有北岳位于山西的说法?，大概是明代山西的大同等地成为捍御北边的重镇，地位日渐重要，相关的自然人文景观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士大夫中间形成了一种山西与河北共享北岳的观念。清朝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传统的北岳祭祀活动也被移到山西的浑源，北岳与河北的关系在人们的观念中日渐淡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山西北岳完全是后起的，顺治时期，满清入关不久，对于北岳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不了解，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北岳祭祀就转移到了山西。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对北岳本来就在河北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精深的考辩，对北岳祭祀转到山西也进行了有力的批驳1卷一。今人梁勇先生也对历史上北岳准确的地望进行了论证，并对北岳以及北岳祭祀“转移”到山西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分析2。本文以曲阳北岳祭祀为题进行相关的文化分析出发点之一就是尊重历史事实，之二是因为曲阳北岳庙保存了许多历代碑刻，为我们准确分析古代北岳祭祀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曲阳北岳庙现有各种碑刻163通（其中60余通已经风化、断裂，文字难以辨认），时间从南北朝直至民国，自成系列，本文就依据这些历史资料对北岳祭祀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略作分析，并没有什么争夺名胜古迹的动机。?

　　一、 从宗教的痴迷到象征的虔诚

　　与其他任何文化类型一样，中华文明也曾经长期处于宗教的笼罩之下，夏商周三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人们在许多方面都乞求神灵的保佑，大大小小的决断都要求神问卜，国家的运行离不开冥冥之中神灵的裁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们把许许多多自然异己力量与社会异己力量都神格化，对之顶礼膜拜。在这种思想氛围之下，高耸奇幻的山岳就成为崇拜对象之一，它是兴云致雨的源泉，又仿佛是联系上苍的中介。?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以中原部族为代表的先民就逐渐选择了五座山峰作为祭祀名山的代表，也就是所谓的五岳，据说在尧舜时期五岳就基本定型了。

　　春秋时期，中国迎来了一个理性精神大觉醒的时代，人们对神的力量进行反思与否定，对人的主观能动力量给予充分的肯定。不少开明人士认为神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人才是自己的主人。下面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3桓公六年

　　这是随国大夫季梁劝说国君不要迷信神灵的一段名言，突出的精神就是对祭祀做了人文化的解释：祸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主观作为，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向神显示人的主观作为的成果，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物阜民丰，神才会降下福祉。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否定了神的主宰性作用，它只是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化的符号；其二，祭祀虽然只是一种程式化的文化仪式，但是这种形式还是必要的。这种对神的内容否定形式保留的二重性被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继承下来，成为后世中国文化对神的主流看法。?

　　曲阳北岳庙的祭祀就秉承并体现了这一传统。《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在叙述了北岳神迹之后说：“《书》云：‘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岂不崇望秩之仪备矣？得诸侯之度宏矣？以为不严而理，本乎礼乐；既富而教，寄以循良。”[4](p11)前面说的是祭祀礼仪的完备，后面落实到礼乐与政治教化。《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并序》：“敬神绥福，不孤德邻；歆类诞灵，安可胜纪？定人御辱，陈迹昭然。易知简能，可大可久。且收藏曰义，生长曰仁，仁义所摄，祈祷如市。有年登禾念，穰穰满家。”[4](p33)这里明确指出，对神灵的敬仰主要体现在德?，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敬神绥福，不孤德邻）。人们纷纷祈祷也是出于仁义的感召，人的仁义德行影响上天，进而使五谷丰登，人民幸福。上面短短的一段引文，多数字句出自《论语》、《周易》，对先秦理性精神的继承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明显的线索。宋真宗大中符祥九年（1016年）龙图阁学士陈彭年所撰写的《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并序》中说：“德之馨也，于以荐神；神其听之，由夫德享”，“人祗吻合，福禄来成”，[4](p77)这里说得更明确，敬献神灵最尊贵的礼品就是道德的馨香，神所最看重的也是人的德行，通过德行，天人可以相互感应，福禄无边。这篇文字是代皇帝举行封北岳为“天元圣帝”仪式的诰文，可以代表皇帝的意志，也体现着北宋统治阶级的一般观念。类似的观念与文字在现存有关北岳祭祀的碑文中屡见不鲜，宋真宗御撰的《北岳醮告文》[4](p63—64)也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只是文字太过堆砌，读来觉得生涩，缺乏清新自然之气。在各种碑刻中把人文主义表现的特别充分的要数北宋名臣韩琦了，我们看他在《大宋重修北岳庙记》中的一段文字：

　　夫吏之为政也，有善恶焉；神之为监也，有祸福焉。善焉而以福，恶而以祸，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则非人所知矣。守臣当谨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洁神之祀，修己以爱其民，人唯神之祸福而已。[4](p92)

　　人间的祸福来自官吏施政的善恶，官吏的根本任务就是秉承天子的意志，修己爱民，这也是敬神的原则，祸福的最终原因不在神，而在人（人唯神之祸福而已），人力以外的祸福没有必要太在意，也不必理睬，敬神与治人是同一原则。神在这里就是一种人力的凝聚，人的行为的一种文化体现。韩琦的这篇碑文写得明白晓畅，观点非常明确，体现了古代名臣的思想境界与人格风范。

　　韩琦是从实践的、经验的角度对神进行了人文主义的理解，不少的祭祀碑文本身也从哲学的角度对神做了阐释。唐李荃《大唐博凌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阴阳不测之谓神” [4](p43)；开元年间张嘉贞所撰《北岳恒山祠碑并序》：“阴阳不测夫奥，所以存像设、建祠庭矣” [4](p25)都从哲学的角度把神解释为自然力量。“阴阳”是两种自然力量，也可以理解为气，气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有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有些是尚未认识规律本身，只能看到它那神妙莫测的功能，“阴阳不测之神”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对自然神奇的描绘与敬畏，神由名词转化为形容词，由主宰实体转化为虚体、过程。宋代理学兴起，神被进一步自然化，韩琦的观念一方面源于自己的实践，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与宋代无神论思想的发达有关，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北岳祭祀虽然是仅次于天地的隆重祭祀活动，历代皇帝均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从曲阳北岳庙现存的碑记来看，这些祭祀活动都秉承了先秦理性精神，对神作了理性的理解，这种祭祀大典在形式上固然表现为一种宗教活动，但是在实质上则更体现了一种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宗教意义。透过宗教活动表现的是一种人文的诉求与主观能动力量的显示，这种祭祀的虔诚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人对自然力量与自身力量的一种肯定与盛赞。下面我们就此略作分析。

　　二、 对自然的赞赏与敬畏

　　山岳崇拜属于自然崇拜，大自然伟大的力量与奇瑰壮丽的景色是自然崇拜的根源，北岳之所以被长期列为祀典，最基本的原因是其自然属性的崇高与秀美。各种祭祀碑文都对北岳的自然景观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如《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岗峦纠纷，根底盘薄，或壁立或砥平，傍匿千岭，下括众壑。珍禽奇兽，益虞之目骇不能名；芳草甘林，桑弘之心计莫之其数。琼膏石髓，庆忌林兵，时时间出，往往迭见。舒丹气，笼翠微。荟蔚朝跻，披重壤以云适。骚屑暮起，吸万籁以风怒。” [4](p10-11)北岳重峦叠嶂，奇景万千，山石华美，如白玉、如膏髓，令人叹为观止。物产丰富，珍禽异兽，遍布山谷；芳草甘林，无穷无尽。即使上古时期的能臣伯益、汉代理财能手桑弘羊也难以计数，掌管山林的官员（虞）也莫知其详。山色秀美，令人心旷神怡。朝霞升起，掩映翠微万里的山体；和风晚来，激荡吹万不同的天籁。 当然，这种崇拜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审美的愉悦，还包含着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这种敬畏主要表现、凝结在山岳的形云致雨的“功能”上面。从朴素的视觉经验来看，云彩都是从群山中兴起，好象山峦就主宰着云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农业是古代统治者所关注的第一要务，在北方，雨水对农业的丰歉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山岳的这种“功能”也是使其得以长久列入国家祀奠的根本原因。曲阳北岳庙碑文中这方面的内容不胜枚举，清乾隆年间曲阳知县陈旭所立的《重修古北岳庙碑记》中的字句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

　　……余历任三载，每望雨占雪，必云气兴大茂之麓，而后流膏洒玉，远被千里。盖大河以北，莫非灵岳之所润泽也。[4](p139)

　　把雨水形容成“膏玉”可见古人对它的珍视程度。陈旭正是出于对这种自然力的敬畏，决定重修已经倾颓的北岳庙。修庙的资金是由当地士绅自愿捐集的。陈旭还考虑到以后如果继续修缮北岳庙可能同样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不使后人因此而增加百姓的负担，他在庙宇的周围广植树木，以为子孙储集资材。近百年后的道光年间，知县王广兰再次重修北岳庙用的就是这些树木，并没有向百姓摊派。陈旭、王广兰修缮北岳庙的时候，北岳祭祀也早已移到山西，他们的行动是出于一种对给人们带来福祉的自然力的感激与敬畏，某种程度上就像现代人对死去的先人的祭奠一样。当中蕴涵着对于百姓的爱护，有着民本主义的情怀。陈旭的碑文写得朴实真切，自然可爱，与宋代名臣韩琦相映成辉。

　　降雨也是北岳庙现存文物表现的主题。北岳庙主体建筑“德宁之殿”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东西墙面上的壁画，据说出自唐代画圣吴道子之手。两幅壁画高各1.8米，全长18米。东壁壁画名为《云行雨施》，画的施众天神兴云布雨，西面墙壁画为《万国咸宁》，表现得是众天神降雨后返回天宫的场面。壁画气势恢宏，是殿内最引人注目的文物遗存。人物表情各异，显示着神秘与庄严。壁画的顶端巨龙飞舞，可能是画中加入了金属元素的原因，在电闪雷鸣的时候，巨龙的眼睛就会发光，这更突出了山神呼风唤雨的巨大威力,增加了神秘感。

　　三、 历史的记录与见证

　　在曲阳祭祀北岳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西宣帝年间，?现存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公元500——512年），它凝聚、浓缩了2000多年北方的相关历史与文化。北岳大茂山所在的山脉绵亘300多里，有许多历史的活剧在这里上演。历代祭祀的碑文也总是要追溯祖先的辉煌，通过这种辉煌显示山川的伟大。这是通过时间维度表现对历史文化的敬畏。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简子恒山藏宝的故事是北岳早期辉煌的代表，?汉文帝崛起于恒山以北的代地，这可能是汉宣帝确定恒山为北岳的重要历史依据，历代碑文也多追溯到这些典故。随着历史的发展，恒山地区的文化积淀越来越厚，显示出了区别于其他四岳的地域文化特色。古北岳接近于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区，越过恒山的代地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在军事、文化方面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枕倚沙漠，华夷险界” [4](p34)；“限华夷之表里，壮宇宙之隘害” [4](p11)；因而北岳大茂山所在的山脉就被赋予了边疆、民族、国防方面的意义，捍御边防、巩固政权就成北岳初降雨之外另一个重要职能，人们在祭祀祈祷的时候多有这方面的诉求，也往往把军事的胜利归功于北岳的威力。如《大唐北岳府君之碑》记载了五岳大使汇聚五岳大神，发兵马56万为国讨贼的传说。这种传说自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二年（713年）北方奚、契丹等族内犯，唐朝将领战败。这种附会显示了当时人们渴望边疆安定的愿望。后五年，奚、契丹与唐王朝讲和，愿内附朝廷，于是皇帝派人到北岳谢神祭祀，并刻碑记功，这就是《大唐北岳府君之碑》的由来。文中有对北岳神灵平息变患的赞颂：“惟神妙略遐举，猛锐长驱，不动戴鶡之师，已决阵蛇之效” [4](p11)然后是对大唐国力的炫耀：“国家德迈尧封，道兼虞觐。盛唐入咏，竭南服以登灊；训夏从游，穷西荒以铭弇。鬌首贯匈之族，俗有望云；文钺碧砮之賮，府无虚月。” [4](p11)北岳之神略显灵异，不用动用精兵猛将，外侵的势力就土崩瓦解。大唐的德行，超过尧舜，国力强盛，南登灊山（安徽天柱山），向南岳告功；西达荒外日落之地，勒石以记述辉煌。与中土形象大有区别的海外之人，也仰慕盛唐；各种珍奇的供品月月都输往国库。这里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但是体现了一种自信。当时正值唐朝最强盛的时期，碑文体现了一种豪迈雄浑的盛唐气象。

　　到了宋代，大茂山成了北宋与契丹交界的地方，战乱频仍，北岳庙以及山上的其他名胜建筑被辽人焚毁。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朝廷重新修缮北岳庙，左司谏、知制诰王禹偁奉敕撰写了《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由于这次修缮直接源于契丹的破坏，刻石自然有关于军事、民族、边疆的问题，同样寄托了国家安定的希望，但是其风格气象与盛唐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下面我们引用王禹偁所撰写的碑文中的两段文字，并略作分析。

　　先是，匈奴之犯塞也，来诣祠宇，卜其吉凶，不从滑夏之心，遂纵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德是辅，神实依人。乏祀虐民，自作败亡之计；彼曲我直，坐观荡覆之期。圣上犹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盖民力之是宽。单于之火照甘泉，岂伤文帝？颉利之兵陈渭水，未累太宗。[4](p53)

　　介尔繁祉，庇吾边民，况犷俗之未平，冀阴兵而助顺。或示之祸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然后雨我禾黍，洁尔粲盛。铸农器而毁戈鋋，荐兴多稼；耕边田而饱士卒，用乐丰年。况今将相叶谋，人是神共忿，岂使韩昌、张猛，刑白马而登东山？将令去病、卫青取金人而逾北海。何往不利？何谋不臧？尚思魏绛之言，更鉴王悝之策。安民和众，契天以为心；含垢匿瑕，谅神明之降鉴。[4](p53-54)

　　首先，对契丹的暴行进行了谴责，也希望借助神力消灭这些威胁，文中“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等句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也向往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领北上瀚海，取匈奴祭天金人那样的辉煌胜利。而且在祈求神灵保佑的时候，农业的丰收被列到了军事胜利的后面（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然后雨我禾黍，洁尔粲盛）。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和“向往”，并没有靠自己实力取得这些成果的意思，而是“坐观”，期望对方“自作败亡”，已经没有唐代那种豪迈的气魄了。

　　其次，表面上表现得宽容大度、胜券在握，实际上是对自身力量不足的一种掩饰，显得“底气不足”。契丹南下掠夺，北宋连载于国家祀典当中的重要祭祀场所都不能保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失败，重修这些断壁残垣本事是一种恨尴尬的事情。碑文对此曲为开脱，说虽然契丹气势汹汹，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伤害呢“单于之火照甘泉，岂伤文帝？颉利之兵陈渭水，未累太宗。”？我们是正义的，他们是不正义的，神灵不会保佑他们“殊不知天惟德是辅，神实依人”。其实这种解释是很苍白的。固然，西汉与唐朝，都面临着匈奴、突厥直逼国都的窘境，但是汉代很快反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唐太宗在渭河与突厥对阵，单骑出列，斥责颉利可汗，显示了以一代名帝的英雄本色。汉文帝固然没有受到匈奴的伤害，而宋太宗却在和契丹对阵种中箭，几乎性命不保，乘坐驴车逃走，才幸免于难。而且宋朝两次北伐失败之后，就采取守势，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志向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将令去病、卫青取金人而逾北海。何往不利？何谋不臧？”就是自欺欺人甚至有点可笑了。

　　再次，碑文反复阐述了一种和平主义的精神。“铸农器而毁戈鋋，荐兴多稼；耕边田而饱士卒，用乐丰年”。这里设计了一种美好的和平景象，这种景象不仅仅是某个朝代的理想，也应该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追求，文字也清新顺畅，显示了作者的文学功底。文中推崇春秋时期晋国魏绛提出的“和戎政策”，但北宋情形与春秋时期晋国对少数民族的和平并不相同。当时晋国实力强大，一味用军事力量拓展疆土。魏绛向国君建议应该采取怀柔的态度对待周边部族，结果平息干戈却取得很大的政治成功。这是一种以实力为后盾的主动和平，而北宋的和平则是一种力量不足的妥协，所以不能与“魏绛和戎”相提并论，而且这种妥协式的和平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宁，直至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才基本安定下来。而且宋太宗的这种消极的和平政策为后世带来无穷的祸患，是北宋“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所以文中的“含容”，“柔服”等词语就成了虚伪的粉饰之语。尽管如此粉饰，但是北宋当局的力不从心之感还是非常明显的，两相对比，唐宋之间“气象”上的差别泾渭分明。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一维不可逆的，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永远不可再现，但是有些人物和事件却在无边的时空中留下种种痕迹，后人可以根据这些痕迹在头脑中“复原”当时的情景，北岳庙就是浓缩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痕迹”。每次祭祀活动都是短暂的，是对当时人们诉求的一种表现，但是每次祭祀活动又不纯粹是当时事件的聚合，它凝聚着前代的思想与文化，应该是前次历史的“叠加”，今天的北岳庙就是两千多年与北岳帝望有关的历史文化的见证，它有着重大的文化意义。当然，各种造像、壁画以及其他许多建筑设施，多具有神秘的色彩，表现着当时人们对神灵的虔诚。但是，通过那些碑刻，我们也可以明确看出，这种宗教祭祀背后深厚的人文精神，祭祀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愿望的表述，人自身力量的展示，祭祀活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文精神形式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