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宗教背景

武周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条通道恰在内外长城之间，自汉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往来交往的必经通道。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在此建立了北魏，定都大同。从公元398年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近百年时间。

鲜卑族拓跋部的在初期，并没有信仰佛教。同一般的少数民族一样，它早期信仰是杂卜、巫术、多神教崇拜。直到定都平城后，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才逐渐注意佛教。北魏政权的初期，主要是进行战争，占领土地，巩固政权。北魏佛教的兴盛，始于平定凉州(北凉)。在灭北凉时，把凉州的高僧、工匠虏掠到平城。使原来很发达的凉州佛教得以东传，北凉佛教的东传造成了北魏佛教的兴盛。

北魏平定凉州不仅迎来了凉州佛教的东传，而且也标志北魏最后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从此北魏成为中原北方的大国，西域各国纷纷遣使宋朝，表示友好。从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返不绝，这也开通了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东传的通道。

当时北魏的社会制度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发展时期，所以北魏征服北方地区的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虏掠人口和财物。据《魏书》记载：当时“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这只是一次战争而己，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通过战争虏掠，把大量有技术的工匠集中到京城。当时北方主要的佛教势力和造像力量的精华，都集中在乎城地区。它所虏掠的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

北魏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依附于皇权。北魏的佛教有强烈的国家色彩。佛教也为当时的皇权服务。

北魏的佛教发展，与其势力先后进入华北有密切的关系。自汉以来，佛教活动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北魏建国初期，为了能以异族统治者的身份，顺利收揽民心，不仅礼遇当地的高僧和教团，更积极参与佛教文化建设。当北魏大车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原攻城掠地时，顺便迅速地直接汲取该区域文化精髓，并连同佛教文化一起吸收，进而提高了魏室佛教文化的层次。统一北方后，北魏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

十六国末期，其原为后赵、后燕的领地，在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道安全的长期经营下，当地的佛教文化已有相当厚实的基础。北魏太祖道武帝平定河北地区时(公元396年)除了礼遇僧人、佛寺外，还修书向佛图澄弟子僧朗致敬，并迎接佛图澄的弟子赵郡的法果担任道人统，尤其执行的佛教政策，对北魏祟尚佛教产生深远影响。

道武帝对沙门法果优礼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皇帝视作“当今如来”去礼拜。从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借此，法果于天兴元年(398年)在京城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天建筑，即五级佛图、青呢山、须弥山殿。此中的青呢山，有可能就是京城西武州山的那个天然岩洞(云冈第三窟)，于是武州山也就成了灵山圣地(后称灵岩)。第二代皇帝明元帝多次祈祷于武州山并定为“常祀”，从此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鲜卑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

太祖、太宗崩后，世祖太武帝继位(424年)，太武除了继续开拓疆土之外，大力推祟佛教事业。这时北魏势力在中国较具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以长安教团为首的关中地区、以及通往西域的要道凉州(今甘肃)地区。在长期的弘法教化之下，长安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重镇。而另一主要地区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要冲，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兴起后，一般高僧进入中国之前，必先在此学习华语。同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更使得凉州的佛教兴盛，人才辈出。所以大量的高僧和工匠从凉州来到平城，使平城的佛教大兴。

太武帝在十年内先后平定了长安(公元431年)、凉州(公元439年)并歼灭河北地区最后残余的北燕(公元436年)使当时的北部中国统一地北魏王朝之下。这也使得北中国所有的佛教发展融汇于平城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