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的学术意义

　　《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的学术意义

　　尹锡南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诗学、希腊古典诗学一道，成为世界古代诗学的典范，是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三大源头。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梵语诗学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被译介进来。佛教思想垄断了印度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吸引力。一个例外是，1277年，西藏的多吉坚赞以藏文翻译了梵语诗学庄严论的代表作《诗镜》，该书对藏族文学及文学理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汉译梵语诗学却是空白。近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逐步恢复，但泰戈尔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热潮同样没有唤起学界翻译梵语诗学名著的兴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从友好热潮到边界冲突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系复苏，中国学界对印度语言、文学、哲学、宗教、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颇有起色。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学界开始出现对梵语诗学的介绍。一些梵语学者开始向中国学界介绍梵语诗学的基本原理，并着手翻译梵语诗学名著。

　　金克木先生是梵语诗学翻译介绍的先驱者。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选收了金克木翻译的三部梵语诗学名著即《舞论》、《诗镜》、《文镜》的重要片段。这可以视为梵语诗学名著的首次汉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金克木翻译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该书是在上述译丛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增加了《韵光》和《诗光》的重要片段的译文。译者对梵语诗学代表作十九部书名的翻译基本上为后来的译者（主要是黄宝生）所沿用。限于各种因素，金克木只能译出五部诗学名著片段，如庄严论的首部重要著作即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和曲语论代表作《曲语生命论》等都未见翻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某些人士敏锐地意识到：“迄今为止，国内乃至全世界尚无一本全面反映东方文论概貌的文论选，这无疑是文学理论界一大憾事。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1]于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东方文论选》于1996年顺利出版。印度梵语诗学在其中占据了首要位置。梵语诗学部分除了收入金克木以前的全部译文外，还收录了黄宝生译出的婆摩诃《诗庄严论》全文、胜财的戏剧学著作《十色》全文，黄还另译《诗光》第二至七章和新护的《舞论注》两篇。但客观来看，《东方文论选》关于梵语诗学的翻译和收录仍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梵语诗学著作非常艰涩难译，非掌握梵语和精通印度古代文学哲学者不能译。而中国梵语研究人才奇缺，以极少数人译丰富深奥的梵语诗学，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东方文论选》出版前的1993年，黄宝生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梵语诗学研究著作《印度古典诗学》。他在该书中对《东方文论选》的未译著作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略微弥补了一些遗憾，但这毕竟不能代替专门的译本。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2008年1月，黄宝生积二十余年梵语诗学研究之功力，出版了独立翻译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下简称《汇编》），成为继金克木之后唯一一位出版梵语诗学论著译本的梵语学者。该书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其中四部属于选译，另外六部属于全译。该书除《舞论注》、《诗庄严论》、《十色》和《诗光》的部分章节外，其他全部属于译者新译或初译。《汇编》囊括了梵语诗学的的源头即戏剧学著作《舞论》及其精简本《十色》，还包括梵语诗学各种重要流派的代表作，如庄严论的代表作《诗庄严论》和《诗镜》、味论代表作《舞论注》、韵论代表作《韵光》、曲语论代表作《曲语生命论》、诗人学代表作《诗探》以及梵语诗学综合性著作《诗光》和《文镜》等。有了这十部著作的全译和选译，学界基本上可以一览梵语诗学的独特魅力和风采。该书译者译风严谨，所有翻译均译自梵语原文。为求准确起见，译者有时还参考几种不同版本译出。即使是一些著作如《舞论》和《诗探》的选译，译者也尽量译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因为梵语诗学阅读的难度，译者在很多地方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以方便读者的理解。这在当前国内翻译界译风浮躁的大背景下尤其珍贵。

　　《汇编》的出版是中国梵语诗学译介史上的重要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梵语学者先后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和一批印度古典文学名著，现在，作为印度古典文学重要组成部份的梵语诗学论著的汇编译本又在中国问世，这使中国的翻译宝库里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学术财富。《汇编》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梵语诗学是印度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印度国内学者对于梵语诗学的翻译和研究蔚为大观，一些西方学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反观中国学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系统的翻译和相关资料，也由于中印学界在这方面的学术交往几乎等于零，学者们对于梵语诗学的研究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汇编》的出版，使我们得以一窥梵语诗学名著的全貌，比较充分地了解梵语诗学基本原理和发展脉络，从而为更好地研究梵语诗学乃至印度文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汇编》的出版也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使中国学界在世界比较诗学研究领域里做出新的贡献。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概念和术语，如味、情、庄严、诗德、诗病、风格、韵、曲语和合适等。它对文学的特殊规律作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探讨。就梵语诗学的最终成就而言，庄严论和风格论探讨了文学的语言美，味论探讨了文学的感情美，韵论探讨了文学的意蕴美。用译者的话来说：“梵语诗学这宗丰富的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世界文学理论的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就更能发现和利用它的价值。”[2]

　　就目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而言，跨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偶有跨中印、中日、中越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远远不能与中西比较研究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至于东方其它国家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就基本上无从说起。这客观上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 “中西中心主义”倾向。[3]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区分了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这三种概念。在他们看来，民族文学在一墙之内，比较文学跨过围墙，而总体文学站到了围墙之上。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起点的话，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终极目标。总体文学通过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文学规律，归纳抽象出人类文学共同而普遍的规律。从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必须在比较诗学、双向阐释等学术层面和路径中展开。这一最高学术境界应该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诗学研究，即把世界各个文明圈里的诗学融会贯通地进行比较，以寻找人类文学心灵的一致和差异点。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较诗学研究如何突破“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语境里引入梵语诗学，是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模式，从而顺利走向总体研究的理想路径。

　　就中印诗学比较而言，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相关著作。学者们围绕中印传统诗学均极为关注的味论、韵论和庄严论（修辞论）等基本理论话语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由于此前梵语诗学原著的翻译速度没有跟上，一些重要理论如梵语诗学的“诗人学”思想和曲语论中的音义理论不能及时派上用场，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印诗学比较的研究深度。《汇编》的出版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而言，国内学界只有黄宝生等少数学者做过一点尝试。实际上，由于梵语和西方语言的亲和力，这种印西比较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例如，梵语诗学庄严论主要涉及语言修辞运用，这可以和英美新批评论者的语言观相比较。曲语论除了继承庄严论的语言思想外，更为强调作者的创造能力，并在论述中根据梵语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语言的能指（Vacaka）和所指(Vacya)理论，这最后一点完全可以与通晓所有印欧语系(当然包括梵语)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进行比较印证。曲语论强调对于语言的曲折运用，实际上等于鼓吹作者对文学语言的创造性运用，这和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极其相似。味论是梵语诗学的中流砥柱，它既可以作为印西戏剧理论比较的基石，又可以作为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诸多审美话语的比较支点。韵论可以和西方诗学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爱尔兰诗人叶芝，法国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观等进行比较。“诗人学”不仅一般地论述了诗人作诗的技巧惯例，也论述诗人的身心修养，诗歌主题来源，诗歌描写对象等问题，并论述诗人的才能和想象问题，这些都能在漫长的西方诗学发展史上找到回音。综上所述，《汇编》的出版，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学界的中印诗学比较和印西诗学比较。假以时日，印度梵语诗学和日本诗学等东方诗学的比较也一定会有成就面世的。如此，中国学界的比较诗学研究将会出现一派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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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2] 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导言”，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3] 曹顺庆、尹锡南《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