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富学著《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读杨富学著《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印度宗教文化东传华夏，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国内过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藏民族文学，特别是汉、藏文学所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上，因此在相关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地超迈了此前的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多民族的共同发展史。就佛教大藏经而言，便曾有汉文、西夏文、藏文、满文、蒙古文、傣文等不同版本在流传；从教派体系来说，则有南传上座部、北传大乘佛教和藏传密教。这些不同语言的藏经和性质有别的教派体系，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本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佛教文学研究的先行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综合利用不同语言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做出了许多积极的示范性成果，比如陈寅恪、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等先生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而且，从国际学术研究之趋势看，这也是通例。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国内新生代学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学识素养方面往往无法驾驭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多是从自己较为熟悉的领域出发，对某些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研究的深度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相对说来，思考问题时的广度则有所欠缺。

　　杨富学博士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具有丰富的求学经历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接着又到新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门从事回鹘文及回鹘历史的研究工作；嗣后，留学于印度德里大学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2002年获兰大敦煌学博士学位后，又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王邦维先生。杨博士的回鹘文学研究，具有十分坚实的文献基础，信息量大：一则对国内外收藏的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二则精通回鹘文、梵文、英文、德文乃至多种中亚古代语言，既能解读多种语言之佛典，又能融会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和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故而得出的结论富有创新性和示范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杨博士对回鹘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已有十分丰富的前期成果，公开出版的专著就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等。这次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编的“敦煌学研究文库”且由民族出版社刊行于2007年的《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是作者对回鹘佛教文学与民间文学长期思考的集中展示，其基础是作者2002-2004年在北京大学所提交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承蒙关照，作者先后在第一时间内就把报告原本及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两种文本都寄给了我，让我受益匪浅。本来当年作者出站时，成绩已十分优秀，报告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并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然而他并不满足，论文正式出版时又做了大量修改，使得内容更加充实、体例益加完备、行文越发畅达，表明作者对学术研究是多么的执着，工作作风是多么的精益求精。我细读两种版本后，发现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考察从未停止，而是渐臻极致。比如，从章节安排看，原报告是7章25节，新刊本则调整为8章27节，另外还增加了两个附录，即《回鹘佛教徒礼忏文研究》和《回鹘文佛教愿文研究》。所增附录之内容，虽说不多，却可见出作者的用心所在，即要强调佛教行事与佛教文学的密切关系，此正抓住了佛教文学传播的本质，契合了作者书名之中“印度宗教文化”的应有之义。既言宗教文化，自然离不开宗教行仪，因为宗教的理念、信仰，只有通过具体的宗教行仪才会显露无遗。

　　杨博士的这本新着，学术界已有高度的评价。如著名西域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郎樱先生在《序》中指出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印度民间文学与回鹘民间文学关系的论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回鹘佛教文学的专著，拓展了维吾尔文学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维吾尔文学史中佛教文学的空白”，著名印度学与佛教史专家王邦维先生于《序》中则点出了是著在中印文化交流和西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对此，我除了深表赞同之外，也想把自己反复阅读读后的一些感想写出来，一则表彰作者的学术贡献，二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供作者参考。

　　我认为《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一书，做到了“四新”：

　　一曰体例新。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重点突出，作者没有刻意求全。譬如：（1）讲到印度的宗教文化，应当是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但就其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的影响而言，佛教文化无疑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作者有鉴于此，故而紧抓佛教在回鹘的兴衰史这一中心作为历史背景加以全景式的描述（同时旁及其它宗教，如印度教的影响），进而展开对具体问题的专门探讨。（2）就印度佛典而言，本有十二部的分类，作者对此亦未面面俱到，而是紧扣其中最富文学性的部分，重点讨论了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在回鹘的流播和影响。（3）就印度佛教文学的特征来说，作者追根溯源，指出它与印度民间文学有着内在而天然的联系，故在章节安排上，特以两章的篇幅来检讨印度民间故事《罗摩衍那》、《五卷书》在回鹘的接受与变异，彰显了回鹘文学史对印度文学之宗教性、民间性的继承和发展。（4）基于印度宗教文学突出讲唱与表演之特点，作者又专设一章，即第八章《回鹘讲唱文学与印度佛教》来专门研讨回鹘文学中的变文讲唱、回鹘戏剧与梵剧的关联以及回鹘讲唱文学对后世维吾尔民间文学的影响。诸如此类的章节设计，无不显示了作者在体例安排上的匠心独运，目的在于揭示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回鹘佛教对回鹘宗教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互影响，以及回鹘文学与回鹘宗教的互融互摄。

　　二曰材料新。作者在论著中提供的文献数据，对于国内的多数佛教学者而言，当是全新的。它们有三个突出的优点：一是全面性。作者在检讨每一问题时，常常把原始文献与研究性文献作竭泽而渔的搜集，并充分发挥了自身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特长。文中校录的大量史料，既利己（因是论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利人（方便了其它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二是释读的精确性。作者对征引的回鹘文献都有转写，且用疏证的方式对其中的专有名词，通过梵文、巴利文、蒙古文等语言的比对，进而确定了它们在回鹘文中的准确含义。三是归类的科学性。作者阅读写作中参考的文献资料虽然繁复庞杂，但在文中的表现却极有条理，归类清晰。比方说，作者在介绍回鹘文之佛教典籍时，就借鉴《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分类法，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又有所变通地将它们分为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盘部、大集部、经集部、密教部、律部、毗昙部、瑜伽部、论集部、经疏部、诸宗部、史传部、事汇部、伪经部以及其它共20类，可以说重编了一部回鹘文的大藏经目录，其功巨焉。

　　三曰方法新。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比较法、归纳法和演绎法，等等，不一而足。但笔者以为作者特别突出了两个有机结合：一是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结合。作者在检讨每一专题时，总是先从宏观上把握相关文献的总体特征，然后再以个案形式深入检讨具体的学术问题。如论著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及附录一、附录二在讨论回鹘文学中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礼忏文和愿文时，皆是先对相关写本进行概要介绍，揭示各体文学的流传途径与总体表现，接着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而所选择的个案，都是在回鹘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像《佛陀传》、《兔王本生》、《折咤王的故事》等，皆悉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由点及面的生发上也下足了工夫，得出了不少精彩的论断。如作者通过例析回鹘文的《兔王本生》，揭橥出其中隐含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指出印度佛典中月中有兔的传说，其本源实出于中国的神话故事，然后藉佛典传译，又影响到回鹘文学的创作。其论证的过程，犹如破案高手，层层剥茧，终于还原出历史的事实真相。二是实证和合理推论的有机结合。作者在论著中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问题，但有的囿于史料的不足，一时尚难于确证。于此，作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以原始的实证材料为基础，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一些推论，且推论本身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常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1）作者论及今天的维吾尔民族虽说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在许多广为流传的谚语中，却含有丰富的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布施、忏悔和地狱观念等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2）作者在考察回鹘文佛教灵验记时指出：“尽管在现知的回鹘文文献中，直接来源于印度佛典的因缘故事还没有见到，但中土流行的灵验故事和报应故事却在回鹘文写本中有所发现。尽管它们并非来自印度，但无疑是印度佛教因缘业报思想影响的产物。”这种推论，由于是建立在坚实的文学文本分析之基础上，故而有很强的说服力。（3）作者在通检现今传世的回鹘文佛典之后，发现其内容主要是经，少数为论，而律甚稀见，所以推论说可能和回鹘人不太重视戒律有关，下断语时相当谨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四曰论点新。这方面的例子在论著中比比皆是，兹举3例以饷读者。（1）作者依据敦煌残卷中保存的回鹘翻译家必兰纳识里创作的诗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颂诗》之韵文题记，并结合诗歌自身内容，指出虽然梵文、汉文经藏中没有收录龙树菩萨撰写的赞颂般若波罗蜜多的文字，但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46卷中收有龙树的《般若波罗蜜多赞》，而回鹘文颂诗所述内容正当龙树此作，此真乃发千载之覆也。（2）作者分析维吾尔族的寓言《狮子和大雁》的故事来源时，指出：从主体情节看，它虽和印度的本生故事和希腊的寓言都有相同之处，但作者基于两个原因，认为来自印度的可能性大些：一是印度与西域地近，自古以来印度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希腊，回鹘文化亦不例外；二是从故事本身看，《狮子和大雁》更接近于印度文本，而非情节简单得多的希腊文本。易言之，作者把主客观的因素都考虑到了，因而印度说更具说服力。（3）对于著名的譬喻故事《折咤王的故事》，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是一直未能找出其经典依据，作者则凭借精通佛典的优势，指出它很可能出自佚名氏所译的《无明罗刹经》，并辅以回鹘文本、汉文本的详细对照表，让人读来一目了然，可以清楚地得知回鹘文本对汉文本的继承、发展和改造，作者成功地综合运用了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法和影响研究法。

　　当然，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论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1）对某些关联性极强的概念划分得不够明晰，作者在阐述佛教譬喻故事时，有时就把譬喻、童话、笑话和寓言等同视之，其实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它们有着较大的差异，作者似有把现代文体、古代文体概念混用的嫌疑；（2）作者的研究，重在历史与文献的描述，对各种作品的文学性虽有所涉及，然尚有不少可待发掘的空间和余地；（3）校勘上也有少量的疏漏，如第112页引《方广大庄严经》卷五之经文中，“足践渤”三字后漏了“澥”字；第120页插图说明文字须达后漏“拏”字；第325页的“梵竹”，当为“梵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