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科学之友

　　佛教与科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佛教既不是科学之母，也不是科学之敌，而是科学之友。有人说佛教是科学之母，这个似乎有些不好理解；有人认为宗教是愚昧的，要排除宗教以后才能为科学的发展铺开道路，好像历史事实也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佛教与科学是一种朋友的关系。朋友就意味着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冷静地来审视佛教跟科学的关系。

　　佛教与科学的基本关系

　　关于佛教与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有3条是比较重要的：一是，佛教与科学属于两个范畴，两个领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是探求客观规律、追求知识的。佛教是一种人的终极关切，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的特征是解脱主义––解脱人的痛苦，为人解脱烦恼、困惑和生死等提供一条解脱之道。因此，可以说这两者的出发点、途径、方法和目的都有所区别，它们是信仰与理性，体悟与实证，解脱与求知的不同。它们是人类文化的不同形态。

　　二是，佛教与科学的交涉和交叉的关系。为什么能够交涉，何以交叉？它的机制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我认为有3点可以思考，第一点，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有个问题：就是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实，要对宇宙进行宏观和微观的考察、探索。大家很清楚，科学是要探讨客观规律的。就佛教而言，我认为它的解脱支柱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探求真实，追求真理；第二条是要强调道德修持，道德责任。佛教认为一个人要求得解脱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宇宙、人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叫觉悟。觉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有所认识，佛就是觉者。从这方面来说，就有对宇宙人生如何认识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探讨、认识的问题。因此对科学的探索和佛教的追求，彼此探求宇宙人生真实方面就会有交涉，有交叉，这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机制。第二点，就是佛教的方法。佛教主要侧重于直观、直觉这个方法，当然也是相对的，它也有逻辑方法，但是它更重要的是采用直观、直觉的方法。它有时是采用否定的方法反方面来思考问题。但是，科学需不需要直观、直觉呢？科学也需要想象，有很多科学家就是通过直观、直觉以后而启发下一步的探索、实验的。第三点，就是现实的生活经验以及佛教对众生生活的关怀，也需要一种科学的手段。因为佛教不是生活在世俗之外，而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生活在人间之中、人群当中，人类都有共同现实的生活问题、生理问题、心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佛教要从它本身的角度进行探索，也会与科学的探索有所交叉。

　　三是，我认为过去有个观念，科学就是比较多的限于自然科学。但是，应该说科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当中也很复杂，包括和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我看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重点还在于佛教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上。过去我们偏重于探讨、论证佛教也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比较侧重于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当然是有历史背景的，也是需要的。我的思考结果是，可能佛教和科学的更多的关系是跟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关系，要多从这个角度来作探讨。

　　佛教对自然科学的贡献

　　佛教对自然科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宇宙学，二是天文学，三是医学，四是心理学，最后是印刷术，这属于科技方面。

　　首先是宇宙学方面。我认为佛教的宇宙学说中有许多天才的推测。佛教要认识宇宙的真实，它对整个宇宙的结构、现象以及本体都有所推测。比如说佛教也强调地、水、火、风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元素，这包括了一定的科学内涵。佛教对宇宙结构的层次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说以及地球的结构水轮、风轮、空轮说等，这对我们探讨宇宙的结构是有启示的。还有佛教强调的三千大千世界，世界的无限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

　　二是天文学。因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和季节的变化有关，季节的变化又会与天象直接相连，所以就重视对日、月、星等天体的观察，并根据这种观察来编制历法。唐代密宗僧人一行（673至727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精通历法与天文学，又是密宗的一位大师，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他曾经与他人一起制定了“黄道游仪”，用来测定恒星的位置和研究月球的运动，还根据实际的测量第一次测出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又制定了《大衍历》，该历实行了29年。一行在天文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另外，敦煌遗书当中保存了两幅星图，其中一幅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星图之一，对研究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医学。因为过去的佛教寺庙大多建在山林里面，僧人需要自己治病，有的僧人就兼任庙里的医生，为僧人治病。佛教有济世治病的优良传统，据我所知，古代浙江萧山竹林寺就有女科，是专科医院，当时遐迩闻名，门庭若市。唐朝时寺院还设福田院，就是疗养院。宋朝政府的救济机关“安济坊”置医官，政府往往聘请僧人去任职。唐朝鉴真和尚（688至763年）是一代名医，据说，他著有《鉴真上人秘方》。他把中医、建筑等介绍到日本，对日本的医学、建筑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又，敦煌的石窟壁画和藏经洞遗书中，保存有大量的医学史料，约有近百件医药文书。其中有一幅最早反映我国有关口腔卫生的绘画，弥足珍贵。不仅汉传佛教如此，藏传佛教的寺庙也设有专门学习医学的经学院，所以重视医学是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

　　四是心理学。佛教重视心性修养，以“治心”名于世。佛教对心理现象关系的探讨，对意识的结构，如六识、八识、五十一心所说以及思维活动理论等，这都是佛教提供的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论说，值得现代心理学借鉴。

　　最后是印刷术。印刷术一般被称为“文明之母”，佛教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比方说印刷需要纸张，古代佛教有的寺庙就会造纸。唐朝法藏法师的《华严经传记》第五卷《书写》部分，就有对僧人造纸的记载。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868年的《金刚经》，就是佛教的经典。自北宋初年《大藏经》雕印以来，先后有20多次刻本，完整地体现了宋代以来中国1000多年印刷术的前进历程。可以说，《大藏经》的刻印，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

　　佛教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

　　人文社会科学内涵丰富，范围很广，分科很多，这里着重简要地论述佛教与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的关联。

　　佛教与哲学。我们都知道近代曾经有过讨论，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这种讨论表明佛教的哲学内涵很丰富。佛教的哲学内涵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内涵最丰富的，它和儒学、道学等哲学流派的比较，我认为体现在哲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上，在这方面，佛教可能是超过儒、道两家的。可以这么说，佛教是由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的精英写出来的书，它的哲学内涵有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在各宗教各学派中最为丰富的。佛教哲学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性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丰富了哲学内容。佛教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分支，其内容有许多值得分析、借鉴、继承的地方。就中国哲学来说，如果离开了佛教，魏晋以后的中国哲学史就不完整。

　　佛教与伦理学。有人说，佛教属于伦理道德型的宗教，很重视道德价值，关注道德责任，重视道德修养。佛教有一套伦理道德学说体系，包括形而上的信仰理论基础、伦理价值、伦理准则、道德规范、道德实践等。在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经过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的冲突与融合，逐渐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协调、相适应。同时，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也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伦理道德是既继承印度佛教伦理道德，又有别于印度佛教伦理道德，既吸取了儒家伦理道德，也有别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具有独特性的伦理道德体系。

　　佛教与文学。印度佛教创立以来，为了传布佛教义理，十分重视调动各种文学手段，撰写了大量极富文采的佛经，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佛教文学。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翻译家把数千卷梵文佛典译成汉文，从而创构了一种融汇梵汉的新文学––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为了普及民间，还采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作为传布手段，产生了中国佛教通俗文学，如民间佛教故事、志怪小说、变文、诗歌、宝卷等，丰富了中国文学。至于作为中国佛教文学的奇葩禅诗，更是中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佛教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宝库。

　　佛教与艺术、美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结合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大力运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以推进佛教的流传。中国佛教艺术的成就灿烂辉煌，卓绝非凡。中国佛教保存的艺术遗产，其数量超过儒、道两家，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杰出最巨大的丰碑。在中国，如要全面研究艺术和艺术史，离开佛教艺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佛教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反映和体现了他们的审美经验、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形成佛教审美特征。研究佛教艺术审美理念，有助于我们了解艺术创作的方法和特色，揭示美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充实、丰富中国美学的内容。

　　佛教与民俗学。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传说、口头文学等的科学。佛教的传入和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民间习俗的影响是深广的，对中国社会的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作用是巨大的。例如，在民间佛教信仰实践方面，烧香拜佛、念佛诵经、许愿还愿、赶庙会、放生、火葬等，颇为流行；在节日方面，相关的有元宵节、中元节等，至于藏族和傣族地区，佛教节日和民间节日更是融为一体了；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重要的有架桥铺路、掘井植树、救灾济贫等义举；在饮食习俗方面，则盛行饮茶、汉地僧人素食，以及农历十二月初八喝腊八粥等。研究佛教风俗习惯，研究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中的佛教因素及其影响和作用，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佛教与社会学。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宗教是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佛教在民间拥有最大量的信徒，在精英界也有一定量的信奉者。研究中国佛教实体、组织、结构、特点和变迁，及其社会功能、作用，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上可见，佛教的内容主要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支，研究佛教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