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 社会道德——读朱清时论藏传佛教

俗谚说：“隔行如隔山”。我对于自然科学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现在却不得不讲些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关的事。我们老祖宗为幼儿写的启蒙的读物中言：“教不严，师之惰”，最近有点新的理解———如果教师不能严格自律，应该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

之所以写下这些话，与读了两篇文章有关。一篇叫《从藏传佛教到认知科学的崭新链接》，是用对话形式发表在网站上，记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高见；另一篇名《中医是复杂科学》，是这位校长以科学院院士署名的，发表在本年度９月１６日《中国中医药报》上。前一篇涉及藏传佛教问题，后一篇涉及哲学科学方法论问题。初步印象，这位校长在这两个领域似乎都称不上内行，但却把藏传佛教和哲学科学方法论作为他提倡的所谓“认知科学”和“复杂科学”的论据，有些不可思议，所以特别赶在教师节的时节讲一点我的认识，我们应该怎样为人师表。

先讲第一篇。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叫做“朱清时院士对刘正成先生畅谈藏传佛教”。据编者按：“由唐朝轶根据录音整理，并请二位谈话者审阅后，贴于本站网上……以期网友们的思考之风气更为兴盛”。因为是经过谈话者“审阅”过的，网上贴出后又没有看到谈话者提出异议，所以就话论话，认为用这样的东西去飨读者，引人“思考”，那“风气”实在“兴盛”不得。

一、刘先生说：“内地有两个翻译大师，一个是鸠摩罗什，一个是玄奘，他们基本上都同时在初唐时期从事翻译”。史书记载，鸠摩罗什死于４１３年，玄奘死于６６４年；根据什么让死去２５０年的人，到初唐复活的？

朱院士说：“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松赞干布和他的继任者赤松赞布曾请来大批印度高僧，组织他们把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与唐太宗同时代，都是七世纪人，怎么就变成“公元前七世纪”了？有这个“前”和没有这个“前”相差１４００年，当然是大不相同。这是否出于口误或笔误？似乎不是，因为朱院士还有话：“现在，翻译的藏文经典，已经是佛经最原始最珍贵的资料了”。根据史籍，汉传佛教在公元前２年就有了“浮屠经”，２世纪中下叶，汉文翻译已经形成规模；假若说藏文译经发端于“七世纪”而非“前七世纪”，怎么会得出藏文译经是“最原始”的结论来？朱院士还说：“藏传佛教……走了两千多年，集累了大量的资料”。如果确实“前七世纪”是“七世纪”之误，则“七世纪”至今公元２００４年，怎么会算出个“两千多年”来？这是哪门子算术？

这种年代上和计数上的颠倒混乱，出口就错，表现对话者缺乏起码的历史观念和佛教知识，比现有的相声材料还要生动。

类似的问题还有。刘先生说：“佛教里面，藏传佛教遗留的经典最多”。朱院士说：“汉传佛教也翻译了许多的经典，但大部分失传了”。这里的问题是：藏译佛籍和汉译佛籍各有多少，巴利文佛典又有多少，做过调查没有？汉译佛经原有多少，失传了多少，根据什么得出“大部分失传了”的结论？好像是研究有素，胸有成竹，其实是信口开河，说来全不负责。

二、朱院士说：“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完全不一样。汉传佛教既没有恶，也没有善，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什么都没有。而藏传佛教的‘空’和‘乐’和‘善’是不可分的。所以藏传佛教修到后来，在修炼过程中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慈悲”。

据说这话是听某位“活佛”讲的。“活佛”是对于佛教自有他的理解和他的观点，所以他照直讲述他的看法，无可非议。但作为院士则不同，仅仅这样复述而不别作说明，至少表明你在欣赏，在同意，在宣传。可事实如何，作为院士，你研究过吗？“汉传佛教”不讲善恶，那些汉人几乎无人不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来自哪里？“汉传佛教”不讲苦乐，那就抽掉了佛教的人生观，还能叫作佛教吗？讲空说有，是佛家的共同谈资，这里不说也罢，至于藏传佛教的“善”和“乐”，有许多特殊的内容，这不但要读点佛经，也要知史知事，如果翻翻史书的有关记载，看看某些造像和法器，就会有助于全面认识。

三、其实，朱院士自己就体会到了其中的一种“快乐”。他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尼姑，在一心地围绕着一座山转，光今年已经“转了一百多圈了”。于是院士感叹说：“她的生活很简单，她活在世上就是为她的信仰，就是围绕着这个神山转”；并由“她”引申为“他们”：“他们的生活那么简单、纯朴，没有我们这么复杂，却比我们快乐”。我对这位出家人的虔诚，同样表示尊敬，但是否“比我们快乐”，那只能属于“我们”这个层次的感受，因为在西藏还有更多的人，包括藏传佛教的信仰者，一直在干着希望能过上“我们”那种“快乐”生活的事业。

这使我联想起一位自命反科学主义的论者，他去藏区也有一番感慨。他看到的是朝圣的藏胞：“他们不断地伏下身去，让自己的身躯与广袤的大地合为一体。五体投地！这是一种伟大的肢体语言，使人得以与神灵对话，与苍天对话，并在这样的对话之中，使人自身获得了神性。而这样的语言，在城市里的汉民族之中已经集体地消失了”。这是带有伤感的遗憾，因为他表示他“缺少”，他“不可能拥有”———不清楚他缺少“虔诚”，还是未能拥有“神性”，总之，他尽管歌颂“五体投地”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好像始终没有去做与“大地合为一体”那种“伟大”的举动。他也是只高高地站在那里欣赏，唱赞美诗，而并不想自己去尝试的。

我们的圣人有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中外都被视为道德上的黄金律了。如果自己不欲做，只是欣赏他人做，或者通过这种欣赏去影响和鼓励他人做，按这黄金律的标准，恐怕就是最不道德的了。近来有学者对无神论特别反感，尽管他自以为他还是无神论者；有学者则竭力宣传宗教如何如何好，而他自己却什么宗教都不信。这种言行不一，与某些自然科学家做报告、写文章，劝人信仰某个神或超自然力一样，都令人纳闷。我以为，不妨想一想我们祖宗的这条古训。

四、朱院士还有一段比较汉藏佛教优劣的话，也是听那位活佛讲的：“大约几百年以前，内地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僧，也是禅宗的大师，和藏传佛教大师辩经。后来呢，汉传佛教败得一塌糊涂，藏传佛教从此看不起汉传佛教”。

这确实是汉藏佛教关系中的一桩公案，而且颇著名，法国学者还为此写过一本书，叫《吐蕃僧诤记》。藏传佛教史书以此作为自己的佛教优越的见证，非常正常，因为佛教分化有许多派别，诸派之间进行争论以至互相贬斥是常见的事，所以在汉藏佛教间发生“僧诤”，也不奇怪。但是同样，出自院士无辨别地向公众复述，就颇奇怪，感到不那么正常。第一，史实如何，至今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现存有当时人记当事人的汉文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所记与藏传就大有出入。作为院士在传播这些传说的时候，不应该听听另一种说法，看看更原始的资料吗？第二，不论佛教研究还是藏学研究都足以说明，藏传佛教受汉传佛教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其中就包括禅宗的影响，正像汉传佛教中也渗透着藏传佛教的内容一样。从唐蕃交涉到蒙元统一，这两种佛教系统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藏传佛教有自己的特点，说到底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本教传统有关，与接受或拒绝谁的佛教系统没有必然联系。把汉藏佛教间的差别说成是谁看不起谁，更不是学术语言。

朱院士对禅宗似乎也有兴趣。他说：“‘禅’其实也是释迦牟尼创造的。佛经故事‘拈花微笑’可以说是禅宗的起源”。

关于禅宗起源的研究，从胡适开始就没有中断过，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大约也够翻两天的。但把“佛经故事”作为论史根据的，实在稀罕。

院士“也是人”，茶后饭余，传一些道听途说，讲一讲“佛经故事”，也是消闲的一种。但如果以院士的名义发表出来，让读者随顺这种思路去“思考”，那就把我们的院士水平限定在复述传言和讲故事的水平以下了。

据说，朱院士这次西藏之行，会见过三位活佛，与有关的研究人员谈过两个晚上。由此所得的知识，就使他感悟到“藏传佛教的许多修炼方法实际上就是心智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实验”；“原来在两千多年前佛教就专门在研究心智科学了”。什么叫“心智科学”？按朱院士解释，这是港台的称呼，大陆叫做“认知科学”；这既非是自然科学又非人文科学，而是新兴的“第三个科学”；“它实际上是研究人的心与智慧的规律”，是“心灵和智慧的科学”。

于是我懂了一点：追随藏传佛教传说的目的，其实是在追随港台（还有哈佛大学）的“心智科学”，自己始终是既无发现，也无创造的。不过这里离我们讨论的题目远了，关于“心智科学”的问题，有机会在考察朱院士的“复杂科学”时我们再一并探讨。

回归正题。我的意思是，做学术研究，首先态度应该端正，严肃认真，不能信口开河。说话要有根据，立论要符合逻辑；学风应该严谨准确，实事求是。学术良心，公共道德，社会责任，这也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学人特别需要的品格，而这恰巧也是人们对于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教育的老师和校长以及行政领导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