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

　　论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

　　作者：苏丽亚

　　［摘 要］ 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重视信仰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了解信仰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有效地克服信仰危机，正确理解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要性及其重要内容，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和谐社会；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信仰

　　从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鲜明地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置于党和国家的执政目标之中，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实施，清晰地表明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跃升到一个更加自觉寻求和实现以人为本与公正和谐的新阶段。由于和谐社会概念寓意深刻，影响深远，深刻领会并认真贯彻这一重要理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建和中国社会存在的信仰危机的克服。

　　一、 信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其理想追求的精神层面。信仰表现为人类对崇高价值目标的敬仰和追求，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价值追求的动力和目标，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价值归宿。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科学、健康的信仰，也难以产生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认同感，进而丧失前进的动力。邓小平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力”［1］62。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110。“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190。信仰是形成强有力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千千万万群众凝聚起来的法宝。当前我们为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仍然要通过共同的信仰力量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统一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信仰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人类精神意识的一种独特的机制，其独特的功能表现为巨大的凝聚力，正是这种凝聚力使信仰获得自己的特质，显示出自己的现实性，形成自己的生命力，而这种现实性和生命力才保证着人类精神意识状态不致由于怀疑的驱散力成为一种不可捉摸的盲目的意识流。凝聚力的活动制约着整个人类的信仰活动，人不能没有信仰，人永远要通过某种信仰而激活自己的心灵、激励自己的意志。当这种规定性失去时信仰由于怀疑机制的驱散力作用而走向困惑，从困惑走向忧患，从忧患走向幻灭。这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痛苦可以用这样一句冷酷的话来表达，即上帝已经死了”［2］。

　　二、信仰危机的表现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危害

　　转型时期，我国民众的信仰观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各种信仰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分化、组合，使当前我国民众的信仰构成有了新的特征。在现实生活中信仰危机表现为信仰“真空”的出现，信仰乏力，信仰的多元化，非理性化和功利化等等。由于历史的惯性及其他因素的推动，唯经济主义观念被推向极端而形成社会全面产业化和生活全面消费化，为了消费、为了能消费、为了有资本消费，就得想方设法地追逐对物质的掠夺、对财富的占有、对金钱的搜刮，在这里金钱、财富、物质成为最高目标，也成为最后的价值尺度，更为真理或谬误的裁判者。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权力本身成为最实在的财富和金钱，金钱和财富又变成最实在的权力。人们追逐权力，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社会财富、金钱；投入大量的金钱、财富来笼络权力，是为了利用权力或谋取权力来达到掠夺、瓜分、占有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金钱。权力与金钱的合谋，构成了消费主义的社会主体，一切领域和行业的产业化，都是为了推动消费主义的社会化，为金钱和权力的合谋能够在任何领域，在任何条件下合法进行而开辟了道路。因而，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构成了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的主题曲。社会上很多人心中塞满的只是权力的梦想和金钱、财富的欲望，他们的眼中只是钞票堆积起来的物质消费和感官享受，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钞票、为了各种奢华的感官享乐和醉生梦死的金钱人生，人们最终在产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政策导向与鼓动下，变得争权逐利。这说明了什么？精神空虚、价值扭曲、没有科学正确的信仰是产生上述行为的根本原因。精神的威力不可替代。但仅仅依靠理智力量、功利动机，社会的发展只能滑向一个纯物质的极端！如果有全社会的整体精神力量，有信仰的热情，有内在的灵魂追求，中国将会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衡量一个进步的，适合今天人们的信仰，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不是能够使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和谐社会，作为人民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是唯一的出路，也是一条艰巨的长路。但是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重建信仰的成功与否将是后代子孙甚至是中华民族成功与否的最关键之处。

　　三、构建和谐社会中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必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建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社会发展独特的历史定位决定的。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中国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才开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赋予中国的现代化极其特殊的历史定位，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中国社会这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重建人与自然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人文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信仰危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断裂以它的现代形式展示在中国民众的面前。

　　虽说儒家文化在今天的经济社会中能发挥着正面作用，但这并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关于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障碍论”的基本论点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不需要重建传统的儒家信仰并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宣言，而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慎重的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总体上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因此，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真正内涵是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克服信仰危机，重建信仰，绝不是信仰儒、释、道的道德观念，绝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加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显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要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的巨大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的根本性变化，针对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实，更新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对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上来理解：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要允许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及其发展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普遍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创造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动摇。我们要克服这种信仰危机，就要允许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这是使个人走向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路径，不但不背离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日益接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第二，在处理信仰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把握信仰和理想的尺度。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信仰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但这种终极关怀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三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理解和把握。

　　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当然，这种确认绝不是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确立后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而重建信仰正是要克服这种负面效应。

　　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因为，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级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它既不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的悬空，也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或经济政策的功利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把它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地展开和探索。

　　第三，在处理信仰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机制关系时，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总结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看到，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总是不断变动的。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前，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的政治化。在那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社会运作机制中，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必要张力完全消失，信仰失去了它对政治的应有的牵导和矫正功能，因而当政治导向出现偏斜的时候信仰不但失去它应有的效力而且会对这种偏斜起一种强大无比的加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转型导致的政治变革必然带来严重的信仰危机。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有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问题，是信仰的经济化。信仰的经济化也就是信仰的功利化。信仰失去了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生导向的神圣性。信仰消失在功名利禄之中，功名利禄成为人们行为中唯一的本能的信仰。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失去了它对社会经济运作状况的理想检视功能，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人性层次上缺乏约束而放纵自流。

　　信仰重建恰恰需要的是恢复它的“文化中介”地位。从社会结构系统看，信仰乃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念层面，在这个由人们的功利观、道德观、理想观、人生观等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信仰由于它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居于最高地位。它的作用的发挥，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用于人们的功利观，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作用于人的道德观，通过当下与终极的关系作用于人的社会理想观，通过对以上诸种关系的内化融合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就是说，它的作用的发挥必须经过文化的中介而实现。正因文化中介的缓冲作用，信仰才有可能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运作实现一种理想性的检视和文化性的矫正，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和朝着理想目标前进。

　　总之，理想与信仰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科学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信仰,也是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应该重建和坚持的唯一能够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信仰。我们必须切实加强信仰信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思想统一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