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佛教的社会地位

　　试论唐代佛教的社会地位

　　常耘法师

　　中国佛教发展至唐代时已达到鼎盛，空前盛况，前所未有。除“会昌法难”之外，大部分的最高统治者还是持推崇佛教的态度。佛教不管是在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优越成绩，给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为唐以后的佛教发展提供了借鉴的作用。这一切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佛教自身健康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佛教传入中国初，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认为佛教是神仙方术；早期的最高统治者也有一部分把佛教当作统治人民的工具，以至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旧唐书》看唐代的皇帝大部分还是推崇佛教的，不管是利用佛教，还是真心为了佛教未来的发展。

　　一、从反佛者看唐佛教的社会地位

　　唐代也有反对佛教者，当然每个朝代都会有，只是最终的效果如何，也因个人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抉择有关。如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傅奕的反佛论。

　　1、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由“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而引起的，（《旧唐书》卷十五）随后韩愈便“上疏极陈其弊”。他认为中国未有佛教前如：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诸位皇帝寿命都很高，而在佛教传入后的殷汤、汤孙、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诸位皇帝也不是因为的佛教的传入而寿命高。还特别举例说从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在位只有十八年。其后天下相断不安定，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最后却“饿死台城”。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而看佛教，是足不信可。

　　佛教产生于印度，发展在中国。韩愈认为佛是外国的人，与中国语言不通，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没有“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而且佛已死多年，枯朽的骨头，污秽不堪，不应迎请到宫中祭拜。应该“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将以上自己反佛的观点，上奏宪宗，宪宗看了非常的愤怒，将韩愈的奏疏以示宰臣说：“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于是，癸巳（633），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2、傅奕的反佛观念

　　傅奕在武德七年（624）上疏――陈述废除佛教。他说佛教在印度，路途遥远，汉译佛书是假托。从伦理的角度讲佛教是不忠不孝，出家人剃除须发，割爱辞亲；游手好闭，逃离租赋。虚张六道，恐吓愚夫，矫诈欺骗。有造作恶逆，犯法的人，在狱中口诵佛经，昼夜不知疲惫，希望免其罪。人的生死寿命，自然生灭。佛教讲人的贫富贵贱，功业所招，都是由佛。这是佛教“窃人主之权”，是害政之教。“自羲、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旧唐书》卷七十九）汉明帝假托梦想，开始建立佛教。西晋以上，不允许中国人，削发出家。到苻坚、石勒时，羌胡乱华，都是佛教导致的灾难。

　　后来，傅奕又上疏。高祖召群官议论，唯有太仆卿张道源称赞傅奕的奏请是合理的。中书令萧瑀与傅奕争论说佛是圣人，非圣人是不知道的。傅奕说礼节是事亲，奉上，这是忠孝之理，臣子应该奉行。然而，佛却逾城出家，逃背父亲，以出家来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不是遁入空门，是遵无父之教。我听说不孝的人是无亲的，这就是你。萧瑀不回答，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到太宗嗣位，常常临朝对傅奕说，佛教的道理是非常的玄妙，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很有灵验，唯独你不悟解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渐渐流传中国。模仿老庄玄言，妖术之教。对“百姓无补，国家有害”。可见傅奕的反佛是非常的尖锐、刻薄，然而，佛教并非如他所说。

　　从以上韩愈和傅奕两人反佛的事件来看：虽然他们激烈的反对佛教，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没有采取废除佛教的行动，而且，还不同程度的支持、推动佛教的发展，可见佛教对当时的社会是启到一定的作用和贡献的。唐有“会昌法难”，然，在“会昌法难”后，佛教反而更加的兴盛，用历史学者的学识来看，为何会兴盛？可以一目了然了。

　　二、从当朝皇帝对佛教的态度看唐佛教的社会地位

　　在唐代大部分的皇帝是支持佛教，具体的行动：如开设译经道场，不但支持僧人的译经，还派当时的社会文豪参加翻译；广度僧尼；建寺造像，旧宅改为佛寺等等，都是表现为对佛教不同程度的支持；同时，也说明佛教在唐代的社会地位。略举如下：

　　太宗李世民虽对道教的崇拜，但不减对佛教的支持。当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太宗远远的在长安迎接。还把玉华宫改为佛寺，供玄奘法师翻译经典。并派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玄奘法师翻译经典。唐代的翻译是非常的兴盛，这与皇帝的支持分不开的。太宗知道萧瑀喜欢佛教，塑佛像一躯，并且在佛像旁绣萧瑀的形状。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赐袈裟。

　　武则天是非常的信奉佛教，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性。武则天命沙门伪撰《大云经》，为其登上皇帝的宝座在渲染，同时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机会。并且，下令各州设置大云寺，造像度僧。更有历史意义的是：她下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也处道士女冠之前。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佛教几乎成了国教。

　　“安史之乱”时肃宗听取郭子义的意见，请神会置坛度僧，所得钱财，以充军需。神会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受到皇室的重视。“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肃宗皇帝诏入宫内供养，并建造荷泽寺供他居住，给予极高的礼遇。

　　宪宗时，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皇帝请入宫中供奉三日，后送诸大寺院供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

　　会昌五年（845）五月，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是因为其说惑武宗，排毁佛教。造成武宗启动大规模的毁佛事件，即佛教所谓的“会昌法难”，有大部分的原因是道士的谏言。然“会昌法难”后，佛教又开始兴盛。

　　懿宗信奉佛教是非常的虔诚，经常在宫中供养僧尼。还赐安国寺的僧彻法师，旃檀座椅。

　　高宗在位时，在宫中为文德太后追福超度，造慈恩寺及翻经院，敕京城诸寺幡盖，送玄奘及所翻译的经典、佛像、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656)，高宗又诏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郞薛元超等，共同润色玄奘所定的经典，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协助翻译。

　　三、从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看佛教的社会地位

　　佛教发展到唐代是非常的兴盛，空前的盛况，给佛教带来了勃勃生机。唐代的佛教不但在思想上比其前有所进步，还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景象。

　　佛教宗派方面。中国化佛教发展到唐代时，佛教宗派林立，八宗思想各有特色，也是标志着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佛教宗派的成立，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南北朝，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唐王朝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也给佛教在思想上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佛教宗派的创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产物。

　　佛教文学方面。佛教文学在中国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丰富了中国文学词语，提供了有利的养料，成了传统文化中不或缺的组成部分。佛经翻译思想非常的丰富，佛教词语丰富了现代汉语词库。如：昙花一现、借花献佛、海底捞月、因缘等等。鲁迅先生提倡把《维摩诘经》当作小说来，因其经中的故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楞严经》的文体，越读越不厌倦，爱不释手。

　　佛教艺术。佛教艺术自佛教的产生地印度，早在健罗陀时期就很兴盛。佛教艺术作为一个奇葩，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对中国艺术启到一定的作用。寺院的建筑，给现代学习古建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样本，同时，也是人们喜欢参观的最佳地方。塔，在印度时是供奉佛陀舍利的，给信徒礼拜的。在中国唐代前塔成为佛教寺院的主体，一般都建在大雄宝殿前，到了唐以后，逐渐成为旅游者到寺院的一大景观。不一而足。

　　四、结论

　　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这给佛教带来了有利的机遇；同时，也是佛教在唐代转型的时机。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在社会中不能被普遍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佛教有识之士就才取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佛教(格义佛教)，使佛教在社会中得到普遍承认。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巩固，又反过来用佛教的词语来解释佛教，这样，佛教教义人们已能够接受和理解了。

　　综观唐代的佛教不再是格义佛教，而是对唐代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佛教在唐代的鼎盛不单单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也与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思想上的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离不开，佛教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也是空前的。

　　发表《上海佛教》2005年第3期，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