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徒的政治观

　　宗教徒的政治观

　　■ 洪祖丰 著

　　有智慧的教主，是不会为教徒立下一个古今中外皆准的体系的。

　　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导航。大凡宗教，都是以精神生活的提升为主体。但人类不仅过著精神生活，也同时面对现实的物质生活。对一般人来说，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个不可隔离的整体，有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各宗教在其传扬过程中，肯定会对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作出各种诠释与主张。

　　这些观点，往往是教主或主要门徒们对当时的环境所作出的权宜性反应。这种反应，是随机逗教而立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且受著时空的限制。这与宗教主体的绝对真理，如佛教的缘起性空，有所不同。後者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

　　有些宗教徒，无法分别相对与绝对的真理，以为「凡是教主所讲，经典所记载的，必定是永恒不变，不可受置疑的真理。」而硬要把这些观点一成不变的应用在现代生活里，美其名为建设「某教国」或过著「完整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发现这些「真理」无法与现代生活取得契合时，又以「神意不可解释」来自圆其说。这种作法，是自欺欺人。

　　以佛教为例，佛陀曾为帝王说过「十王法」。难道我们因此而以为佛教主张君权政治吗？并由此整理出一套「佛教国」吗？佛陀也曾为民主共和的国家说过「七不退法」。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肯定佛教主张民主共和制呢？再说，我们如何协调上述两种说法呢？是否要以「佛说不可思议」来自圆其说呢？这种盲目的执著，有失宗教信仰的本质。

　　有些宗教徒恰好相反，他们无法想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教主竟会说出一些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话来，而生起怀疑心，最终离教而去。这也是不智的行动。

　　须知，教主说法，是不可能凭空而立的。它必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以为教主所说的必「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而可行，那是不理解诸行无常的根本法则。

　　以人类的政治体系来说，从远古的共产共用、家族制度、部落组织，到後来的君主、封建及现代的民主制度，从没定型过。

　　这些体系的形成，皆有其困线条件，有其时代适应性。（今天最受欢迎的民主制度，将来可能被淘汰。今天高喊民主科学，诅骂孔子「封建」的人，将来也可能被後代责骂。）

　　有智慧的教主，是不会为教徒立下一个古今中外皆准的体系的。

　　佛陀的讲经说法，目的在於人生的解脱，而不是政治改革，因此对相对的政治体系只作随顺因缘的权宜性反应，不作取舍，这正显示了佛陀的大智慧。

　　权宜性的反应，其真理虽是相对的，但不等於毫无用处。相对性的真理，其精神与特质，若能获得适当的看待，则有其现代价值。例如，我们若把十王法引用在现代的总理、部长、议员身上、其价值就跃然显现了。同样的，七不退法的内容，应用在民主国家上，其意义就深刻了。

　　如何善巧的在现代生活中，适当融摄古代优良的精神与特质，是我们现代人的责任，不能责怪古人。李宗吾说过，古时的木匠盖房子，是为了给那时候的人住，并没说世世代代都要住在这房子里，也没说不可装修、扩建、或重建。盖房子的原料、工具、技术当然是那时代的；房子的面积当然是依那时的人口估计的。房子盖好後，木匠把工具、技巧传给後代。後代不把工具改良，不学技巧，不装修，不维修，不扩建。几千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而天天诅骂那木匠。这道理说得适吗？（按：大意如此，与李宗吾原文可能有差别。）因此，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懂得如何看待宗教的政治观。不执著也不排斥，为宗教的政治观赋予正确的位置。佛教不共於神教，希望佛教徒不要犯上他人的错误。

　　一九九零年六月<佛教文摘>第六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