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贺汉魂 许银英
　　彼岸的宗教与此岸的经济发展似乎是风马不与牛相及。但历史与现实却告诉人们，远离红尘的宗教并没有对经济发展的滚滚红尘冷眼旁观，此岸的凡夫俗子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更能体会到宗教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宗教的这种力量就是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何谓文化力？文化力严格说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与文化往往显示出某种不平衡性：经济大国不一定是文化大国，反之亦然。当然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狭义的文化力是指文化具有的作用力，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它不是存在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书本典籍，而是潜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通过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发挥作用。文化力主要有三个表现：第一是激发力。特定的文化过程与文化机制可以激发人们的动机、热情和创造力，调动人们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内在潜力； 第二是导向力。文化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与意义，引导经济社会生活向符合人的目的、意志的方向发展；第三是感通力。文化使主体间相互勾通，使得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同时它还是民族凝聚力的标志。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是文化精神的代表，是各个文化部类的深度之维。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既有一般性，又有其个性。第一，宗教通过终极实体的设定及其人们对终极实体的信仰产生对经济发展的激发力。“终极实体”是宗教最重要的概念，从文化设计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设定。它能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感，并以这样的情感去为领悟的终极实体服务。在宗教的激发力下，人类的经济发展便可以走出因精神的丧失而僵滞衰朽、分崩离析的困境，指向终极的超越精神，获得活力的源泉。第二，宗教通过世俗的伦理化过程，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力。终极实体是一个只有在信仰中才能把握的神圣存在，而人们对终极实体的追求实际又是一个世俗的过程。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主要有五种，即完善的人际关系，社会责任心，理性活动，艺术创造，对自然科学的执著，这五种进程可以归结为真善美的进程。如果说理性活动与对自然科学的执著属于真，那么，完善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心显然属于善。如果将完善的人际关系理解为伦理，那么社会责任心显然就属于道德，于是伦理与道德就是宗教世俗化的重要进程，也是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力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三，宗教通过人们对其认同产生感通力。宗教是超越精神的表现，因此也是人类统一精神的表现。但它只是超越精神的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是人的产物，因此有着纷纭万千的形式，呈现一派分裂与对立的景象。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使得不同的宗教的感通力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受其影响，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或遵循其精神的人对经济发展既有共识，也会有分歧。
　　关于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马克斯·韦伯从理论上作过较充分论证，尽管他并没有提出文化力的概念。他在其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产生是由于近代西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造成的。这种社会精神气质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欧洲文化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精神的发展就是一个因素，但直接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由于新教伦理文化力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实际上指出了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具有三种重要的文化力：其一是“蒙恩”
　　与“天职”观念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世俗职业道德。新教伦理赋予世俗工作职业以“天职”的宗教意义，“蒙恩”则认为只要在道德上无可指责，资产阶级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财富。因此教徒应勤勤恳恳地投身入世俗的活动，完成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劳动和经营在新教伦理中具有道德合理性。其二是“蒙恩”与“天职”观念派生的经济合理主义。新教认为为财富追求财富，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应当遗责的。但若是作为从事一项职业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象征着上帝的赐福，是合理的。其三是理性禁欲主义引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精神。新教要求信徒不要追求内体享受，把财富与金钱投入到劳动和劳动经营中去，投入到工商业活动中去。韦伯认为，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了新教伦理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文化合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品格，以此为中心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循着韦伯的思路，我们将不无遗憾地发现，我国封建社会所以绵延漫长，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之所以沉重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封建社会缺乏足够的宗教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主要由儒、道、佛组成。道教，佛教是宗教，但一个讲隐世之消遥，一个求出世之安宁，都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充分的文化力。于是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提供文化力的源泉。然而，儒家文化并非宗教，它所讲的入世主要是道德实践的入世，而不是宗教终极实体的世俗化。它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只能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文化力。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人伦本位的组织形式。人伦本位既是封建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儒家文化对经济主体的造就方式，它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发展的道德准则：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名份而抑竞争；重均平而抑分化；重和谐而抑竞争。其二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人伦本位强调的是伦理和道德的价值，因而在伦理与经济的关系上必须重道义，轻功利。这种观念表面上与新教伦理的经济合理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并没有由此生长出经济合理主义。由于它过多地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最终抑制了经济活力的增长，使经济运行始终服从伦理的要求。其三是人情主义的交换方式。
　　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机制。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交换行为显然是存在的，但这种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人情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伦理指导下的等质交换。这种伦理交换具有很浓的人性味，却严重地妨碍了市场的形成与发育。有限的交换形成的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人情磁力场。人情主义的文化力与“父母在不远游”等家族道德观念的整合运作，使得市场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传统经济的模式只能是自给自足。
　　人伦本位，重义轻利，人情主义，这三种文化力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重合，起到了维护封建经济，制约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文化力只能如此。实际上，它们中有许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因素，只要挖掘改造其内容，调整其文化力的作用方向，就能使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力。例如在市场发展中，人们应当学会把伦理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去，使经济发展不致于失却人的目的性，这一方面，儒家伦理仍具有现实意义；甚至于“远离尘世”的佛教，对经济发展也不乏文化力，因为佛教能由于其重视人的心灵美好与安详的塑造，通过其内在的智慧与心得对现世产生良好的积极的影响，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少的补充。（作者单位 湖南省衡阳师范学院）
（摘自《中国宗教》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