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文献研究的新动向

　　中国宗教文献研究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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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18日至21日，“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来自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美国、奥地利、德国等国的学者26 人在会上发表论文，并就中国宗教文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笔者有幸参加这次会议，有几点感受。

　　第一、国际学术界开始重视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以“中国宗教文献研究”为主题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参加会议共有26 位学者，规模不算大，但这些学者分别来自7个素有东方学研究传统的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如京都大学人文所为本次会议所发的海报所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近年来活跃在这些领域研究前沿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乏世界著名学者。因此，这次会议的学术级别与学术水平都相当高。在“中国宗教文献研究”这样一个题目下聚集这样一批学者，召开这样一个国际研讨会，共同从事解读纷繁复杂的中国宗教文献的工作，这充分说明对中国宗教文献的研究，开始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新的热点。

　　中国是东方大国，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宗教从来是国外汉学的研究方向之一。但为什么近年来才出现对中国宗教文献研究的进一步关注呢？我认为，这首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增强分不开。国运盛则文运盛，这已经是一个规律。美国亨廷顿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论”，将世界现代文明划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板块，预言将来的世界冲突，将在这三大宗教文明板块间发生。这一警世危言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不少学者主张文明的沟通、交流与对话。中国近些年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国外各界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为了进一步做好对中国宗教的研究，自然要加强对宗教文献的研究。

　　第二、佛教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宗教、中国宗教文献研究的重点这次会议共发表论文26 篇。如果按照会议的4 个单元分，则佛教有10 篇，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有4 篇，道教与民间信仰有7 篇，中国宗教文献情报学有5 篇。但如果按照各宗教来分，则佛教有15篇，占全部论文的57.7%；道教有7 篇，占26.9%；景教2.5 篇，占9.6%；伊斯兰教1 篇，占3.8%；摩尼教0.5 篇，占1.9%。上述数字，说明佛教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宗教、中国宗教文献研究的重点。15位发表佛教论文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4 人）、日本（7 人，其中1 人为在日本工作的德国人）、意大利（2人）、法国（1 人）与德国（1人），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由此可见，研究汉文佛教典籍，近年来已经在世界上掀起一个小高潮。

　　国际学术界注重中国宗教研究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还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佛教虽然是古老的东方宗教，但应该承认，学术意义上的佛教研究，是近代以来，由西方学者开创的。考察近代以来的西方佛教学术研究，可以看到，它大抵沿着巴利语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这么一条路线而展开，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对来说较少。实际上，就现存的三大语系佛教及其所保存的典籍而言，汉文大藏经所收经籍的数量最多，其经籍所涉及的时代跨度最大，地区涵盖面最广，所包容的佛教派别也最多。因此，巴利语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研究价值，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评论，则近代以来佛教学术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与汉文佛典本身的价值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所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语言文字的障碍及对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的不甚了解，大约也是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研究要凭资料讲话，如此重要的汉文佛教文献，不会总在世界上受冷落，一定会得到它应有的重视与地位。十多年前，我在开始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时，就提出这一问题，并呼吁更多的人应注意与认识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我当时说：“汉文大藏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人类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现在看来，世界范围的对汉文佛教文献的重视与研究的时代，已经开始来临。

　　佛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研究汉文佛教文献，我们中国学者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们理应在这一过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学术界与佛教界，目前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的投入很不够，我们的力量还很小。

　　我们的实力与我们面临的任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次参加会议的4位中国佛教学者，两位来自大陆，两位来自台湾。合计只占全部与会佛教学者的26.7%。从历史看，在巴利语佛教文献、梵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我们落在世界的后面；在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我们目前很难说占有多少优势；在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再落在后面。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能够出国参加此类国际研讨会的人数不可能很多，但我们环顾国内，又有多少学者是真正从事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的呢？所以，上述数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我国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现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现代化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书籍的数码化时代，汉文佛教文献也迈入了数码化的门坎。大藏经的数码化尝试，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近10年来，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长足发展。不但多种大藏经已经扫描录入，上网供读者阅览，而且电子文本的佛教文献，由初期的少数典籍，到其后的大规模录入；由分散的各自为政，到资源的逐步整合；由单纯地录入《大正藏》，到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最新推出的2004 版《电子佛典集成》。汉文佛教文献数码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内涵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将原有的佛教文献数码化，而是进一步利用电脑技术，开发出种种文本分析软件，以分析文本的知识结构、用词规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照等，开创了用电脑技术进行佛教文献研究的新方法。

　　汉文佛教文献数码化的发展与电脑技术在汉文佛教文献研究中的运用，对佛教学术研究促进之大是无可估量的。同时，它也将对研究者本人的学术素养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目前的整个研究方法与学术评价体系都将是一个挑战。目前，在汉文佛教文献数码化方面，台湾的学者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而在运用电脑技术进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方面，日本的学者已经领先。大陆的佛教界、学术界，至今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与技术准备来迎接这一挑战。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严重的忧虑，也希望引起有关部门与单位的认真关注。

　　第四、世界范围内，中国汉文宗教文献研究仍属起步阶段这次会议，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26 篇论文中，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宗教文献进行研究的，有8 篇；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的，有4 篇；论述数码化技术的，有5 篇；论述工具书编纂的，有1 篇。上述18 篇文章，可谓紧紧扣住了会议的主题。考证、研究相关文献的著译者的论文有3 篇，这自然也属于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此外，还有5篇实际是利用文献提供的资料，研究宗教学方面的其它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献学论文。

　　从18 篇紧扣会议主题的论文来看，除了数码化技术之外，其他论文的论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共同的热点，所以缺乏讨论的中心。5篇数码化技术的论文虽说引起与会者的共同兴趣，但5篇文章的论述重点也各有不同。我以为，一个会议，如有共同关注的热点，便可以促使研究者进一步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群策群力以促进学科的发展。本次会议缺乏共同关注的热点，也反映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汉文宗教文献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学者们之间还缺乏沟通与协调，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关注点。当然，就佛教文献学而言，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年还是有几个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大藏经的编纂与研究问题、疑伪经问题、藏外佛教文献问题等。

　　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都被提出来了，但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下去。这则情况的出现，或者与与会者来自不同国家，会议以中文、日文、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基本上不设翻译也有关。因为类似我这样只通两种语言的人，与其他学者沟通时，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会议没有出现共同关注的热点，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宗教文献研究本身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热点。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一局面会逐渐改观。（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中国宗教》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