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浦东宗教现状看上海新农村建设中的宗教问题

　　从浦东宗教现状看上海新农村建设中的宗教问题

　　为全面贯彻和具体落实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方针, 上海郊区提出了“ 规划布局合理, 经济实力增强, 人居环境良好, 人文素质提高, 民主法制加强”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和时间节点。宗教问题在上海郊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市化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巫待解决的实践课题。

　　本研究以浦东新区为样本, 对当地宗教资源和现状进行初步的整理、描述、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 对于上海郊区农村基层政府如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社会化管理, 农村地区如何培育完善和规范发展社会组织, 宗教团体如何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寻求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发挥宗教在提高农民道德修养、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有益功能, 规避、消饵其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等做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浦东宗教现状概述

　　浦东新区由原先的川沙县和上海县、南汇县部分乡镇组成, 大部分地区历史上都是原生态的自然村镇。当地农业发达, 人口组成以农民为主。改革开放以来, 除了浦东开发后形成的陆家嘴、张江、外高桥、金桥、孙桥等金融贸易、高新技术、出口加工、现代农业集聚的高科技现代化功能区域外, 在行政编制上, 还有个乡镇, 农业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传统的乡土气息和开放活跃的现代性在这里实现了全方位的交融与整合, 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郊区农村海纳百川、多姿多彩的多元人文景象在这里竞相展现。

　　历代以来, 浦东地区宗教文化资源深厚, 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齐全。现有处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 其中, 佛教寺庙处道教宫观处天主教堂处基督教堂处清真寺处。另有“ 非正常宗教活动场所” 余处。现有宗教教职人员名, 其中佛教名, 道教名, 天主教名, 基督教名, 伊斯兰教名。信教群众约有人, 其中佛教人, 道教人, 天主教人, 基督教人, 伊斯兰教人。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人世纪, 宗教事业整体上呈现平稳有序的发展。这既得益于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同时也得益于浦东新区相关职能部门深人实际、扎实工作, 尤其对涉外宗教情况以及在当地比较突出的散居道士现象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 并创造性地将宗教事务当作社会公共事务而纳人依法管理。

　　年起, 浦东在全市首创“ 文明宗教活动场所”创建评选活动, 将宗教纳人社会文明创建体系,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在与年获得三大“ 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称号之一的唐镇天主堂神父的访谈中也深切感受到宗教界对此的呼应, 整整齐齐的好几大盒有关教堂日常事务的文件档案, 包括对天主教基督徒生活、成长和转变的指引教导, 均反映了神职人员对创建文明宗教场所的重视和积极响应。事实证明, 这一做法对明确宗教实体的社会定位, 进一步提高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水平、提升宗教活动场所的形象等具有相当的意义。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人, 经济、社会和文化逐渐呈现多元发展趋势, 郊区农村宗教活动多元化情况也日益凸显, 对于我们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宗教多元化是上海新农村建设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浦东新区的宗教调研也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在这里, 我们特别指出, 要关注上海郊区农村呈现的宗教多元化现象对农村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的影响, 这也是目前我国宗教问题复杂性的一个侧面。

　　信教原因多元化。列宁曾经说过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事实上, 调研显示, 因生病、生活挫折等信教的人数虽然仍占相当比例, 但目前在浦东等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区县乡镇, 居民信教或参与相关宗教活动的人数也有增无减。基本原因如下一是深厚的信仰传统。上海农村地区历史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宗教信仰, 拥有较多的信众。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 尽管目前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传统宗教信仰活动不但没有式微, 反而因为具备了复兴的物质基础而更加活跃。

　　二是社会转型期的心理慰藉。市场经济高风险等, 如同“ 看不见的手” , 这些“ 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 , 在某些群众那里就幻化成对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精神的崇拜这也就是为何相当部分乡镇有民营老板热衷于造庙建寺等宗教活动。

　　三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上海农村,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层农村组织化程度的弱化, 大部分青壮年均外出工作, 老人、孩子孤独留守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老人们文化水平不高, 信息闭塞, 加之集体活动缺乏, 精神生活单调, 于是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交往和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

　　信教人口结构多元化。与郊区农村信教人口组成结构多样化相一致, 作为较大的人口导人地区, 浦东信教人口也几乎涵盖社会各个阶层。有目不识丁的农民, 有因为动迁等原因居住城郊的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有身价千万的企业家, 还有部分生活在上海郊区的外国人。这些来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 甚至不同国家的信教人口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信教人口构成的多元化, 一方面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给信教群众提供了更广、更自由的信仰空间另一方面, 也对上海郊区农村宗教事务管理能力和方式包括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宗教的公共政策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

　　信仰形态多样化。进人世纪以来, 除传统的五大宗教外, 农村宗教的种类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方面, 境外宗教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 如非法传教、地下教会等在上海农村也有所发现, 有些地方还存在邪教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 作为中国宗法社会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重新复苏。民间信仰多具草根性、地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因而在农村地区的普通群众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信仰形态多元化在上海郊区农村表现为非正常宗教活动异常活跃, 包括非法搭建小庙, 以及某些地方出现的“ 残庙”崇拜等。浦东新区的非正常宗教场所数量大大超过正常活动场所就是一个实例。

　　三、关于上海新农村建设中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

　　宗教在上海郊区城镇部分人口中已经成为其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多元化趋势是目前上海农村宗教活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因此, 从实际出发, 完善宗教政策与法规, 做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对团结宗教界人士, 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诉求,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 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活力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总体是正常的、平稳的, 但不能排除不利和消极因素的存在。如信教人口在上海郊区农村有增无减的趋势、非正常宗教活动场所陡增、民间信仰在城镇社区的活跃态势、邪教组织乘虚而人, 以及部分信众沉酒宗教宿命而不思勤劳致富等现象。其中, 非正常宗教活动, 对环境文明、社会稳定以及社区和谐极其不利。尽管这些非正常宗教活动场所的规模、涉及的信徒数量并不是很大, 但其对宗教活动的有序管理、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生活环境的文明有很大影响。如何以“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基本战略为导向, 遵循《宗教事务条例》相关规定, 按照“ 疏堵结合、合理布局”的原则, 有计划、有效果地对非正常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清理、整合和管理, 值得深人研究和探讨。

　　从宗教事务管理层面上看, 我们既要注重对五大宗教的依法管理, 但同时应该从目前实际出发,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以有深厚的村落社会文化基础和人脉的“ 民间信仰”现象为例。即便其尚未纳人宗教事务管理范围, 但对此类分散性特征较为显著的宗教现象, 在我们的宗教管理实践中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看待它们的一些宗教活动方式, 如何将其纳人我们各级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视野, 并通过依法管理既满足他们的宗教文化生活诉求, 又达到规范管理的目的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拿出有效的对策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应将农村基层宗教管理纳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第一, 健全和完善合理、有效的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机制, 推动农村宗教在整体上朝着有利于“ 三农”问题解决的总体方向发展第二, 从实际出发, 合理设置宗教活动场所, 积极倡导将文明宗教场所建设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规划, 充分发挥合法宗教活动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第三, 尊重和尽可能满足农村信教群众正常、合理的宗教需求和宗教活动的特有方式, 积极引导和发挥农村基层宗教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 提高农村宗教组织在慈善、救灾、辅助性医疗、补充性教育等方面的能力。

　　总之, 浦东新区宗教的基本情况应该说基本反映改革开放年上海郊区农村在宗教事业上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目前上海郊区农村出现的众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 既是宗教发展新趋势的反映, 也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一个切人口。因此, 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宗教在社会协调、社会管理以及道德、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新途径, 这不仅与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保持农村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而且对深人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社会功能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宗教的公共政策平台具有一定意义。

　　来源：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姚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