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慧远大师风范 僧界楷模 古今同钦

　　仰慧远大师风范 僧界楷模 古今同钦

　　——仰慧远大师风范，论现代合格僧才

　　（2004年5月）

　　释宽见

　　一、 前言

　　慧远大师（公元334～416）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先驱，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年恰逢大师诞辰1670周年，追忆先人高风，大师可谓“僧界楷模，古今同钦”。大师生逢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的东晋时期，其时佛教刚传入中国三百余年，教典未备，仍处于和本土的儒、道二教碰撞融合的阶段。而正是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道德、学问、修持、威仪都堪为僧界楷模的大师，才使佛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跟，并为世人所接受，其生命力一直延续两千年而迄今不倒。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科技的发达既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交通咨讯的便利，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恶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这种思潮也逐渐波及到了僧团内部，拜金主义、注重享受、信仰淡漠、道风不振的现象有所抬头，这已成为佛教界日益关注的话题。已故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我们敬爱的赵朴老，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周年》的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提出：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为此赵朴老向全国佛教界提出五个建设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加强佛教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赵朴老这番讲话过去十一年后，在我们耳边仍振聋发聩。慧远大师生处乱世，而能成为东晋一代佛教领袖，就是因为他注重对自身和僧团的建设。他信仰纯正、道高德隆、学问精深，从不趋炎附势、争名逐利，而且非常注重对整个僧团成员的僧格维护与素质培养，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慧远大师的僧团赢得了朝廷显贵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尊重，这对佛教立足中国、后来和儒道二教一起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用朴老的话来讲，慧远大师非常注重自身和僧团的建设——用赵朴老的话来说就是“五个建设”，大师不愧为僧界楷模，古今同钦。

　　佛教不仅是自利而且是利他的，秉承太虚大师“仰止惟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的宗旨，现代佛教在服务社会、净化人心方面正努力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然而当今佛教界同时又面临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现代僧人不应以人间佛教为借口而将佛教庸俗化，当以慧远等古代大师为榜样，学习大师的风范，发长远心，不仅要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应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多用些功夫，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佛教界的栋梁。如果有众多合格的现代僧才，就能使佛教重新焕发本有的生命力，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 慧远大师的风范

　　慧远大师，俗姓贾，是雁们楼烦（今山西代县）人，大师所处的时代背景——汉末魏晋年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年代。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而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立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不久统一三国，然而才过52年，由于内有“八王之乱”，外有北方“五胡乱华”，中国又重新陷入分裂动荡，西晋于是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然而政治黑暗，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桓玄、殷仲堪等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互相混战不已，至420年，刘裕废晋立宋，东晋灭亡。大师的一生就是与东晋（公元317～420）相始终的。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由于大师信仰纯正，道高德隆，学问精深，尊严自己的僧格，以弘法护教为己任，才使佛教在乱世中没有遭受大的冲击，因而被世人尊为一代佛教领袖，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1、 信仰纯正，严持戒律

　　大师二十一岁时，恰逢后赵神僧佛图澄的弟子弥天释道安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住持弘法，聪慧好学的少年慧远仰慕道安大师，前往恒山恭敬求教，闻师讲《般若经》后感叹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慧持毅然落发出家。由此可见他是因为认识到佛法的可贵，为了追求真理才出家的，大师的佛教信仰和出家动机可谓纯正无伪矣。大师出家以后，“历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他非常尊重自己的信仰，坚定地承担起和自己出家身份相符的责任，即：做出家人，就应当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他因而精勤苦学，深得其师的器重，道安常感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道安这时就已看出慧远必将成为今后弘扬佛法的法匠了。

　　由于佛法初传中国，东晋时佛教典籍多不完备，因此大师致力于推动梵典佛经的翻译。经云：佛涅盘后，当以戒为师。持戒与否是佛教兴衰的关键，而持戒当依律典。在佛经翻译方面，律典未备而亟需翻译，大师对此极为关注。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精于《十诵律》（即：部派佛教萨婆多部的广律）的罽宾国沙门弗若多罗来到长安，与罗什法师合作欲把《十诵律》翻译成汉文，可惜才完成了三分之二，弗若多罗就去世了。大师常引以为憾。后弘始七年（公元405年）昙摩流支法师也来到长安，他精通律藏并携有梵本《十诵律》，大师马上派弟子昙邕赴长安祈请，促成昙摩流支与罗什法师合作终于翻译出完备的《十诵律》，从而使《十诵律》在东晋得以盛行并流传至今，大师实在是功不可没。大师除了对律典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有大贡献，同时他自身也非常重视对戒律的修持。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大师示疾，耆德长老都劝他喝豉酒以治病，慧远大师说有违戒律坚持不喝；又请他喝米汤，仍说日已过午不喝；大家又献蜜水请他喝，大师仍恐犯戒令弟子查寻律典可否开许，卷未半，大师就溘然长辞。大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犯过午不食斋戒，其持戒之严谨可见一斑。

　　2、 道高德馨，维护僧格

　　据《高僧传》载，由于大师的道业成就、德行隆盛，一生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因此深得僧俗大众的敬仰。前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由于战乱，慧远大师与其师释道安分离，带领弟子数十人辗转来到浔阳（江西九江），见庐山清净，遂在这里建立龙泉精舍居住，由于用水不便，大师以杖扣地，遂有一股清泉涓涓流出成溪；又有一次浔阳大旱，大师率众诵《海龙王经》，忽然有一条巨蛇从池中腾上虚空，不久大雨倾盆而下；公元375年，大师因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材木，雷雨辟地，刺使桓伊闻此灵瑞，大为敬仰，于是上奏朝廷为大师建东林寺，其殿就命名为神运殿；陶侃在广州任刺史，海中有神光，渔人打捞上来后，发现是一尊阿育王所造的金文殊像，陶侃将此像恭奉在武昌寒溪寺，后遭火灾，只有此像及恭奉的殿堂得以幸免。后陶侃到江州作官时，派数十人欲迎请阿育王像，谁知刚抬上船就沉入水中，无法打捞。当时有谚语流传：“（阿育王像）可以诚至，难以力招。”东林寺建成后，大师虔诚祈请，此像竟轻飘飘地浮出水面，顺利地运抵东林寺供奉，其德行感召如此，众人对大师更加敬重了。就连外国众僧，也“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菩萨），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闻名天下的鸠摩罗什也对大师称赞备至：“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备：福、戒、博闻、辨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滞，仁者备之矣。”尊大师为五才兼备的东方护法菩萨。

　　大师德行淳至，厉然不群。住庐山三十余年，从不出山，行止出尘脱俗，“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因此凡是想要拜见或是问难大师的人“莫不心形战栗”。有沙门慧义法师，年轻气盛，听说慧远大师为世人推崇，很不服气，然而到了庐山见大师在讲《法华经》，“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遂为折服。

　　大师是继释道安之后的佛教界领袖，他非常注重对僧格的维护。他虽然隐遁东林，影不出山，且从不趋炎附势，贪名逐利，这反而更赢得了众人的景仰，因此和他结交的达官贵显，文人学士乃为历代诸高僧之冠。当时任都督兼荆州刺史的殷仲堪，赴荆州走马上任路经浔阳时，因久慕慧远高风，便亲自登上庐山与大师会见，共临北涧，讨论《易》学之根本。相与倾谈之后，殷仲堪深深佩服，当面赞叹大师说：“识信深明，实难为庶。”晋朝权臣桓玄任江州刺史时，攻打荆州刺史殷仲堪。在他途经庐山之时，也不得不亲自入山见大师，言语之间，大师不卑不亢，从容应对，而桓玄则“所怀问难，不敢复言”。桓玄出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大师实在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人啊。”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威震人主的桓玄重提沙门应敬王者的旧议，但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请教慧远大师。大师在回信中说：“袈裟非朝宗之服，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桓玄斟酌后采纳了大师的意见。后大师为此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于是一场争论就此罢休，从而保住了佛教的传统，维护了沙门的僧格。又东晋大将军谢玄之孙，康乐公谢灵运，以文章名闻江东。他负才傲俗，少有推崇，但一见大师，便肃然起敬，心悦诚服。由此可见大师在当时多么德高望重。

　　大师秉持佛教“情无取舍”的平等处事态度，不分朝野顺逆、贵贱士庶，也不分华夷南北、儒释道玄，皆平等交往，从不厚此薄彼，除上文所举之人外，还有刘宋武帝、秦主姚兴、晋安帝、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尚书令何充、仆射褚昱、诸葛惔，甚至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的首领之一的卢循等，都曾和大师来往，倾慕大师的风范德行。大师的高尚德行风范和平等处事态度，不但使僧团的弘法实力得以保存，也令他的清誉永传后世。

　　3、 精勤修学，行归净土

　　大师生于儒学世家，天资聪慧。爱好读书，从小就出类拔萃。十三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少年时就成为洛阳太学的学生，精通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和道家老庄哲学，“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师从当时佛教领袖释道安，和弟慧持一起剃度出家后，“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 由于大师勤学不辍，二十四岁时便能升座讲经，每当讲到深奥难懂之处，听众不解，大师就援引老庄思想连类贯通，于是听众疑惑顿释，为此道安特许他可以研究世俗之书。

　　大师虽道高德勋，学问精深，铮铮铁骨，不畏权势，但对于教界硕德，则非常谦虚，“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听说著名的鸠摩罗什法师到长安，即主动去信通好，罗什法师也殷勤回信，惺惺相惜，两位大师互相书信往来，探讨佛法的大乘教义，由慧远问罗什答，后编成《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又称《大乘大义章》或《鸠摩罗什法师大义》）三卷。大师精于般若之学，在经典未备的情况下，妙悟天然契合佛理。如中土本无“泥洹常住”的讲法，只说如来寿命长远，而大师则发前人所无之言：“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因此著《法性论》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罗什法师读后赞叹：“边国人未有经，便闇与理合，岂不妙哉！”

　　大师不但学问精深，而且注重实修，其修行方法是念佛三昧，以净土为旨归。大师与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123人共结莲社，在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面前，建斋立誓。刘遗民著《发愿文》，申明深信因果报应、无常迅速、轮回诸苦，故莲社诸贤共同发愿修念佛三昧，以期超越三界，往生西方净土。大师居庐山三十年，修念佛三昧多有瑞像。起初十一年，大师澄心系想，曾三次看见阿弥陀佛显相，但不与人说。后十九年（公元416年）七月晦夕，大师在庐山般若台之东修定，忽然看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两大菩萨，在佛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对他说：“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 又看见先逝的佛驮耶舍、慧持、慧永、刘遗民站在阿弥陀佛身旁，对大师说：“师志在先，何来之晚！”大师知时辰已至，从容对弟子安排好自己的后事，设七日为期，至期安祥舍报，往生净域。

　　4、 弘护佛教，培育人才

　　由于大师发心广大，常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精进不懈，因此二十四岁就开始讲经说法，种种善巧方便，契理契机，深得听众喜爱。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大师与其师道安分别时，请求训诫，道安说：“如公者岂复相忧？”意思说：像您慧远这样优秀的人才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由此可知大师在道安心目中的地位了。

　　由于东晋时佛教典籍多不完备，为了使佛法能在中国长远流传，大师非常注重经典的求取与翻译。除促成《十诵律》的翻译外，他还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印度，取回梵经加以翻译；大师“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 如过去道安法师时，曾请西域僧昙摩难提翻译《阿毗昙心》，但不完美，后慧远大师请罽宾沙门僧伽提婆重新翻译了《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论》，于是毗昙和律学得以盛行；大师还请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罗（觉贤）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二卷。所以僧佑在《出三藏记集》中称赞慧远大说：“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又说：“葱沙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

　　大师作为南方佛教领袖，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东晋权臣桓玄下令淘汰不能讲经说法、持戒修行的僧人，但由于敬重大师，因而告诫属下“庐山是道德（慧远大师）所居，不在搜简之例”，为此大师致书桓玄说：“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至，慨愤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沦湑将及。窃见清澄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势；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后令饰伪者绝假通之路，怀真者无负俗之嫌。道世交兴，三宝复隆矣。”因此为桓玄订立条例，桓玄全部听取了大师的意见，使此次事件未能酿成法难（后隔百余年间，在相似背景下，北方竟发生了两次法难，即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魏武法难和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及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的北周武帝灭佛）。

　　为了佛法的代代相传，大师座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其中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有善于讲经说法的慧持，曾应豫章太守的邀请，讲授《法华经》、《阿毗昙论》，又曾到建康(南京)参与校对《中阿含经》的译文，后来入蜀弘法，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有妙善讲说、兼习禅业、律身持戒的法安，于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建立道场，弘化一方；有长于著书立说的慧观，撰有《法华宗要序》、《涅槃经序》、《修行地不净观序》、《胜鬘经序》、《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等，并且善习戒律，尤精《十诵律》；有通达大小诸经及世典，而志修净土的僧济；有精勤务学、才思易悟的道祖；此外还有曾为苻秦卫将军、综习内外典籍的昙邕，自师从慧远以来，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互论经教，全赖昙邕之力；又有遍学众经，尤精般若的僧彻；有善工技艺者，如慧要。还有昙顺、道汪、道温、昙诜等，皆为有修有学之士。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护拥。他们在辅佐慧远大师弘护佛法，自利利他等诸多方面，都各显其能，为东晋佛教的扎根与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结语

　　汤用彤先生说：“夫教化之体，在能移风易俗。释慧远德行淳至，厉然不群。卜居庐阜，三十余年，不复出山。殷仲堪国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两晋佛法之兴隆，实由有不世出之大师，先后出世，而天下靡然从同也。暨乎晚近，释子偷惰，趋附势利，迎合时流，立寺以勒建为荣，僧人以恩赉为贵。或且外言弘道，内图私利。日日奔走于权贵之门，号称护法，不惜声誉，而佛法竟衰颓矣。”先生之言，虽不中听，却是发自肺腑，值得深思。文革后将近三十年了，当前中国从贫困逐渐迈入小康，佛教从摧残中稳步复苏，恢复了一批寺院，寺院经济也逐渐好转，少数寺院甚至达到了较为富庶的程度。而此时新问题（其实也是过去历朝历代佛教界都曾有过的老问题）出现了，个别僧人信仰淡漠、道风不振、攀缘附势、行迹入俗、经忏谋利等不如法的情况则有所抬头，个别富庶的寺院忽视人才培养、弘法慈善不作为的现象也容易成为世人话柄。以史为鉴，长此以往，就会拖累中国佛教复兴的脚步。过去中国佛教凡是在历史上振兴之时，必是因为有信仰、道德、学问或修行卓越的大师出现，如1670年前诞生的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就是古今同钦的僧界楷模。我们应当向大师看齐，向大师学习，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素养，争取成为合格的现代僧才。中国呼吁更多像慧远大师这样信仰纯正、道高德馨、学修具佳的高僧出现，如此佛教的振兴则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