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抑或大众化：宗教如何应对现代性

柏林禅寺生活夏令营现场

实现宗教发展的社会化，同时又避免过度“世俗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与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不断改进，我国宗教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和信仰宗教的人数都获得了很大发展。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展开，社会结构的转型正逐步向深化发生改变，过去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正逐步分化和渐趋多元，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之后，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各领域的空间也逐渐扩大，而这一变迁在宗教领域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使得在新形势下，宗教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面对这些新情况，各宗教在自身定位、社会表达、组织发展、传播模式等诸多方面也随之变化。一方面伴随着这一重大社会变迁，宗教发展中“世俗化”的现象不可避免，在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大发展，宗教越来越走出自身，走向社会，并在这个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主体性、策略性和社会性特征。这就是当代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特殊的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运动过程之中，也发生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进展之中。世俗化抑或大众化？对于当代宗教发展来说，这似乎是其应对现代性的一个两难问题，又像是一对矛盾。

首先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两个概念。“世俗化”这个词汇既是学术概念，又是日常概念，当我们在日常语境中将这个词汇与宗教相联系的时候，它的涵义大多是带有价值倾向的，它通常是指宗教的神圣性和对世俗的超越性特征在宗教或社会生活中被侵蚀。当“世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时候，它是“中性”的，它只是用于描述现代性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发展的一种趋势，它“原则上是‘无价值判断的’”，它是指现代化所导致的宗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中的不断衰退。当我们谈到宗教的“大众化”的时候，则意指宗教走出宗教组织或内群体之外，与社会生活的贴近和融入，也是宗教重新介入社会生活和个体心灵世界的一种自主性努力，我们也称之为宗教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当代中国宗教发展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是在宗教退出中国社会生活近30年之后的复苏和重建，它从发生学上即不同于西方世界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宗教回潮发展的机理。因此，当它作为这个涵义使用的时候，宗教的“大众化”或“社会化”与宗教的“世俗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和张力。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关于宗教世俗化的一些讨论。

我们知道在现代性急速扩张的20世纪，西方的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关于宗教发展的“世俗化理论”，它认为“现代化必然导致同样在社会和个人心灵中的宗教衰退”，并乐观预言了宗教发展在未来数十年会快速萎缩的趋势。但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宗教发展的现状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预测，并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理论不但受到了学界和教界的广泛批评，以至于这个理论的持有者也对自己做了深入的反思。世俗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格教授在90年代末宣称“我认为，假设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是错误的……今天世界的宗教狂热一如往昔，有些地方犹有过之。这是指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他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现代化已经有一些世俗化的影响，某些地方较另一些地方强。但是它也同样导致反世俗化的强烈运动。社会层面上的世俗化，并不必然联系个人意识层面上的世俗化。明显地，宗教机构在很多社会方面都已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但旧与新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仍然继续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时候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又有时候导致宗教热情的剧增。”这种理论转变基于西方宗教发展的事实，它也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性扩展过程中宗教发展认识的深化，它对于理解今天我国宗教发展的现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与西方社会宗教发展特点不同的是，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随着现代性扩展，宗教逐渐进入世俗化理论所说的宗教在社会和个体层面的自然衰退的过程。由于革命的需要和对宗教发展认识的不足，宗教在我国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的退出是一个广泛而迅速的过程。而当上世纪80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之后，宗教的迅速发展更多的是体现为一个补偿性的恢复扩展过程。在这个快速的补偿性扩展过程中，宗教发展既面临世俗化倾向，又需要面对大众化或社会化要求。这就使中国宗教的发展面对着一个独特的现代性问题。因此，相对于具体的宗教组织和实体来说，如何应对这些现代性问题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从宗教发展的现实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这种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之中既面向大众，实现宗教发展的社会化，同时又避免了过度的“世俗化”。

生活禅夏令营：宗教界应对现代性问题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一些佛教组织在发展中所做的一些努力——比如青年或大学生佛学夏令营、禅修营等活动，就是一种有效的尝试。自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就有了人间佛教的传统，一批教界有识之士认为佛教应该面向社会、关怀人生，致力于建设一个清净、庄严、和平、幸福的人间净土，以畅佛陀济世利人的本怀。近年来，宗教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自主的空间。一方面，中国的各宗教组织不仅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宗教性事务，而且其自我表达方式也日益明显化和多样化，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或伦理形式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各宗教在促使自身大众化、社会化，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世界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在诸如安抚孤老、希望工程、抗灾救助、环境保护、净化人心等社会慈善、民间互助及社会控制方面，都积极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使其社会性功能日趋得以广泛的体现。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些佛教组织在传播佛教教义，融入社会生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佛教组织的青年学佛营、禅修营等活动应运而生。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主办的“生活禅夏令营”就是宗教界在这方面最早的努力之一。

生活禅夏令营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每年7月举办一届，为期一周，迄今已经举办了15届，它是一个面向佛教在家信徒的新型弘法活动，活动内容以展现生活禅的内涵为主，包括佛教教义和仪轨的学习、各种相关讲座以及宗教生活的体验，面向对象主要为18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以大中专学生为主。这有利于为佛教未来发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为未来佛教事业的发展作人才准备。生活禅夏令营的创办者净慧法师即是以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为旨归，以生活禅为方便接引了大批信徒，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十几年来，带动了佛教界新形式弘法的风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由各地佛教组织主办的此类针对社会和佛教在家信徒的佛学营、禅修营、净修营等活动有几十次之多。其中著名的还有湖北黄梅禅文化夏令营、福建广化寺的福慧之旅、庐山禅茶会、终南山的佛子夏令营、南京栖霞寺的佛学营等等。这些佛教的弘法活动既保持了佛教的本色，又紧扣时代特点，立足现实，体现了佛教在传播教义，谋求自身发展，融入社会方面的强烈主体意识、策略意识和社会取向。同时，这些佛教的现代传播形式在实现佛教大众化和社会化方面也很好地保持了佛教的本质、神圣性和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规避了传教过程中的过度世俗化风险，是宗教组织自身在应对现代性问题时所做的一种非常有益努力。

总之，在现代性扩张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宗教组织既要处理好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发展要求，又要充分保护自身的内在本质要求，保持其超越于世俗社会的神圣性和超越性，避免过度的世俗化，是应对宗教组织自身面所对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切实而可行的生存和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