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佛教发展与中国佛教的关系（1）

　　世界各国佛教发展与中国佛教的关系

　　印度佛教及中印佛教的关系

　　前面第一章已经讲过，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创立的，后世尊他为释迦牟尼。释尊入灭后，其遗法由弟子加以结集而传持。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皈依佛教，将佛教传入全印与其邻国，而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其后三百年间，印度、锡兰兴起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犊子部、锡兰上座部等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大乘佛教急剧发展，教化地区亦随之扩张。部派佛教在印度分出经量部等，大乘则分中观、瑜伽两大学派。此后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由成立而兴盛。十四世纪以后，由西方传入回教，而印度佛教情势丕变。

　　佛教有三项分类标准：第一类是把佛教分为二乘或是三乘；第二类是把佛教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第三类是把佛教分为南方佛教和北方佛教。除此之外，也有分为显教、密教以及自力教、他力教的。

　　所谓二乘，就是指小乘与大乘，也可说为声闻乘、菩萨乘。此中小乘就是声闻乘，大乘就是菩萨乘。小乘佛教只求自我的完成与解脱，大乘佛教不仅期求自我的完成与救济，而且也广泛地救助他人。

　　依据佛教教理展开的时代来区分，可以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三种。原始佛教是指从释尊在世时***始，到佛灭后百年左右为止的初期佛教而言；部派佛教是指佛灭二三百年后，佛教教团内中因戒与教理等许多意见不同而分裂，后来分裂为各部派的佛教，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的部派。大乘佛教是

　　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所兴起的新佛教，它轻蔑排斥旧有的部派佛教，而称其为小乘、声闻乘。大乘佛教制作了与部派不同的独特圣典，冠以佛说之名。这些经典所说的比起部派佛教所传的圣典，更能发挥释尊的真精神。

　　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它开始往世界各地扩散、传播。首先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接着传入缅甸、泰国、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越南)等国，当然，它也传到了中国。

　　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67)邀请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译出了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八年(65)，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屠斋戒祭祀”，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史略》卷上)。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康孟祥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等。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三十六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巳由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洛阳伽蓝记》卷五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阗弘化，于阗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千阗地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并建造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已相当兴盛。同时，天竺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也在龟兹、于阗一带发展起来。

　　公元三世纪间，有中天竺僧昙柯迦罗于曹魏嘉平年中(249—253)来到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剃发而没有禀受皈戒，又举行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认为不合佛制，遂译出《僧祗戒心》一卷，邀当地梵僧立羯磨法传戒。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流传的开始。又有天竺僧维祗难和竺将炎，于孙吴黄武三年(224)结伴携梵本来到武昌，译出《法句经》等二部六卷；维祗难去世后，他的同侣竺将炎于黄龙二年(230)在杨都(今南京市南)译出《摩登伽》、《佛医》等经四部六卷。魏陈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 佛经的题材以汉地文辞来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学的开始。

　　中国佛教到了西晋时代(265—316)已经是“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门也渐渐增多。据《高僧传》卷九说，其时天竺僧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经交(今越南北部)、广、襄阳，于晋惠帝末年(306)来至洛阳，为人医病，很有效验。他认为汉地沙门衣服华丽，不合僧制，而教人摄制三业，修行众善。后来洛阳兵乱，他仍还印度。至东晋时(317—420)，天竺僧人来华的渐多。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历游诸地，于苻秦建元十七年(381)抵达长安，译出《鞞婆沙论》等三部二十七卷，释道安等相与校定。又有天竺僧昙摩蜱也来长安游化，于建元十八年(382)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一部五卷。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也于建元十九年(383)来到长安，译出《阿毗昙心论》等三部七卷。隆安元年(397)他游于建康，应请讲《阿毗昙》。同年更译出《中阿含》及核订《增一阿含》。这时又有出生于西域的天竺籍僧鸠摩罗什(344—413)，是一位对中国佛教起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和翻译家。他精通印度佛教和五明等学问，智辩无碍。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将罗什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请住西明阁和逍遥园，广译经典，前后所译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于弘始十五年(413)七十岁时，在长安逍遥园圆寂，遗体依天竺习惯焚化。但他的业绩将随着中国佛教和中印人民的友谊而长存不朽。又当时来华的天竺僧人，还有罗什的导师佛陀耶舍。他于弘始十二年(410)译出《四分律》，随后又译出《长阿含》等经，共四部八十四卷。罗什圆寂后，辞还罽宾。同时又有罽宾僧弗若多罗，于弘始年中(399—415)来至长安，弘始六年(404，)义学沙门六百余人集于长安中寺，请他诵出萨婆多部《十诵律》的梵本，罗什译为汉文。才译出三分之二，多罗即因病去世。随后又有天竺僧人昙摩流支，携着《十诵律》的梵本于弘始七年(405)秋来到长安，庐山释慧远寄书请他和罗什继续译出此律，共五十八卷。这时又有罗什在龟兹的老师罽宾僧卑摩罗叉，闻罗什在汉地弘法，也于弘始八年(406)来到长安，罗什即以师礼相待。罗什去世后，他又去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弘传律学，并将罗什所译的《十诵律》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而扩充为六十一卷。又曾往江陵辛寺开讲《十诵》，并实行夏坐。又有罽宾僧昙摩耶舍，于晋隆安年中(397—401)来抵广州，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并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405—418)，北至长安，和另一位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二十二卷。又译出《乐璎珞庄严经》一卷。他又游化江陵，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424—452)，辞还西域。这时又有一位中天竺僧昙无谶，携着《大涅盘经》前分等梵本经于阗、龟兹，于北凉玄始年中(412—427)来抵姑臧，受到凉主沮渠蒙逊的优礼接待，并被邀请译经。他因不懂当地语言，未肯即译，于是学语三年，并得河西僧慧嵩、道朗的帮助，才译出《涅盘经》的初分；随后遣使至于田寻得后分，又继续译出。又应请译出《大集》、《佛所行赞》等，总共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为仅次于罗什的杰出学者和大翻译家。由于他的译品在后世的弘传，遂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涅盘学派。

　　这一期间，中国沙门中出现了一个往天竺求法的热潮。而第一个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巨大成绩的是法显。他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西行，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405—407)，得到大量经律论梵本，转经锡兰住了两年，于义熙八年(412)循海道归国。先后与在晋地弘法的梵僧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等五部四十九卷。他还介绍自己西行的经历和天竺各地佛教情况，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书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印度古代史地的资料，为当今世界东方学者所重视。同时还有和法显在张掖相遇，西行后又分散的凉州僧宝云，也越过葱岭入北印度，历游天竺诸国，瞻礼佛迹，广学梵书。后归长安，转至晋京，在道场寺先后译出《新无量寿》、《佛本行》等经，四部十七卷。他也曾将游履国外的经历写成记传(今佚)。又有和他们结伴西行的凉州僧智严，也经由另一条路进到罽宾，从当地摩天陀罗精舍僧佛驮先谘受禅法，修学三年，并邀着该地禅匠佛驮跋陀罗来至长安弘法。他后来也被请到宋京，居枳园寺。于元嘉四年(427)译出《无尽意菩萨》、《法华三昧》等经，十部三十一卷。智严后又和他的弟子智羽、智远等泛海重到天竺，谘访贤达，然后步行东归，走到罽宾，中途圆寂，年七十八。其时另有冀州僧慧叡，曾从四川的西南，翻越山岭，去到印度，一直抵达南天竺。对于当时天竺各地的音译诂训，殊方异义，全都通晓。后又回到庐山，转至长安，入鸠摩罗什门下，帮助传写。罗什在译经时常和他商谈梵汉语文体裁同异等问题。他后来也到建业，住乌衣寺，讲说众经。又有雍州僧智猛，于姚秦弘始六年(404)结合同志十五人，从长安出发，攀登葱岭，而九人退还，二人身死。智猛等五人共度雪山到罽宾，又行经迦维罗卫、拘尸那、伽耶、华氏城各地，观礼佛迹，并获得《大般泥洹经》、《僧只律》等梵本东归。同行三人又在途病故，智猛和昙纂回到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后来入蜀，并将西行经历写成传记。其时正当印度笈多王朝(320—590)。相传又有中国沙门二十余人，从蜀川(左牜右羊) (左牜右马)道出至印度，朝礼摩诃菩提圣迹。时室利笈多大王见而敬之，遂施地建造了一所“支那寺”，供他们居住，并划给二十四个大村庄，以充供养。可见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时所受的优遇和中印两国友谊的绵远。

　　当时中印僧人往来，主要通过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大小雪山和沙漠地带，他们“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高僧传》卷十四)的精神，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

　　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风气，也给中国佛教界相当大的影响。如苻坚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金缕绣像、织成像等各种造像赠与释道安(《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而释道安、竺道一和名艺术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种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门乐僔和法良先后在敦煌鸣沙山穿凿石窟造石佛像，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紧接着沮渠蒙逊也在三危山凿岩造像。

　　到了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当时天竺各国屡次遣使来华通好。

　　这一时期来中国江南译经的天竺人士，首先有有罽宾僧佛陀什，于龙光寺将法显赍回未译的弥沙塞律梵本译成《五分律》三十四卷，同时又译出这部律的《戒本》和《羯磨》各一卷。随后又有罽宾僧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菩萨内戒》等经十部十八卷。同时天竺舶主竺难提曾数往来中印间，从事海上贸易，并曾先后将《大乘方便》、《请观世音》等经梵本三部译成汉文五卷。又有天竺僧僧伽跋摩，译出《毗尼摩得勒伽》、《杂阿毗昙心论》等五部二十四卷。于元嘉十九年(442)随西域商人仍还天竺。又有天竺僧僧伽罗多哆，于元嘉十年在钟山建造精舍，名宋熙寺。罽宾僧昙摩蜜多译有《观普贤行法经》、《禅秘要经》等十二部十七卷。并于元嘉十二年(435)在钟山营建定林上寺。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前后译经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

　　南齐时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由南海来到齐京，住毗耶离寺。至永明十年(492)译出天竺大乘师僧伽斯那所抄集的《百喻经》，又译《须达经》等共三部六卷。又有中印度沙门昙摩伽陀耶舍，于齐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一部，后来传到齐京缮写流布。梁代又有西天竺优禅尼国僧真谛，原在扶南国弘化，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达粱京。前后译出《解节》、《金光明》等经，《摄大乘》、《俱舍》、《唯识》、《十七地》、《佛性》、《中边》等论及诸记传共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他所译的，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其中由于他译述的《摄大乘论》，为中土僧人们所弘传讲习，遂至形成了一个摄论学派。

　　同时来到中国北朝弘法的天竺人士也颇多。天竺禅师佛陀，于五世纪后期来到恒安(今大同市附近)，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礼敬，并应请于北台石窟结众习禅。至魏都南迁洛阳，他也随行，并时往嵩山静养，当时为他建造了少林寺。这时随他受学的经常有数百人，学禅的僧稠和地论兼律学大德慧光，都曾出于他的门下。

　　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也于北魏正始五年(508)来洛阳，应请译《十地经论》，与菩提流支合作分工，后又译出《宝性》、《法华》、《宝积》等论，三部九卷。摩提慧解深利，尤明禅观，宣武帝每令讲《华严经》。同时还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也于北魏永平元年(508)在洛阳内殿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随后又在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十法》、《如来狮子吼》及《摄大乘》等经论共十部十一卷。又有北天竺僧毗目智仙和南天竺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同游洛阳，后又转至邺都。毗目智仙于兴和三年(541)在邺都金华寺译出经论五部五卷。般若流支则在智仙指导下，从元象元年(538)到兴和末年(543)在金华寺等处译出《正法念处》等经，《顺中》、《唯识》等论，十八部九十二卷。他是天竺婆罗门来中国大量翻译佛经的第一人。又有北天竺僧那边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受齐文宣帝优礼，应请在天平寺译经。当时齐朝廷三藏殿内有梵本千余笑，均送请翻译。他从天保八年(557)到天统四年(568)先后译出《大集月藏》、《月灯三昧》等经论共七部五十一卷。又中天竺僧阇那耶舍和阇若那跋达啰偕同他的两弟子天竺沙门那崛多、耶舍译出《大乘同性》、《大云请雨》等经六部十五卷。耶舍崛多译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等经论三部八卷，阇那崛多又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一部二卷。后阇那崛多被请入蜀，任益州僧主，在龙渊寺又译出《佛语经》、《法华经曾门偈》等三部三卷。后周武帝毁佛，命他们入京，重加爵禄，劝从儒礼，他们坚决不从，被许西归。

　　南北朝时代由南方前往天竺求法的沙门，首先有幽州高僧昙无竭，集合同志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历访舍卫诸国，至南天竺泛舶归宋，译有《观世音受记经》一卷，所历行程，别有记传。又有高昌沙门道普，曾游西域、天竺，能梵语梵书，后于元嘉年中(424—453)宋文帝资遣他同书吏十人西行求经，他也有过一部游履异域的记传。又有酒泉沙门慧览，曾到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律，后来东归，行至于阗，当地诸僧多从他受戒。到宋京时，金陵禅僧也从他受学。又有南齐定林上寺僧法献，于宋元徽三年(475)西行求法，因葱岭栈道不通，遂于于田获得北天竺乌苌国赠来的佛牙一枚及佛舍利、梵本经等回到宋京，建佛牙阁，礼敬供养。

　　另由北朝出发西行的有元魏沙门道药，回国后也有记传一卷。北魏崇立寺沙门惠生和敦煌人宋云，于神龟元年(518)由魏太后资遣西行求法，到北天竺乌苌、乾陀罗诸国，得到梵本一百七十部，于正光二年(521)返国，他两人也分别撰有《行记》、《家记》（均佚）。北齐沙门宝暹、道邃、僧昙、智周、僧威、法宝、智昭、僧律等十人，于武平六年(575)西行求法，往返七年，获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归途行至突厥，遇天竺僧厨那崛多。宝暹等于开皇元年(581)返至长安，并奏请朝廷邀崛多来京，从事翻译。

　　关于中印语文的沟通，这一期中有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于刘宋时应文学家谢灵运的谘问，著《十四音训叙》，条列经中梵汉音义，昭然明了(《高僧传》卷七)。又西在竺僧真谛，也在翻经的同时，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已佚)。另在北朝六世纪初，洛阳融觉寺中国僧昙无最，撰成《大乘义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支见之弹指称善，并将他的著作番成梵文，寄传西域(《续高僧传》卷二十三)。这是第一部汉译梵的中国佛教撰述。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首先是隋朝统一了南北两朝，复兴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罗门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奏令仍职掌翻译，他于开皇二年(582)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时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陷居，隋帝即礼请他至长安大兴善寺，重事弘译。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于开皇二十年(600)来游长安，应请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第二部二卷。据越南佛教史籍传称，他曾在隋受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传授，后即于归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禅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禅学一派。又有南天竺部僧达摩笈多，历经葱岭、龟兹、高昌来抵瓜州。以开皇十年(590)奉隋文帝旨延入长安，住兴善寺，与阇那崛多共参译事。后来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译事，从大业初年(605)至大业末年(610)，先后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译出《大方等善住意》、《菩提资粮》等经论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时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僧彦琮，也精通梵学，时有天竺王舍城梵僧，来谒隋帝，事后将还本国，请求《仁寿舍利瑞图经》和隋朝《祥瑞录》，即敕彦琮翻汉为梵，合成十卷，传往天竺。

　　唐代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更为畅达，据《释迦方志》所说，唐初的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为由长安经清海(今青海)贯通吐蕃(今西藏)、尼波罗(今尼泊尔)往印度的东道；一为经瞿萨呾那(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入西北印度的中道；一为经屈支(今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通过迦湿弥罗的北道。此外，还有加《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经云南、骠国(今缅甸)往东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沿岸，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

　　当时唐梵沙门往来频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人士，有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来唐朝西北可汗叶护地区行化。先后传译《宝星陀罗尼经》、《般若灯论释》等三部三十八卷。这时印度密教已渐兴起，有中天竺僧阿地瞿多，从西印度广赍密教梵本于永徽三年(652)来抵长安，敕在大慈恩寺安置。时唐京道俗请他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开演密法。他又将梵本《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加以传播。又有中天竺大菩提寺沙门法长和阿难律木叉、迦叶等，带着印度僧智光、慧天给玄奘的书信方物，于永徽三年(652)来到长安。阿难律木叉和迦叶另在经行寺译出了《功德天法》一卷，也编在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第十卷内。法长等乃于永徽五年(654)赍着玄奘致智光等的复书和赠品等回返印度，洋溢着中印僧人友好来往的深厚情谊。又有中天竺僧那提，曾赍集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憍一千五百余部，经南海诸地于永徽六年(655)来至唐京，奉敕于大慈恩寺安置供给。这时印度婆罗门方士那罗迩娑婆和卢迦溢多先后被邀在唐配“长生药”。唐高宗即遣那提前往昆仑诸国，采取药料。他到南海真腊又受请弘法建寺，但仍完成使命返唐，并在长安译出《狮子庄严王请问经》等三部三卷，后又被请仍往真腊弘化。中印度僧地婆诃罗，于仪凤初年(676)携赍梵本来到唐京，奉敕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先后宣译出《大乘显识经》、《华严经续入法界品》等十八部三十四卷。又地婆诃罗译场有证语沙门慧智，原是印度婆罗门子，生于长安，通梵汉文，后出家，参与历届翻经证语；他后来在洛阳佛授记寺自译出《赞观世音菩萨颂》一卷。北印度僧佛陀波利，远闻中国五台山文殊师利灵迹，即杖锡东行，于仪凤元年来抵五台，虔诚礼拜，后返本国，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再来长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阿你真那，于长寿(693)二年来到洛阳，即受请译经，迄至神龙二年(706)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共译出(不空(上皿下绢)，索陀罗尼》、《浴像功德》等经七部九卷。此后他即专精礼诵，并于龙门依印度法式修建了一所“天竺寺”，和他的同侣在寺修持密法。南印度僧菩提流志，于长寿二年来抵长安，先后译出经论五十三部一百十一卷。中印度僧善无畏，携赍梵本经迦湿弥罗、吐蕃，于开元四年(716)来至唐京，从开元五年(717)起，在菩提院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卷，又得华严寺所藏唐僧无行在印度求获的梵本，于洛阳大福先寺为沙门一行译出《大毗卢遮那神变加持经》七卷，一行笔受，并造经疏，为中国瑜伽密教正式传受之始。

　　时有南印度僧金刚智，偕同他的弟子不空泛舶，于开元七年(719)来抵广州，翌年被迎至长安，居慈恩寺，又移大荐福寺，广弘密教，建曼荼罗，沙门一行、义福等并从他受法。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及十八年(730)间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念诵法》等四部七卷。由于善无畏和金刚智来唐弘传瑜伽密教，两京知名的缁素从而问学的甚众。更加以金刚智的弟子不空等在唐的盛行传弘，遂兴启了中国的瑜伽密宗。又有东印度僧达摩战涅罗，学通三藏，特善医方，西越葱岭，来至龟兹，教授学人。经安西节度使吕休林推荐入朝，即于开元二十年(732)赍同梵筴来抵长安，受玄宗接见，住资圣寺，即进献医方梵筴药草经书，并献出北印度僧阿质达霰在安西所译出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等三部五卷。他本人随即和他的弟子利言在资圣寺译出《医方本草》、《普遍智藏般若心经》若干卷。北印度僧般若，也习闻中国五台文殊灵迹，遂泛舶东来，一度被风吹返，又重修巨舶，经历南海诸国，于建中二年(781)来至广州，翌年行抵长安。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共译出他所携来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七卷。但般若不懂胡语及唐言，景净不明梵文和佛法，因而译文乖错。唐朝廷遂另命长安诸寺大德沙门助他重译，成十卷，良秀并为撰制经疏。六年(790)他奉诏出使北印迦湿弥罗求取梵筴，并赐紫衣及三藏号。八年(792)返唐，又续出《般若心经》、《本生心地观经》等四部二十卷。然后朝礼五台山圣迹。至十一年(795)南印度乌荼国王以手写的《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梵本遣使远赠来唐，般若主持翻译，计四十卷。印度僧崛多，于八世纪初曾游学于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又有西印度僧伽梵达摩、北印度沙门牟尼室利、中印度沙门尸罗跋陀罗和菩提仙、西印度沙门金俱吒等，他们都在唐地译经弘化，对于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此外还有中印度大菩提寺沙门八人和工匠两人，于贞观年中因唐使王玄策的邀请，来中国传授造糖技术，并开始用越州(今浙江绍兴)甘蔗制成了石蜜(《续高僧传》卷四)。

　　同时，唐代高僧前往印度求法的也甚为踊跃。首先是中国卓越的佛教学者玄奘，于贞观三年(629)由长安西行，循天山北路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历参众师，广学经论，瞻礼圣迹，并在中印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硕德戒贤的指导下，精研《瑜伽》等论及大小乘内外诸论，并被奉为寺中十大德之一。他又撰出了梵文《会宗论》和《制恶见论》，以会通大乘空有两宗的论争和折服正量部师的异见，后在当时印度十八国王和有学问的沙门、婆罗门六千余人的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中标举论宗，赢得“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称号。最后，携赍着经律论等梵本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七部，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他的弘法愿望获得唐朝廷的大力护持，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曾将所经历和传闻的印度、西域一百三十八国的佛教及史地情况，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东方学术界的重要名著，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根据该书的记载，发掘出不少古迹，有助于考订印度的古代史。他还将印度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和中国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传至印度。玄奘一生讲译不倦，门下英才甚众，形成唐代佛教人文的盛势。

　　随后又有义净，于咸亨二年(671)至印度，学习十年，然后回国。先后撰译经论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义净的门弟子唐青州僧慧日，也于嗣圣十九年(702)泛舶西行，经南海佛逝、狮子等国，至印度各地遍礼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接受净土法门，然后经北印度，于开元七年(719)返抵长安，前后周历七十余国，赍回经像颇多，赐号为“慈愍三藏”。又有唐京兆沙门悟空，原为唐遣罽宾国中使张韬光部下左卫别将，出家后于迦湿弥罗受具足戒，并习律仪，学梵语，游礼诸寺。南行至中印度，瞻礼八大灵迹，住那烂陀寺三年，于贞元五年(789)返抵长安，献所译经和佛牙舍利，敕住章敬寺。此外还有唐太州沙门玄照，齐州沙门道希、师鞭，并州沙门道方、道生，京兆沙门末底僧诃，长安沙门玄会，益州沙门明远、义朗、义玄，荆州沙门道琳、无行，襄阳沙门灵远，澧州沙门僧哲，洛阳沙门智弘以及乡籍不明的沙门信冑等，他们都于七、八世纪间怀着宗教感情和弘法胜愿，或由北路陆行，或经南海泛舶，分别到达了印度各地，巡礼佛教圣迹。大都以宗教学人的身份，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而万里孤征，舍身殉法(他们的事迹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公元七世纪间，中印度阿拶哩(一作阿吒力)、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利达多)由摩揭陀来到南诏(今云南省)，传播密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来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吒力教，时称为“南诏七师”。他们的教法一直到近世还传持不绝。此外还有梵僧李成眉和他的弟子禅和子，于九世纪间由中印度至大理一带游化。

　　在这一时期，佛教也由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地区，译出了《宝顶经》、《观音经》等经典。至八世纪时，又有迦湿弥罗沙门阿难陀来藏译经，当时藏王也先后遣使赴印请得高僧寂护和莲华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和密教。随后出家受戒的人数渐多，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至九世纪时，又请当时在藏的印度僧人同藏族僧人就前代所译的，并新译出一些有部戒律和大乘经典；同时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造型艺术等方面，也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至九世纪间，中国汉藏两地的佛教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以内战和交通阻滞，致令中印佛教关系一时中断。后来到十世纪，即北宋初期，由印度来到汉地的佛教学者，有中印度僧法天，天息灾，北印度僧施护也各赍梵筴来到宋京。

　　又有北印度迦湿弥罗僧法护，于景德元年(1004)广赍梵本来抵汴京，后被召入传法院令证梵文，译出《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等十一部二百三十一卷。又有中印度僧日称，经西域至西夏(今宁夏地区)弘化，以庆历七年(1047)转至宋京，奉诏于传法院译出《郊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八部七十卷。又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金总持等，也各赍梵本由西夏转来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其中天吉祥任证梵义，智吉祥译有《巨力长者经》等二部八卷，金总持译有《大乘智印经》等四部十七卷。又有中印度僧总贤，初至北方契丹地区行化，并被奉为国师。

　　此外，十至十一世纪间，由印度各地来中国游化的梵僧，还有摩揭陀国沙门钵怛罗、(左口右室)哩咐日罗、中印度沙门曼殊室利、西印度沙门功葛陀、那烂陀寺沙门补陀吃多、北印度沙门迦兰拏的年代，扇底、中印度沙门觉戒等八十余人。

　　另外，在中国北方的辽、金两个时期，有印僧摩尼，于十一世纪间来至辽地弘传密教，为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等所师事。又有中印度密宗僧慈贤，也于其时到辽京行化，并宣译密典，被奉为契丹国师；后又转往宋京，从事弘译。又有中印度那烂陀寺僧苏陀室利，远慕中国五台山灵迹，以八十五高龄与弟子佛陀室利等七人航海来华。途中三人转还，三人病亡，惟佛陀室利随师入金，登五台山。

　　西藏地区佛教至公元十世纪末始行复兴，即西藏阿里区的一个统治者阔惹，让位出家，名智光，锐志弘法，曾于阿里区选派青年沙门宝贤、善慧等二十一人赴印留学，并先后迎请印僧作信铠、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地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隆盛。在入藏的印僧中，东印度名德法护和他的弟子们在藏地广事弘传，补译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密乘经典，使密教在西藏得以盛行。此后被请入藏传教的印度学者，还有迦耶达罗等许多著名僧人，他们对于藏地佛法，尤其是密教的传弘，都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十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遭到摧毁；至十二世纪间甚至濒于绝灭。此后中印佛教关系殆告断绝，仅有少数梵僧避入藏地。而来至汉地的印度沙门，元朝则有唧(左口右捺)铭得哩连得啰摩宁、指空，明代有桑渴巴辨等数人。至于由中土往印度游访的中国沙门，只有宗泐、智光等人而已。

　　斯里兰卡佛教及中斯佛教关系

　　据锡兰历史的记载说，阿育王(大约公元前273—236)曾经组织许多传教师到印度国内外各地弘传佛教。他指派他的儿子(亦说是兄弟)摩哂陀长老带领四位僧人来到锡兰，并且向当时锡兰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公元前247—209)及其侍臣宣讲佛法，锡兰国王和人民深受佛教感化，大家都信受佛法。佛教在锡兰的发展是非常希有的事。成千上万的男女皈信了佛教，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了僧团，过比丘生活。四面入方兴建了许多寺庙，而且都有丰富的资财维持僧众生活。当时的王后阿罗那和许多女众也都发心想受具足戒，加入僧团。但由于大僧不能为女众授戒，于是摩哂陀长老的妹妹僧伽密多罗长老尼也被派来锡兰传授比丘尼戒法。时阿育王还将释迦佛成道处的菩提树幼苗一株移植于锡兰，这株菩提树幼苗就成了锡兰当时新近皈依佛教者的信仰标志。在500多年后，佛牙也从印度迎到了锡兰。于是在很短的时期之内，锡兰全岛就成为佛教根据地，过了两千年之后，今日的斯里兰卡仍然是一个佛教的重要中心地。

　　至伐陀迦摩尼王时代(公元前29—17)为止，摩哂陀长老所传来的佛教经典，仍然是师徒间口口相授，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此时期才有五百位能背诵佛经的长老，聚会一处，将全部经典记录成书。由于他们勤劳的结果，就产生了《巴利文三藏经》，而印度的原始典籍却早已散失无余了。

　　佛教在斯里兰卡产生的影响，几乎无法尽述；此国整个的文化可以说是从佛教产生的。佛教的巴利文变成了斯里兰卡的文学语言，直到今日仍然是如此。斯里兰卡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个支流，斯里兰卡的艺术、建筑、雕刻、绘画——也都是从印度艺术发展出来的。锡兰文的字母也是从印度文字演成的。

　　另一方面，斯里兰卡对于佛教也有莫大的贡献。上面所说的巴利文三藏经典在斯里兰卡保存无缺，斯里兰卡佛教对于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是今日上座部佛教仍然兴盛的地方。斯里兰卡不仅是接受了佛教教义，而且还产生了许多论著，对于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元四世纪间，据《梁书》卷五十四的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佛教关系，开始于记载，当时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古称)王听到东晋孝武帝(373--396)崇奉佛教，便派遣沙门昙摩航海送来四尺二寸高的玉佛像一尊，路上行了十年，义熙二年(406)才到达晋京(今南京)。这是中斯佛教关系的首次纪录。

　　东晋义熙六年(410)，中国高僧法显经印度到达了斯里兰卡岛，看见有商人用中国产的白绢扇供佛。可见那时中斯两国间早已通商往来。法显在斯旅居二年，曾亲往岛上有名的无畏山寺、佛牙寺、支提(山)、摩诃毗诃罗一位阿罗汉入灭火化的情形，还在斯求得《弥沙赛律》、《长阿含》、《杂阿含经》和杂藏等诸梵本回国。法显在他所著的《佛国记》中记录了当时斯国佛教的重要情况。

　　义熙八年(412)三月，狮子国律师僧伽跋弥在庐山般若台东精舍同僧一百二十人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见《贞元释教录》卷八)。又姚秦弘始中(409—413)鸠摩罗什在关中大弘佛法，时狮子国有一婆罗门来到长安，和罗什门下僧人比赛辩才(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据此可知东晋以来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人员往来已很频繁。

　　其次，据《宋元》九十七卷说，刘宋元嘉五年(428)，狮子国王刹利摩诃南(即摩诃那牟)遣四僧人、二白衣送牙台像来宋。又《宋书》卷五，有元嘉七年(430)和元嘉十二年(435)狮子国都遣使来宋馈赠方物的记载。

　　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交往，刘宋以后还正常地继续着。(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说，肖齐永明六年(488)，有一位外国三藏法师(不知其名)带着狮子国高僧觉音所注优波离集的律藏——《善见律毗婆沙》梵本来到广州，临到登岸又返回去，将梵本付给弟子僧伽跋陀罗，僧伽跋陀罗即在广州竹林寺和沙门僧猗等共同译出这部律(即《善见律毗婆沙》)，并从“众圣点记”传述了佛陀入灭的年代，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件重要的记载。

　　唐贞观十二年(638)，玄奘三藏曾到达了斯里兰卡对岸的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他所闻知的关于斯国的佛教情形。当时斯有伽蓝数百所，僧伽二万余人，遵行大乘和上座部法。又七世纪中唐僧往狮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大乘灯、智弘、无行、僧哲等。僧哲的弟子玄游，还随师在狮子国出家，即居住此岛。

　　八世纪初，金刚智从印度来中国的途中，经狮子国(时为公元717年)，受到狮子国王室哩室罗的礼遇(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又金刚智的弟子不空三藏原是狮子国人，开元六年(718)十四岁时，在阇婆国见金刚智便礼以为师，随侍东行，入唐弘法。金刚智入寂后，不空奉唐朝廷令于天宝元年(742)和弟子含光、慧(上功下言)的年代，从广州附舶还狮子国，重学密教。国王安置他们在佛牙寺，不空得以重学三年。将东返时，国王又以七宝灯树花、药草、沉檀、龙脑等赠与唐朝政府。天宝五年(746)回到长安，广事弘译(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不空的弟子含光随师游学斯国返唐后，曾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乘灌顶道场，还译述了关于毗那夜迦的秘密仪轨两部。

　　赵宋一代，狮子国沙门来到中国的，有淳化二年(991)的佛护和他的徒众五人，淳化四年(993)的觉喜，咸平三年(1000)的觅得啰，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妙德等。他们先后带来了许多梵经和佛舍利、菩提树、画像等。都受到当时宋朝政府的隆重礼遇(见《大中祥符法宝录》等八、十，《佛祖统纪》卷四十四)。

　　在殖民主义者侵略斯里兰卡的年月里，中国和斯国佛教界的往来，几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宣布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之间的传统友谊，才得以继续发展。一九六一年五月，斯佛教界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奉迎佛牙舍利，供其人民瞻拜。中国的佛牙舍利在斯巡行两月，受到斯国广大人民的虔诚瞻拜，促进了中国斯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在访问我国期间，把一尊仿制的古代佛像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使中斯友谊的发展，增加了新的一页。

　　尼泊尔佛教及中尼佛教关系

　　公元前565年，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子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尼泊尔南部的洛明达(古称蓝毗尼)，他出家成道后，在印度各地游行说法，吸收徒众，传播他的思想，于是形成为佛教。他的教法于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由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广泛信仰，佛教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宗教。这就是中尼佛教关系史上的殊胜因缘。

　　据尼泊尔《苏瓦扬普史书》记载：“加德满都一带地区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那伽巴沙湖泊，湖内在龙王

　　居住，后来文殊师利由摩诃支那(中国)来到此地，辟开了湖南边的山岭，将这一湖水泄干，并在此建立苏瓦扬普寺，因之称此地为尼泊尔。”这一传说显示了中尼两国传统的友谊。

　　由于佛教的因缘，我国历代僧人前往尼泊尔朝礼释迦牟尼圣迹的人很多，其中最早而最知名的是公元405年东晋法显到达佛陀的家乡迦毗罗卫城，和佛陀的出生地论民(洛明达)园，瞻礼遗迹。法显并将当时情形在他的名著《法显传》中加以纪录。法显以后十余年，中国名僧智猛也曾到迦毗罗卫朝访佛迹。

　　在法湿往访迦毗罗卫的同时，一位迦毗罗卫籍的僧佛驮跋陀罗来到了中国。他是释迦族人，大约于406年左右到达长安弘传禅学，随后又经名僧慧远邀上庐山，译出有关禅教诸经，418年又到建业(今南京)，在道场寺和法显共译出《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又和沙门法业、慧严等一百多人译出《大方广佛华发严经》六十卷。此外他在中国还译出《观佛三昧海经》、《文殊师利发愿经》等共十三部一百二十五卷，他的业绩深为中国佛教学人所追念。

　　公元633年玄奘法师也朝礼过腊代尼林(即洛明达)和迦毗罗卫城(即劫比罗伐宰的年代，堵国)。那时迦毗罗卫已经倾圯，只剩宫殿故基窣的年代，堵波和石柱的遗迹。玄奘在此徘徊瞻礼，并在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详加记载，说德满都地区宗教繁华，寺院林立，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并皆研习。

　　其时尼泊尔国公主和唐文成公主都嫁与西藏松赞干布王为妃，这一段和好因缘，更促进了中尼的友好关系，因而沟通了一条从长安经拉萨、加德满都到印度的交通路线(即当时所谓吐蕃、尼波罗道)，不独唐朝使臣李义表、王玄策先后出使印度都经由此道，即唐代僧人玄照、道希、玄太、玄烙、道方、末底僧诃、玄会等往返印度，也都先后到过尼泊尔国。又玄照从印度返唐，路经尼泊尔国时，国王还遣人护送他到吐蕃，探望文成公主后回到洛阳。此后，在公元764年中国僧人悟空也访问了尼泊尔国，瞻礼了释迦牟尼的降生地迦毗罗卫城。964年中国沙门继业等三百人由宋太祖派遣赴印度求法，归途也道经尼泊尔国。

　　由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紧邻，因之彼此之间在佛教关系上也很密切。中国藏文佛经有一部分是由尼泊尔古代的译师们所传译的。西藏寺院的古建筑以及梵式的、尼式的造像等佛教文化遗迹，也有许多出自尼泊尔的艺匠之手。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曾向尼泊尔邀请艺匠八十人到达西藏地区，为帝师帕思巴建黄金塔。其中有一位名匠阿尼哥，礼帕思巴为师，同至北京。阿尼哥曾一度为僧。由于他画塑像铸金的技术都很高明，元朝特设梵像提举司，请他主持，令专管铸像、绘像、土木雕塑等项工艺。当时中国两京寺观之像，多出于阿尼哥之手(《元史》卷二百零三)。现存的北京妙应寺白塔，据《阿尼哥神道碑》记载，也是阿尼哥所设计建筑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曾经派遣沙门智光为国使，携带国书彩币到尼泊尔通好；尼泊尔国王马达纳罗摩也遣使来中国，致送金塔、佛经、名马、方物。明成祖时，智光法师第二次奉派出使尼泊尔国，同时尼泊尔也遣使来报。从此以后，两国使臣报聘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中尼两国佛教友好关系恢复正常，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往尼泊尔出席第四届世界佛

　　教徒联谊会；1959年甘露喜法师率团来我国访问；1961年在中国佛教协会兴建的“马享德拉大厦”在加德满都落成，同时“科学大厦”也在此奠基；1984年我国向尼泊尔赠送梵文《法华经》复印本；1986年11月，班禅大师率人大代表团访尼，参加了“世佛联”第十五届大会开幕式，并将中国佛教协会拟在蓝毗尼兴建中华佛寺的蓝图赠送给比兰德拉国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尼佛教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朝鲜佛教及中朝佛教关系

　　朝鲜佛教，皆传自中国，别无宗派可言；有之则教下贤首宗，与宗下之法眼宗而已。而今仅存二派：一渐派，持戒诵经以种佛因，即贤道宗末流；二、顿派，一心念佛以生净土，即永明心宗的末流。

　　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四世纪间，即朝鲜的三国(亦称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372)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句丽，高句丽王遣使答谢。越二年(374)，秦僧阿道又至高句丽。翌年高句丽兴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供顺道和阿道居住。是为朝鲜佛教之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约》)。但在这以前，高句丽也有个别崇奉佛教并与中国佛徒相往还的人士，如《高僧传》卷四载有东晋名僧支遁(314－366)与高丽道人书，称述剡县(今浙江嵊县)仰山竺潜(法琛)的风范。这显示了中朝民间佛教的来往关系早已存在。

　　另在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方面，据《三国史记》卷十八说：百济枕流王元年(384，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在国都汉山创立佛寺，度僧十人，为百济佛教之始。自是以后，佛法渐兴。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至梁求请《涅盘》等经及工匠等(见《梁书》卷五十四、《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当时百济佛法殷盛，“僧尼寺塔甚多”(见《周书》卷四十九)。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549)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嗣后陈文帝于天嘉六年(565年)又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致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隋代统一中原，大兴佛法，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广申供养，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也向隋朝请得舍利还至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其时三国在中国留学的僧人甚多，其中沙门玄光，新罗人，来隋观光，志求禅法；曾登衡山，谒见慧思，密受法华安乐行门，得慧思印可；从那以后移锡江南，得本国舟舶，载返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化导甚众(《宋高僧传》卷十八)。沙门波若，高句丽人，陈末隋初，来江南游方参学，随后入天台山，向智者求授禅法，在天台华顶晓夜行道，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后于国清下寺示寂(《续高僧传》卷十七)。沙门圆光，本姓朴，新罗人，年二十五，乘舶来金陵，闻庄严寺昱的年代，公弟子讲说，乃发道心，启请陈帝：愿归佛法，奉敕为之落发，并受具戒。此后，游历讲肄，领受微言，于《诚实》、《涅盘》三藏教典，广事披习。嗣游虎丘山，为信士开讲《成实》、《般若》，听者欣领，皈者日众，声誉更广。其本国闻之，启请还归；隋帝敕厚加劳问，令归故国。光返国后，朝野归敬，化缘甚广(《续高僧传》卷十三)。沙门安弘(一作安舍)，新罗人，于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来中国求法，并邀同于阗沙门毗摩罗真谛及农伽陀两僧返回本国，赍回《楞严》、《胜鬘》二经及佛舍利等。沙门智明，新罗人，于陈后主至德五年(585)七月来陈求法，留学十七年，于隋仁寿二年(602)九月随其国使上军返归本国，受国王尊敬，奉为大德。沙门昙育，新罗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来隋求法，至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随其国使惠文返国(均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僧慧灌，高丽人，在隋嘉祥寺吉藏门下，精研三论，后返本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为日本三论宗开祖(《元亨释书》卷一)。当时朝鲜三国来华留学沙门人数众多，隋朝廷对他们都亲切接待，并延聘名德学者为他们讲授。据《续高僧传》卷十三、十五说：释神迥、释灵润，先后于大业十年(614)奉召入鸿胪寺，敷讲经论，教授三韩学人。可以想见当时来学的盛况。

　　唐代佛教各宗次第形成，而新罗、高丽学僧在诸宗中也英才辈出。首先是三论宗方面，有高丽沙门道登，于贞观二年(628)来到长安，继慧灌之后，从嘉祥寺吉藏受传三论幽旨，后赴日本，住元兴寺，畅演空宗(《本朝高僧传》卷七十二)。

　　在慈恩宗方面，有神昉，新罗国人，早年入唐游学，请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贤所推重。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六月，他奉召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证义大德。此后即随侍玄奘，译经受学，在大慈恩寺《大毗婆沙论》的翻译中任笔受，最后于玉华宫寺《大般若经》的译出时任缀文，始终参与其事，为奘门四上足之一。著有《瑜伽》、《唯识》等论疏记(均佚)。圆测，原为新罗王孙，自幼出家，慧解焕发，于贞观初年来长安，唐太宗爱其明敏，赐以度牒，令住元法寺，学通《毗昙》、《成实》。贞观晚年，玄奘三藏西游返国，一见如旧，遂从受学，通达《瑜伽》、《唯识》诸论，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圆测门下突出的新罗学者，有胜庄和道证。又新罗沙门顺璟，在本国习法相大乘，传得玄奘的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乾封年中(666—667)，因其本国来使附至长安，时玄奘已逝世二年，窥基见之，盛加赏赞。璟尚著有《法华经料简》、《唯识论料简》、《因明正理论钞》等。又圆测的再传弟子新罗太贤(一作大贤，出于道证门下)，通才博学，尤精于唯识，辽东后进皆遵其明训。他的著作有《华严》、《金刚般若》等经和《瑜伽》、《摄大乘》等论的《古迹记》以及《成唯识论学记》、《成唯识论决释》、《瑜伽论纂要》、《起信论内义略探记》等书共四十二部，显见其在弘传玄奘唯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他所著书并传入中国。

　　在华严宗方面，有义湘(625一702)，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于龙朔元年(661)，附唐使由新罗西归之舶来长安，到终南山至相寺，从智俨学《华严》妙旨，时与贤首法藏同学，相与钻研，著有《会严一乘法界图》一卷。咸亨二年(671)还归本国，在太白山创浮石寺，学徒云集，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同时新罗僧元晓，精研《华严》诸经，著有《华严》、《楞伽》、《金光明》等经疏和《华严经纲目》、《法华经宗要》以及《起信论疏记》等。他的《起信论疏》等当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清凉澄观曾于淮南向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见《宋高僧传》卷五)，即为元晓所著。

　　在律宗方面，有新罗抄门慈藏，以贞观十二年(638)率领门人僧实等十余人来到唐京参学，蒙敕慰抚，优礼有加。慈藏禀性慈济，曾为四众广授归戒。贞观十七年(643)将欲回国，唐帝敕赐衣衲及诸彩缎。慈藏又于弘福寺为国设斋，并度八人；又以本国经象未全，在唐请得藏经一部并佛像等返国。是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慈藏回国后，被敕为大国统，住王芬寺，大兴佛法。唐代道宣门下的新罗学僧甚多，所著戒律章疏当时盛传于海东。

　　在禅宗方面，相传新罗沙门法朗于贞观年中入唐，从四祖道信受传心要。法朗的新罗弟子信行(704—779)，也渡海来唐，受学于长安唐兴寺志空(神秀的再传弟子)门下，后来返国弘传禅法。道义禅师，德宗建中五年(784)入唐，在唐三十七年，参见西堂智藏、百丈怀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返国，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见《祖堂集》卷十七、《禅门宝藏录》卷中)。慧(哲)禅师，元和九年(814)入唐，谒智藏于冀公山，并至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三年，开成四年(839)还至新罗，在桐里山太安寺大开禅化。洪直禅师，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见《祖堂集》卷十七)。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有新罗无染禅师。他于长庆元年(821)随国使王子昕入唐，诣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又至洛阳佛光寺问道于如满，后乃诣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会昌五年(845)归国，大阐宗风，门弟子二千人，成为圣住山派(见《祖堂集》卷十七、《禅门宝藏录》卷上)。袁州仰山慧寂的法嗣，有新罗国五观山顺支(一作顺之)禅师。他于大中十二年(858)随国使泛海入唐，参仰山得法而归，为新罗沩仰宗的初传(见《祖堂集》卷二十)。

　　在密教方面，新罗沙门明朗于贞观六年(632)入唐学杂部密法，贞观九年返国，创金光寺，为海东神印宗的开祖。又有新罗沙门惠通，也于当时入唐学密，麟德二年(665)归国行化(均见《三国遗事》卷五)。又有新罗沙门明晓入唐求学密教，于圣历三年(700)三月将欲还归，请得《不空(上皿下绢)索陀罗尼经》一部一卷携回本国(《开元释教录》卷九)。又有新罗沙门慧超，弱冠入唐，开元七年(719)金刚智东来，因师事之。后泛舶南海，经狮子等国，历五天竺，遍礼圣迹，还过葱岭，于开元十五年(727)返至安西，撰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又随金刚智、不空受学密法，并入译场，笔受译经。建中元年(780)于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三密圣教法门》，并述其秘义。前后五十四年，对于密教的传弘颇多贡献。同时又有唐僧义林，曾从善无畏学胎藏法，后赴新罗，弘布密教。

　　此外入唐游学的新罗僧人，尚有沙门无相，原为新罗王子；沙门无漏，原亦新罗国王之子；新罗高僧地藏，原为新罗王族。

　　朝鲜在高丽王朝时，佛法仍很兴盛。据《佛祖通载》卷二十六记载：杭州永明寺智觉延寿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泳千万言，传至海东，高丽光宗王览师言教，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致送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高丽禅师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各化一方，盛传法眼禅法。

　　当时，中国在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唐末五代战乱之后，佛教典籍颇多散佚，而高丽国保存中国典籍甚多。四明沙门子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丽、百济等国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的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师西还吴越(《佛祖统记》卷二十二)。嗣后吴越王钱俶又因天台义寂之言，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向高丽求取教典。翌年(961)高丽光宗王遣僧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而亲闻义寂讲授教观法门，心悦诚服，遂礼以为师，留居螺溪门下十年，即在当地示寂，著有《四教仪》一卷，为台宗名籍。同时台宗第十六祖宝云义通，原为高丽国人，受具后学《华严》、《起信》。晋天福(936—943)时(一作汉周之际)来中国，初游天台云居德韶门下，次从螺溪义寂受业甚久，精通一宗圆顿之学。当其欲由四明泛舶回国，郡守钱惟治(吴越王俶之子)延问心要，又请为菩萨戒师，留在当地弘法。从此义通在浙东弘扬教观几二十年。台宗的知礼、遵式都出在他的门下，受业的学人很多，宋端拱元年(988)圆寂，终年六十二岁。

　　宋初在成都新雕大藏经板完成。印出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高丽成宗王遣僧如可赍书来请大藏经，太宗即命赠予，并赐如可紫衣(《宋史》卷四百八十七)。淳化元年(990)，高丽又遣使韩彦恭来宋，请求佛经，得到新印的大藏一部，翌年四月赍归。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夏四月，高丽文宗王以宋帝节日，设斋于东林、大云二寺为宋帝祝寿。元丰六年(1083)春三月，高丽文宗又命太子奉迎宋朝大藏经于开国寺，仍设道场祈愿(同史卷九)。同年高丽文宗病殁，宋神宗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并遣使左谏议大夫杨景略等前往高丽祭奠、吊慰，并聚僧徒，设道场于文宗灵殿(《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史》卷九)。可见当时两国在佛教关系上的亲切。

　　高丽僧义天，原为高丽文宗第四子，年十一出家于灵通寺，习华严教观，后被封为佑世僧统。于宋元丰八年(1085)率弟子寿介等来华求学佛法，并献赠经像，宋哲宗引见，令居启圣寺。时中国贤首章疏久已逸失，幸得义天持来，得以复传。义天又从天竺寺慈辩受传天台教观，依灵芝元照为说戒法，并受传所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等。更游佛陇，礼智者塔。于元佑元年(1086)赍同所请得的经书一千余卷，随其国使还归高丽，大弘贤首、天台的教法，并奏请将所得经书悉皆刊行。又以金书三译《华严经》一百八十卷寄赠钱塘慧因寺。慧因寺特地建阁藏之，因此俗称慧因寺为高丽寺。元佑三年(1088)净源在慧因寺圆寂，义天还遣寿介来宋，于其塔前供养。义天著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大觉国师文集》等。

　　中国元朝以高丽僧人善于书写金字经典，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遣使往高丽国征写经僧，时高丽僧统惠永率领写经僧一百人入元都，寓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惠永又在万安寺讲《仁王经》。翌年金字大藏经写毕，元帝赠与甚厚，遣使送还本国。后至成宗大德元年(1297)、六年(1302)，元帝又遣使往高丽征写经僧。大德九年(1305)元使忽都不花又至高丽，仍选僧百人偕往元都。至大三年(1310)、至顺三年(1332)高丽均遣使来元赠送画佛(《高丽史》卷三十至三十六)。可见当时高丽佛教的经像书画，很受中国方面的珍重。

　　其时，元中峰明本在天目山弘扬禅法，元附马高丽王子太尉沈王王璋，于延佑六年(1319)九月赍御香紫衣入天目山，向明本谘决心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九)。同时杭州慧因寺沙门盘谷，博通经史，驸马高丽沈王闻师盛名，具书于慧因寺请讲《华严》大意(《大明高僧传》卷一)。其时江南禅僧绍琼于元大德八年(1304)泛海去高丽，高丽王迎请于寿宁宫演说开示，高丽僧圆明、冲鉴从受禅法，并施行百丈清规，教化甚盛。

　　其时高丽沙门来中国求法的，有禅僧普愚慧勤、于熙、自超等，他们分别参军同北丛林，历访禅宿，归国后均传甚盛。

　　明清以来，中朝两国佛教间虽无特殊可记的大事，但在这一期间，朝鲜佛教中出现的儒释会通、禅净兼修、教禅一致等风气，在中国佛教界也大致如此。可见中朝两国佛教徒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亲密的。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关系

　　渊源于中国的日本佛教，从公元6世纪以后，佛教就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他具权威性的经典是来自中国的藏经，其艺术及建筑也都取法于中国。他的仪典及宗派反映出其修持及组织皆渊源于中国，那是公元7世纪时前往中国求学的僧侣带回来的。传进的种种一切均能适应及发展于此一新环境。日本佛教学家并不认为大乘佛学是脱离其原始精神，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作更深一层的自然发展。

　　佛教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有认为是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2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入之始。也有说是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南梁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

　　日本推古期，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倡弘佛教，使佛教在日本得到巨大的开展。其时圣德太子曾师事高丽僧慧慈，崇尚汉文化，并曾用汉文撰《胜鬘》、《维摩》、《法华》三经注疏，广建寺塔。又曾于隋大业三年(607)派遣国使小野妹子等来和中国通好，翌年(608)又开始派高向玄理等留学生四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中国学术和佛教(《日本书记》卷二十二)，这是日本历史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嚆矢。以上八人又都是原来在日本的汉人子孙或新移入的汉人。随后又有学僧灵云、惠云等来隋求学佛法。以上人等在中国留学的时期都很长，一般多是由隋末到唐初，学习二三十年之后才回国，从此日本派遣僧俗学人来中国留学，络绎不绝，因而中国佛教文物制度工艺等更广泛传播于日本，而汉文在日本也普遍流行。

　　在宗良的时代(710—784)有六个宗派自中国传入：

　　1．三论宗：教导空的义理。

　　2．法相宗：主张一切法皆是自觉的；有一哲学上理想的系统，认为并作所有众生得以成就正觉。

　　3．华严宗：认为一切众生皆能洞察宇宙内在的关联并且是未来之佛。

　　4．律宗：注重授戒仪式及戒律。

　　5．成实宗：教导空义或主张一切人我元素、物质及心智最后皆不真实。

　　6．俱舍宗：学习有名的一切有部的经典，是4世纪时婆修盘头所写的。此宗主张宇宙间一切物质皆是真实的并可分为75种。

　　娄此奈良时期毗卢遮那佛的塑像被建立在首都，至今仍被看到象征佛陀是宇宙的中心，放射出无限的光芒，由无量诸佛得诚实语于三千大千世界。

　　平安时代(794—1185)首都是在京都，曾经在中国留学的两位僧侣开创了两个新的宗派，一是天台宗，为最澄所创始，被尊称为传教大师(767—822)。另一宗是真言宗，为空海创始，他的头衔是弘法大师(774—835)。

　　首先是隋嘉祥寺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公元625年去日到日本，在飞鸟元兴寺弘讲三论，开始建立三论宗。随后是慧灌的大弟子福亮，他原是中国江南人，在日从慧灌出家，后又入唐，谒嘉祥吉藏，重研三论。返日住元兴寺宏化，盛演空宗。福亮在俗的儿子也出家，名智藏后来入唐游学，归住法隆寺，弘传三论。智藏门下英才甚众，其中道慈以大足元年(701)入唐，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他在唐十八年，广学多闻，其间曾预选入宫，讲《仁王般若经》，于开元六年(718)返国，阐扬三论，兼传真言律学。并模仿长安西明寺，在日本奈良建造大安寺，为日本古代最宏壮的寺宇。道慈的弟子善议也渡海入唐，遍寻名德，深求义蕴，归国住大安寺，盛传一宗的教旨。日本史家通称：“三论一宗从唐土传入有三代传：一慧灌僧正传，二智藏僧正传，三道慈律师传”(《三国佛教传通缘起》)。三论宗入唐的学者中即以以上三师为正传。

　　其次在法相宗方面，有日本沙门道昭，于永徽四年(653)与沙门道严等人随国使入唐，诣慈恩寺，受教于玄奘门下，蒙奘师亲切提掖，并授以观门，兼及《俱舍》，后携新译经论归还本国，住元兴寺，盛弘慈恩的学说，是为日本法相宗初传。又显庆三年(658)，日本沙门智通、智达也渡海入唐，谒玄奘、窥基师徒，即从受学，又随入玉华富寺，业成返国，弘传所学，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嗣至长安三年(703)，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受学于濮阳智周门下，后返日本大弘宗义，为第三传。以上均在飞鸟的元兴本寺传习，又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至开元四年(716)，智凤的再传弟子玄昉也渡海入唐，仍就濮阳智周学习慈恩宗义，在唐蒙赐紫衣，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赍同所得佛像及经论章疏五千余卷返国，在奈良兴福寺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在华严宗方面，有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璇，因日本学僧荣睿、普照至唐邀请，于开元二十四年(736)赍同《华严》章疏渡日，弘阐此宗，兼传戒律，教人不倦，化导甚广，为日本严宗第一传。同时有唐贤首法藏的弟子新罗国审祥，住日本大安寺，于740应请在金钟道场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从那时以来，《华严经》的讲习渐次弘盛。

　　在律宗方面，七世纪后期有日本沙门道光入唐学律而归，但戒学未弘。嗣至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沙门荣睿、普照等相偕入唐，求学戒律，奉敕在东都大福先寺依定宾律师受学。这时唐地诸寺的三藏大德特重戒律，荣睿等以本国传戒无人，欲为本国寻求律匠，时荣睿、普照更闻扬州大明寺鉴真为当代律学名德，弘导甚盛；遂于天宝元年(742)至扬州恳请鉴真东渡弘化，当蒙允许，即于天宝二年(743)和他的徒众赍同经论法物等启舟东行，前后五回，并为风浪等逆缘所阻，历经十年的艰苦行程，终于第六回、即天宝十二年(753)抵达日本，受到日本国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兴筑戒坛，日皇、皇后、公卿等四百余人皆从受菩萨戒；又日僧灵裕、贤戒、志忠等八十余人皆舍旧戒从受新戒。为日本登坛授戒的开始。公元759年又于奈良兴建唐招提寺，并设戒坛，前后受度的达四万人以上。由于鉴真的盛化，遂开日本戒律一宗，而鉴真即为日本律宗初祖。

　　此外，《成实论》也于隋代由高丽慧灌传入日本，在日讲习，渐至形成了宗派。《俱舍论》也由道昭、智通、智达入唐玄奘门下受学，并传至日本盛行讲述，也形成一宗。但以上两宗并未开创寺院，独立弘传，只是成实宗附在三论宗内、俱舍附于法相宗内传通讲习而已。

　　以上是日本奈良时代由隋唐传入的六个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