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佛教发展与中国佛教的关系（2）

　　由于唐地佛教的盛行东传，日本养老四年(720)十二月，曾敕令佛教转经唱礼须依汉沙门道荣和日本入唐返国的学问僧胜晓等的音调转唱，并停止余音，免污法门(《续日本纪》卷三)。又因唐开元十六年(728)颁行《大衍历》的影响，日本也于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废去原用的仪凤历，而采用唐一行所作的《大衍历》，实行日本历法的改革(《续日本纪》卷二十四)。此外如佛教仪礼、经像、文物、建筑式样、工艺等也大量由唐输入日本。

　　汉文大藏经也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因而日本天平时代是佛教写经的最盛时期。

　　受中国的影响，日本也由道慈等的建议，于开天平十三年(741)在全国各地建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寺各置僧二十人或尼十人(《续日本纪》卷十四)。其中有名的大和国分寺(即东大寺)的卢舍那佛像，也是仿唐神龙初年(705)兴造的白司马坂大铜佛像而铸造的。

　　公元794年日本国都由奈良北迁于仿唐京长安而建设的平安新城，为促进全国宗教文化的新兴运动，仍派遣僧俗入唐留学，于是复有天台、真言两宗的开创。

　　1．天台宗：由中国智者(531—597)所创，其教义是根据《法华经》，祖庭在天台山国清寺，也就是最澄修学的地方。其特色是综合所有佛陀的教义而假定佛陀在悟道时就有这些思想，只是他就听者不同的水准和能力而以不同的方式说出。这样广泛的将所有佛教宗派启成一完整的系统，吸引了许多僧侣来到天台的中心比睿山学习。

　　2．真言宗：认为真理是佛陀也是众生的无上智慧。它以特别的仪式来传教。包括以神秘有音节讽颂，结手印，持咒，瑜伽定，以及正确的使用仪式上象征性的器皿。

　　其时佛教界突出的人物，有比叡山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和高野山真言宗开宗大师空海。这两位大师都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泛海入唐求法。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乘日本遣唐使第二舶于当年九月到达明州，并转赴台州，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学习了天台教义，并从道邃受菩萨戒，又从禅林寺翛然受学牛头禅法。翌年(805)三月更转赴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顺晓学习密教，并受秘密灌顶。于同年五月携同在唐所得的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乘遣唐舶归国，大弘教化，在比叡山开创天台一宗，兼传密教和大乘戒法，所著有《唐决集》、《守护国界章》等书二百八十余部，圆寂后谥称传教大师。与最澄同时入唐的空海系乘遣唐使第一舶，于当年(804)九月到达福州，旋入唐京。翌年奉敕居西明寺，历访长安诸刹名德，蒙青龙寺惠果阿阇黎授以金胎两部真言秘藏，尽诸蕴奥，并授以阿阇黎位灌顶。惠果又令画工、经主、铸工李真等图绘所有秘密曼荼罗及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经、新造各庄严具并佛舍利等相赠。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八月赍同在唐所得经轨章疏二百十六部及诸图具等乘遣唐舶返国，盛弘密教，朝野尊崇，并于高野山创建根本道场，开启真言一宗的规模。所著有《秘密曼荼罗教付法传》、《辩显密二教论》等书一百五十余部，圆寂后谥称为弘法大师。

　　从此以后，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平安时代(782—1191)非常发达；日本历史上称为“平安二宗”，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入唐八家”，即是指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而言。

　　在这一时期，中日佛教关系史上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系因日本高僧惠萼而开创。惠萼曾于会昌元年(841)、四年(844)迭次来中国求学，并曾谒请杭州灵池寺齐安国师(马祖道一的法嗣)派遣上首义空禅师去到日本弘传禅法。惠萼又于大中十二年(858)赍同他在朝拜五台山时得到的观音圣像一尊，由明州航海准备回国，船行到普陀山不能前进，他便下船奉像在山结庐供养，渐渐兴建补陀山寺(后改名普济寺)，遂开创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

　　五代、北宋间，日本沙门来中国参学及朝礼名山佛迹的还不少；而较著名有则奝然、寂昭、绍良、成寻等。其中奝然和他的徒众成算、嘉因等六人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乘宋人陈仁爽等的商舶来抵台州，翌年(984)入京见太宗帝，进献方物，蒙存抚甚厚，并赐紫衣及法济大师号，馆于太平兴国寺；又巡礼五台及洛阳龙门等胜迹，并蒙敕赠新印的折本藏经五千余卷。与他同来的沙门成算，曾在洛阳太平兴国寺从中印高僧学习悉昙梵书；奝然的弟子嘉因并受了五部秘密灌顶。雍熙元年(985)他们一行仍由台州乘宋人郑仁德的商舶返国。奝然曾将在宋游学参访的经过写成《入宋日记》四卷(今佚)。至端拱元年(988)，奝然又遣弟子嘉因和宋僧祚乾等来宋进表称谢，并献佛经及诸方物，兼访求宋朝新译的经典。此后日本沙门入宋参学并进献方物的仍络绎不绝。

　　中国南宋时期适当日本镰仓幕府时代，佛教在日本趋向于大众化，由中国传入的禅宗和依唐善导的念佛法门而形成的净土等宗以及由天台法华教义而开演的日莲各宗，于是勃然兴起。

　　镰仓时代(1158—1333)有四个宗派为了适应一般民众对大乘佛教的需要而兴起，最早的一派在皇室的拥护下成立，吸引了知识分子及宫廷贵族。其哲理和仪式太复杂不易为大众所了解。因此，宗教的简化迫切需要，所以新的宗派净土真宗、禅和日莲宗，跟着兴起。

　　1．净土宗：是由浩然(1133—1212)所创。他曾勤习天台教义，可是无法找到内在真实的平静。于是他认为既不是靠阅读经典也不是复杂的仪式，遵守戒律或修习禅定能得以解脱罪恶，于是改变方法只求依靠他力。在经典中记载有阿弥陀佛曾发大誓愿，愿以连续的转世再来为众生作诸善事，所有念诵圣号至一心不乱者都可发愿临命终时往生极乐国土。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远在源空之前就见知于日本，但他是唯一强调这是有效方法的人，确信念佛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

　　2．真宗：是法然的大弟子亲鸾(1173—1262)所创，他将源空的教化与自己的理想结合，认为信心是最重要的。念诵圣号仍是可供依靠的自我努力的表示，也需其他的修行，如学习教理，苦行，坐禅和仪式。亲鸾和马丁路德一样，背弃了寺院的修行生活而结婚了，证明以居士的身份也能过宗教的生活。从此，净土真宗寺庙的住持成为将他所有的时间奉献给宗教事务的家属而不遵守戒律。

　　3．禅宗：禅宗于公元7世纪时流行于中国，于12和13世纪时传入日本。两个最重要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宗的修行，是修持止观以达禅定来观察自心并超越理论上的分别心。曹洞宗是以***和沉思的修行以达到开悟。两个宗派都是尊崇佛陀以心传心直接由师又传承弟子的方法，相信众生皆能于日常生活中领悟到原本佛性而开悟，临济禅的弟子较苦行。曹洞宗注重教导道德上的戒律及菩萨为解救众生的慈悲心。临济宗较重贵族化且信徒较少，曹洞宗拥有较大多数的平民信徒。

　　4．日莲宗：日莲宗是以创始者命名的。日莲(1222—1282)曾在比睿山辛苦的修行了一段时间的天台宗后，深信佛陀的真义在《法华经》，但不像现在天台宗及其他宗教所误解的那样混淆。他对此种经典的特殊热忱，招致与其他宗派团体的激烈冲突，他非难他们，并与之对立而创一新宗派。他宣称他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对国家的福利是有危险的，因此他遭受严重的迫害，几乎危及其生命。他的坚持及毅力最后终于赢得胜利，一些皇族赞叹其挑战的勇气及不屈不挠的信心而成为他的徒众。这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形态的佛教，在中国并无其原始形态。

　　现代日本，自14世纪以来，一个新的主要的佛教宗派兴起，虽然旧的宗派也有新的分支出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世纪时，和西方学者的科学宗教研究法接触引起新的兴趣。这使他们倾向于研究工作，日本学者应用新的方法于所有各种不同语言的藏经中，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和中文。

　　禅学在日本，以往虽有道昭、道璇、最澄、圆仁和唐僧义安等由唐传入，但禅宗正式的弘传，却开始于入宋参学归国而首创临济宗的荣西(1141—1215)。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时虚庵怀敞住天台万年寺，荣西再度往谒，受传临济心印；后怀敞移住天童，荣西也随侍研学；于雍熙二年(1191)，又蒙付与衣具印信，归国后大兴禅学，学徒云集，朝野尊尚，在建仁寺开山，并著有《兴国论》等七部九卷，成为日本临济宗的新宗派。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1200一1253)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山，参谒无际了派、浙翁如琰诸禅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于宝庆三年(1227)归国，也盛弘禅学，在永平寺开山，撰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规》、《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等九部一百十八卷，成为日本的曹洞一宗。

　　由于船舶交通的便利，日本的禅僧入宋参学以及宋僧往日本弘传禅学的，在这一时期中非常频繁，其突出的人物，有日本临济宗的圆尔辨圆、无关普门、无象静照、南浦绍明、曹洞宗的寒山义尹、彻通义介等人。

　　这一期间中国禅僧去日本行化的，有宋阳山无明慧性的法嗣兰溪道隆，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南禅福圣寺兀庵普宁，径山石溪心月的法嗣大休正念天童石帆惟衍的法嗣西涧士昙。

　　南宋以后中日禅僧往来密切，因而禅学在日本当时甚为繁荣。日本禅僧到中国各山寺参访的人数众多，而中国江南的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等五山，和中天竺、道场、蒋山、万寿、雪窦、江心、雪峰、双林、虎丘、国清等十刹，也成为日本禅和子所经常挂锡的祖庭。乃至日本各禅刹中，也有所谓五山十刹的仿设。其各禅寺的构造、禅堂的设备乃至日常生活，也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甚至开示语录中杂有宋语，而中国禅门诗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这自然是受中国丛林的影响。

　　在律宗方面，南宋的律学也引起了日本律宗的复兴。庆元五年(1199)春，日本律学沙门俊芿“以大小律范，未尽其要，须入中华抉择所疑”，即偕弟子安秀、长贺二人乘舶入宋，历访天台、雪窦、径山等两浙名蓝，谘询禅教，翌年(1200)春，入四明景福寺，随侍如庵了宏律师学习毗尼六年，开遮持犯，涣然通解。又和宋地教、禅、律学名僧广泛交游，最后仍就温州广德律师学“七灭诤”。于嘉定四年(1211)携同所得的经律章疏二千余卷和佛舍利等由明州乘舶返国，重兴律学，日皇和幕府都奉他为戒师，为泉涌寺开山初祖。随后，又有律学沙门昙照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及绍定四年(1231)两次入宋，从中峰铁翁守一重受具戒，深探篇聚，又至诸山广学教律，并携同所求得的宋版一切经及佛像梵筴等回国，开创戒光寺，和泉涌寺并称为二大律刹，教化很广。又泉涌寺俊芿的门弟子湛海、智镜、道玄等也先后入宋访问戒德、寻求律籍回国。对于日本律宗的发展作了有力的贡献。

　　日本沙门在两宋时代曾多次求得宋版大藏经如蜀藏、福州藏等回国，并在奈良、京都、镰仓各大寺中举行一切经供养会，典仪很盛。对于中日佛教文化的传通具有重要意义。

　　原由唐宋传入的净土念佛法门，在当时日本也逐渐流播。至十二世纪初，出身于天台的高僧良忍(1072—1132)以《华严》、《法华》圆融无碍的教义融通念佛，开创了圆通念佛宗。随后又有出身于天台的高僧法然确立纯粹念佛、他力往生的教义，创立净土宗。法然门下又有亲鸾(1173—1262)，著有《教行信证文类》，专修念佛，并带妻弘教，开创净土真宗。他这一宗在日本发展最盛，后并为分大谷和本愿寺等派。嗣后净土宗下又出现了一位高僧一遍(1239—1289)游行念佛，创立时宗。另一方面，又有出身于天台宗的高僧日莲，奉持汉译的《法华经》，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为主，而新创了一个日莲宗，后并分出若干流派。由于以上弘扬净土念佛各宗和日莲宗的兴起，使佛教在日本更形大众化，这是日本镰仓时代(1193—1380)佛教的一大特色。当然这也是基于中国佛教的传衍而形成的宗派。

　　十三世纪间日本因元兵入侵而曾经和中国国交中断，至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和弟子石梁仁恭及曾到日游化过的平山万寿寺禅僧西涧、士昙等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和崇敬。他们并请一宁住建长、圆觉、净智、南祥等大禅寺，后来一宁于1317年在日圆寂，被谥为国师。士昙也被请住圆觉、建长，1306年在日圆寂，谥号大通禅师。一宁在镰仓、京都盛扬禅风，前后近二十年，门下造就的英才甚众，其中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嵩山居中、东林友丘等，都曾入元朝礼祖庭，重事参究。从此以后，元高僧被请到日弘化的，先后有东明惠日、清投降正澄、明极楚俊、竺僊楚仙、灵山道陷、东陵永玙等也相继赴日弘化，接引彼邦学人。据师蛮的《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五说：“东渡宗师十有余人，皆是法中狮也。”可以想见我国古德在日本传弘的盛况。

　　另一方面，日本禅师来元参学的也络绎不绝，其中特出的有龙山德见、远溪祖雄、雪村友梅、嵩山居中、复庵宗已、无隐元晦、古先印元、寂室元光、物外可什、东洲至道、月林道皎、中岩圆月、不闻契闻、古源邵元、无文元选、愚中周及、大拙祖能、无我省吾等。当时中国禅学风范受到日本禅僧的非常崇慕，元僧清拙正澄在日圆寂后，他的徒众二十五人曾同时入元参学；又大拙祖能于1343年入元游学时，他的同参一行数十人也相偕入元参习。其时日僧登天目山参叩中峰明本的人数很多，其中著名的即有远溪祖雄、可翁宗然、嵩山居中、大朴之素、复庵宗已、孤峰党明、别源圆青、明叟齐哲、平田慈均、无碍妙谦、古先印元、业海本净、祖继大智等人，可见两国禅学的亲缘关系。

　　一直到元末尚留在中国的日禅僧还不少，其中日沙门椿庭海寿，曾任净慈第二座，又曾住应天府（南京）天界寺，明太祖选名僧校藏经时，他也被选参加，并蒙召见，询问国情。又日沙门权中巽，曾于明初（1368）任杭州中天竺寺藏主。又日沙门无我省吾在牛头山，曾受明太祖召见，赐以紫衣，后来即在明地圆寂。乃至日足利幕府和明朝通商，也多以该国的禅僧为使节，而展开了中日海上的交通贸易。因而明代日僧来华的也还不少，其中值得叙述的则有绝海中津、雪舟等扬、了庵桂悟、策彦周良等数人而已。

　　至十七世纪，由于中日商舶往来频繁，明僧真圆、觉海、超然先后被请往长崎，开创东明山兴福寺和紫山福济寺、圣寿山崇福寺，即所三唐寺。当时中国沙门多往游住。至明永历八年（1654），福州黄檗山高僧隐元隆琦，因长崎崇福寺僧超然的再三邀请，于同年七月和他的门弟子泛舶到日弘化，又受江户德川幕府的皈依，在宇浴开创黄檗山万福寺，举扬黄檗的宗风，并设坛传授禅门大戒，当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会下，日朝廷并尊他为大光普照国师，1673年在日圆寂，年八十二；有语录、法语各若干卷，《松堂集》、《太和集》各二卷等，被奉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随从隐元渡日的弟子，如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都是一时的禅门英杰。嗣又有隐元的法嗣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分别于永历九年（1655）、十年（1656）赴日，辅翼隐元的法化，时人称为二甘露门。嗣后继承日本黄檗山法席的列代禅师，如木庵、慧林、独湛、高泉、千呆、悦山、悦峰、灵源、旭如、独文、杲堂等人，皆是由中国前往弘化的商僧。而黄檗山的学修清规，如参禅兼念佛，平常用汉语，诵经用汉音，乃至饮食生活也都是中国式样；比之日本原来的临济、曹洞两宗，更富有中国禅学风味。直至第十四世以后，才有日人继任法席；日本黄檗宗所属各寺，至今仍保持有中国近代禅林的风范。

　　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政府以太政官布告，允许僧侣举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法名上性，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宪法规定，民众有信教自由。佛教徒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查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才，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的教化等。自明治维新的六十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十三宗五十六派。

　　战后日本新兴宗教有很大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都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宗系统。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佛教各宗所立大学二十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学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中日佛教间仍颇有接触，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晚清杨文会在南京刊印经典、复兴佛教，得到日本南条文雄氏的协助，代为搜求许多我国已经佚失的古代著述，特别是法相唯识方面的章疏逸籍，有益于中国经典的重刻和佛学的研究。

　　越南佛教及中越佛教关系

　　越南，前名安南，古称占婆，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海岸南部。公元3世纪以前就有了佛教信仰。据传我国于605年曾经在占婆的首都获得佛典1350部，说明在7世纪以前佛教在越已很兴盛。据义净说占婆的佛教徒大部属于正量部，也有少数是一切有部。公元八世纪时，大乘佛教在占婆很有势力，密教也很盛行。由此可见越南佛教是大小乘兼弘的国家。

　　大乘佛教在占婆一直盛行到公元15世纪，后来北部的安南族人统治了全国。由于安南族人接受了中国文化，因而中国佛教以及***教也逐渐在越南兴盛起来了。

　　中国和越南佛教的往来。公元二世纪末，中国的著名学者牟融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三十七篇，以显扬佛教。三世纪初，康居高僧康僧会幼随父母由印度移居交趾，双亲死后出家，于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南京，先后翻译出《六度集经》等七部二十卷；并创建建初寺，成为江南最初的寺宇。同时又有西域高僧支疆梁接，于吴五凤二年(225)在交州(州治在龙编，今越南北部)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开元释教录》卷二)。三世纪末，印度僧人耆域经扶南(今柬埔寨)到达交州，并来到中国洛阳(《高僧传》卷九)。六世纪末，乌苌(今巴基思坦)高僧毗尼多流支到中国长安译经弘法，然后由中国到越南，住龙编古法寺，弘传佛教。越南佛教徒从古以来通行的是汉文佛典，说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的友谊，自古以来就很密切。

　　公元七世纪中，唐朝僧人明远到越南，和越南僧人联翩往西域求法。明远，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到达交趾，然后由交趾乘舶往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到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更往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显庆年内(655—660)，奉令往交趾采药。他在交州正值灾荒，每天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涕泣，时人号为常啼菩萨。昙润，洛阳人，在交趾居住年余，声望颇隆。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后，遭逢大风，不能西行，折而归唐。智弘，洛阳人，与荆州无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更到狮子洲，往中印度(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同时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人，有运期、窥冲、大乘灯。运期，交州人，与昙润同行，后为中国益州会宁的弟子，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高僧智贤受戒。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南海，到狮子洲，赴中印度。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数载，阅览经书，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这些都是中越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史实。

　　至于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禅宗后派、雪窦明觉派、竹林临济禅和莲宗，都和中国佛教有很深的关系。

　　越南前期传弘的禅法，是毗尼多流支所传入，据《大南禅苑传灯辑录》说，他在中国曾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则其禅法显然是由中国传入。他的弟子法贤，据说是以《楞伽》为心要；法贤的弟子清辨，则以《金刚经》为眼目；从此以下各代，更接近中国南宗所传的顿悟禅法。

　　唐元和十五年(820)九月中国无言通禅师到越南，开创了越南禅宗后派。他原籍广东，姓郑氏，出家于婺州(今浙江省内)双林寺，曾依百丈禅师为弟子。他这一系统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中国禅宗的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在这一禅派中也盛行传承。直

　　到现代，越南的禅学大多是无言通这一流派。

　　越南禅宗的另一流派是雪窦明觉派，创始于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主要是传“雪窦百则”，越南李朝君臣多向他参学。

　　此外还有竹林派临济禅，也是越南禅宗后派的一个支流。公元十三世纪间，越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去越的天封禅师，又曾从宋朝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陈仁宗，更笃志禅学，出家为僧，称为竹林调御，即为竹林派开祖。道场建于安子山花烟寺，以临济禅为主。

　　十七世纪的竹林派禅，渐渐带有净土教的色彩。越南新宗派莲宗，就是由竹林派中分枝兴起，由白梅麟角倡导而大盛。其渊源是南宋慈照子元所倡导的白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佛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一个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这和中国宋明以来禅教净相融合的佛教风气相似。柬埔寨佛教及中东佛教关系

　　佛教在公元5世纪末期以后就盛行于柬埔寨。不过佛教当时所占的不是主要地位，因为有某些婆罗门教派，如湿婆教比佛教更为盛行。公元9世纪末叶的柬埔寨国王耶输跋摩曾经为僧人们修建了一座苏迦陀寺，并且规定了详细的寺庙规则。

　　迦耶跋摩第七世(1181一大约1220)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位时的记载用美丽的文词说明佛教徒对于生活应有的概念，尤其是关于布施和对一切众生慈悲的概念。他为建立佛教寺庙所作的努力尤其重大。(当时全国有798座寺庙和102所医院，每年用费为27200卡里卡稻谷——每卡里卡约合100公斤。)

　　13世纪以前，佛教仍盛行于柬埔寨，但并非国教，亦非主要信仰。佛教在何时成为柬埔寨国教，也无资料可考。柬埔寨佛教成为国教，是受了暹罗泰族人的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较早时期，暹罗曾经受过柬埔寨的影响，而现在反过来柬埔寨受到暹罗的影响，几乎全国人民都改信了佛教。像吴哥寺这样的大庙中的婆罗门神像，都被佛像所代替了。佛教是怎样发展成为柬埔寨国教的，其详细过程已无可考查。它逐渐成为柬埔寨人民的主要信仰，到今日全国已无婆罗门教的任何痕迹了，只是在人民的风俗习惯中还有若干遗迹而已。

　　中国和柬埔寨从一世纪起就有来往。中国古书上称柬埔寨为扶南，隋唐以后称为真腊，元明以来称为柬埔寨(或称澉浦只、甘勃智、甘菩遮)。相传这一民族渊源于晋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五《诸菩萨住处品》中所说的“甘菩遮国”。

　　公元五世纪中，扶南国王阇耶跋摩曾遣使用海舶载货来广州贸易。那时广州有一位印度出家人那伽仙附乘他的海舶去扶南，具述中国佛法兴盛的情况。扶南王因遣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赍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484)重来中国送给南齐武帝。其来书中叙述他们国内信奉佛教，并以大自在天为守护神的情形(见《南齐书》卷五十八)。由于这时佛教在中国颇为昌盛，扶南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也附随商舶来到南齐首都(今南京)，当时中国政府招待他住于正观寺内。婆罗博学多识，通数国语文，又从当时在中国的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精研《方等》，后来成为梁代有名的译经大师(见《续高僧传》卷一)。

　　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阇耶跋摩又遣沙门曼陀罗仙赍来许多梵本并珊瑚佛像，赠与中国，时梁武帝请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共同翻译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宝云经》(七卷)等。

　　天监五年(506)，僧伽婆罗又受梁武帝的征召，于寿光殿从事译经，嗣后又在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继续翻译经论，直到天监十七年(518)，共译出《大乘十法经》(一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菩萨藏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经》(十卷)等，凡十部三十三卷。

　　天监十八年(519)柬王留陀跋摩遣使赠送天竺旃檀瑞像和婆罗树叶来梁。大同五年(539)扶南来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释宝云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那时天竺优禅尼国真谛三藏在扶南弘法，内外学艺无不精练。扶南政府便敦请真谛三藏，并赍同经论梵本二百四十筴乘舶来梁，以大同十二年(546)到达南海(今广东海岸)，太清二年(548)抵扬都(今南京)，住宝云殿。时逢梁末国乱，往富春，辗转又到金陵、豫章各处，终于在广州圆寂。真谛在中国各地随处翻译，讲述疏解，前后二十三年，译出经论记传四十九部，合一百四十二卷，对于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时还有扶南沙门须菩提，在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帝再译《大乘宝云经》八卷。

　　古扶南佛教在今柬埔寨虽已无文献可考，但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在扶南非常兴盛。首先是经论部类甚多，曼陀罗仙和真谛三藏都曾从扶南携带着数量很多的梵本来到中国。同时由扶南来华的译经法师，所译的经论偏重于般若、方等，这也可以证明扶南实是一个大乘盛行的佛教国家。尤其是梁朝还特设名为“扶南馆”的译经道扬，以接待扶南来华的翻经沙门，可见当时的扶南佛教文化，受到中国朝廷的尊重。

　　公元六世纪间，该国另一王朝建立，改称为真腊国，国都伊奢那城。这时大乘佛教仍然盛行。这也就是唐玄奘三藏所说的三摩(左口右叉)吒国迤东的六个信奉佛教国家之一——伊赏那补罗国(指真腊国的首都)。玄奘当时以“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闻可知”，如实地记载于《大唐西域记》(卷十)中。

　　那时中国学僧西行求法，也有途经该国的。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益州成都僧义朗、与同州僧智岸、并弟子义玄，同附商舶，航经扶南，到达郎迦戍(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

　　九世纪初，真腊王阇耶跋摩二世在今洞里湖东北开始建设伟丽而富有宗教特色的吴哥城，嗣后诸王陆续尽力经营，乃至建为都城，并在国内兴造若干巨大的宗教建筑，被称为真腊国最繁荣的时代。十二世纪间，更在都城兴建规模宏伟的吴哥寺。

　　在这以后，由于缅甸和泰国佛教的影响，真腊乃改奉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语系佛教。

　　元元贞二年(1296)，成宗遣使往通真腊，随行人中周达观在所著《真腊风土记》中，记述当时该国的佛教情况说：“(上竹下宁)姑(即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裙，跣足。寺亦用瓦盖，中只有一像，正如释迦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茹鱼肉，唯不饮酒，供佛亦用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贝叶迭成，极其齐整；于上写黑字，既不用笔墨，但不知其以何物书写。僧亦用金银轿扛伞柄者，国王有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其俗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这是柬埔寨南传佛教情况在汉文中的最早纪录。

　　印度尼西亚佛教及中印度尼西亚佛教关系

　　5世纪中叶，印度传教师功德铠将佛教正式传入爪哇，而且使它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功德铠原是印度王族后裔，出家后到爪哇弘传佛教。他首先使皇太后皈依佛教，随后国王和臣民都逐渐信奉了佛教。据说有一次爪哇被敌国攻打，国王问功德铠如果抵抗侵略而进行战争是否违反佛教教义。功德铠说按照佛教教义，国王有责任抵抗侵略、保护人民。国王在击退了敌人以后，佛教遂大兴于全国。

　　公元7世纪到11世纪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大学著名的教授达摩波罗曾经访问过金岛(7世纪时对印度尼西亚的通称)；阿底峡(11世纪时人)在早年时到过金岛从月称研究佛学，后来他主持超岩寺，是我国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创始人。赛兰陀罗王朝统治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对于大乘佛教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爪哇许多佛教建筑都是他们兴建的。在赛兰陀罗王朝的影响之下，大乘佛教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兴盛了很长时间。密教传入爪哇和苏门答腊也可能是受了孟加拉国的影响。由于赛兰陀罗王朝有一王曾经拜过一孟加拉人为导师。

　　除了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外，佛教也曾经传入其它许多岛屿，尤其是巴利岛和婆罗洲。不过婆罗门教在这些地区占优势，佛教逐渐衰落。

　　北方佛教是相对于南方流传的佛教而言。以西北印度经过中央亚细亚而传到中国的佛教；或者是经过南方海路传到中国的佛教；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佛教、越南的佛教；以及印度本土直接传到西藏的佛教；这些佛教都称为北方佛教或北传佛教。

　　在这些佛教中所翻译的经典，虽然有小乘各部派的圣典。但属于大乘的较多。因此说北方佛教是大乘佛教也是可以的。另外，这些佛教圣典原语大都是梵语译成，故亦可称之为梵语系佛教。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开始于公元五世纪间。但在这以前，即公元392年迦留陀伽在东晋译出的《十二游经》中说：“海中有二千五百国，……五国王，一王主五百城，……第四王名阇耶(即爪哇)，土地出毕钵、胡椒。”这是印尼群岛(包括爪哇岛)的记载见于中国佛教文献之始。至公元412年，中国的法显由斯里兰卡航返祖国的途中，到达了耶婆提(爪哇岛古梵名)，并在该地停留了五个多月，当时该国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见法显撰《佛国记》)。随后印僧求那跋摩曾到该国大弘佛法，阇婆(即爪哇)国王母及王婆多伽先后归佛，一国人都从跋摩受戒。时宋京(今南京)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闻知跋摩在该国弘化的风猷，便于元嘉元年(424)面启宋文帝，请遣使往阇婆国迎请跋摩，文帝即敕交州(今越南北部)刺史派员泛舶前往邀请，并致书于阇婆王婆多伽，希望跋摩来宋弘法。慧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同往迎请。恰巧这时跋摩已附商人竺难提的海舶离开了阇婆，航行遇风被吹到广州，后即来到建业，译出《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见《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这些可能也是跋摩在阇婆国所弘传的戒法。又据《宋书》卷九十七说：阇婆婆达国(似即阇婆国)王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于元嘉十二年(435)遣使主佛大阇婆、付使葛抵携带方物并国书来宋通好，书中有“敬礼一切种智安稳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度脱众生，教化已周，入于涅盘。……”等语，充分表示其归信佛法之忱，这时该国佛教当颇兴盛。另在阇婆洲(即爪哇岛)上有诃罗单国，于元嘉七年(430)、十年(433)十二年(436)、二十六年(449)、二十九年(452)先后遣使赍送方物并国书来宋修好，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又梁天监元年(502)、十七年(518)、普通元年(520)，其王瞿昙修跋陁罗乃至他的儿子承继为王的毗邪跋摩也遣使赠礼，并以佛教语言致书通好(以上见《宋书》卷九十七、《梁书》卷五十四)。

　　此后到了唐代，爪哇岛上的诃陵(一作波凌)国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和中国佛教关系往来不断。其时中国僧人到达其地的，有并州常慜、益州青城明远、益州成都会宁、交州运期、洛阳昙润、荆州道琳、襄州法朗等。其中会宁于麟德中(664--665)泛舶至诃陵洲停住三年，与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共译出《大般涅盘经》后分，令小僧运期赍经送归唐京，蒙赠小绢数百匹，重诣诃陵，报与若那跋陀罗。明远、道琳均过诃陵而往在天竺。昙润在诃陵北渤盆国(今印度尼西亚婆罗洲)遇疾而终。法朗与义净由广府同到室利佛逝，法朗后至诃陵国病殁(以上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这以后，金刚智由印度来中国途中，于开元六年(718)路经阇婆国，时不空年十四岁，在阇婆见金刚智而师事之，相随入唐，开元八年(720)方至洛阳(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五)。至开元十九年(731)十二月，不空与弟子含光、慧(上巩下言)等附昆仑舶往狮子国，途次诃陵国(见《宋高僧传》卷一)。又建中初(781)，诃陵国僧辨弘从其本国将铜钹一具奉上长安圣佛院，螺两具、铜瓶四奉上惠果阿阇梨，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见《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足见当时印度尼西亚也由中国传入了密教。

　　同时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和中国的佛教关系也非常密切。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佛逝国王曷密多于咸亨至开元间(670—741)数遣使来中国通好。当时该国佛教颇为兴盛，据《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译者小注说：佛逝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沙门仪轨都和中国(中印度)相同。同注又说：唐僧西行求法，可先在此学习一、二年，然后再往中天。这是因为其时海上交通便利，佛逝又当中印来往的通衢。因此中国的义净曾于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乘波斯舶从广州出发，未及两旬便到室利佛逝国。他在该地停留六月，学习声明，并受国王支持，送往末罗瑜(苏门答腊中部北面)，又停两月，转向羯荼(苏门答腊西北端)，然后仍乘王舶前往印度。义净在印度留学十年，后于东印度乘船还到室利佛逝国。即在该地从事于参学、整理、写作、翻译的工作，一直居住六年，译成《杂经论》十卷，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以天授三年(692)五月遣在佛逝留学的澧州大津附舶送归大唐。义净本人直到嗣圣十一年(694)五月才离开佛逝返回广州。怀业即留居佛逝。此外到达佛逝的僧人，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还有新罗僧两人及交州运期、高昌彼岸、智岸、晋州善行、洛阳智弘、荆州无行等。其中新罗两僧后去婆鲁师(苏门答腊西南部)，因病逝世。运期善昆仑音，后来归俗，留居佛逝。彼岸、智岸在往印度航海途中病卒，所携汉文本《瑜伽》及其他经论留存在佛逝。善行到达佛逝后，因病怀念故土而归唐。智弘和无行相偕到佛逝后，“国王厚礼，特异常伦；……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布金华，散金粟，四事供养。后来他们乘五舶赴末罗瑜洲，转羯荼，西往印度(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又八世纪初，慧日也泛舶经东南海室利佛逝等国往印度求法(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其后金刚智由狮子国来中国途次，也经佛逝国，国王将金伞盖金床奉迎，他在该地停留五月方启航来华(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

　　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叙述当时印尼群及其附近地区的佛教情形说：“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为根本有部，正重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大众部、上座部)。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莫诃信洲、诃陵洲、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少(稍)有大乘。”

　　宋代中国与阇婆(即诃陵)国，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国友好往来仍然繁密。当时那里的佛教寺院和民间情况，《宋史》上都有记载。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僧法遇从天竺取经回，道经三佛齐国，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附书愿来中国译经，宋朝廷随即延聘他。法遇后来又将前往天竺时，宋朝廷又附书与三佛齐国王通好。后至咸平六年(1003)，三佛齐国王思离咮啰无尼佛麻调华遣使来宋赠礼，并在其本国为中国皇帝兴建佛寺。宋真宗即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相赠。又天禧元年(1017)，三佛齐国王霞迟苏勿吒蒲迷遣使致书并送梵经来中国(以上见《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以上所述，表明很早以前，特别是唐宋以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往来频繁，佛教关系已甚为密切。

　　缅甸佛教及中缅佛教关系

　　据锡兰史传中的记载说，阿育王曾经派遣两位僧人，一名苏那，一名乌陀罗，到金地国去弘传佛教。所谓金地国，一般说就是指缅甸(也有说是在泰国境内，或泛指印度支那半岛)。由于缅甸邻近印度，而且两国之间的陆路交通在公元以前就并非十分困难，因此在公元五世纪以前佛教就已经传入缅甸，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公元5世纪以后，我们就有了肯定的记载，证明当时缅甸不仅有佛教信仰，而且在古骠国(唐时缅甸国名)上座部佛都是十分兴盛的。在11世纪以前的某一时期，达通地区已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1044年新王阿尼罗陀在蒲甘即位，他接受达通地方一位名叫阿罗汉的芒族僧人的劝请，改信了清净的上座部佛教。这位新王在阿罗汉和其他几位从达通来的僧人的协助下，对信仰密教的人民强力地使之改变信仰，并且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了上座部佛教。阿尼罗陀王为向达通王摩鲁诃求取佛教经典而曾以兵戎相见，阿尼罗陀的愿望获得了满足，用32头象载回了一切佛经和舍利。达通的僧人也到了蒲甘。蒲甘的缅甸人采用了芒族人民的宗教、语言、文学和文字。阿尼罗陀王和他的后继者都是上座部佛教热心的护持者，使佛教随着政治势力传遍了缅甸全国。佛教逐渐代替了当时所流行的婆罗门教，直到今日盛行不衰。

　　阿尼罗陀王信仰虔诚，曾经修建无数塔庙和寺院，并从锡兰取得全套三藏经典，阿罗汉把这些经典和达通的经典校勘过一次。阿尼罗陀王的儿子江兹陀王，还修建了蒲甘闻名的阿难陀寺。

　　中国和缅甸从后汉以来就有友好的往来(见《后汉书》卷六、八十六，当时称为掸国)。公元七世纪间，中国佛教学者玄奘和义净历游西土，都听得其地盛行佛教。《大唐西域记卷》十称它为室利差呾罗国，说：“乞食杜多，是其国法”。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说：时有昙光律师，荆州江陵人，游行到达诃利鸡罗国(今缅国西部阿拉干)。该书还提到一个中国僧人，年五十余，携有许多经像，到达诃利鸡罗国，受到国王尊敬，并住持了一所寺院，圆寂在当地。公元八世纪间，骠国(即今缅甸)王遣其弟悉利移(《新唐书》说是悉利移城主舒难陀)于唐贞元八年(792)向唐朝通好，并送来彼国有关佛教的乐歌十曲(《新唐书》说有佛印、赞娑罗花等十二曲)。据传当时彼国都城内有佛寺百余，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便落发住在寺内，皈依沙门，到了二十岁又可留发为居民(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至公元十一世纪间，蒲甘(今缅甸北部)名王阿尼罗陀大弘佛教，巴利文上座部系统的佛法在缅甸开始兴盛。传说阿尼罗陀曾向中国求取佛牙未得。在这以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也传入了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并盛行弘布。至十八世纪间，缅甸国王孟云先后向中国朝廷赠送金塔、佛像、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驯象、缅甸国乐等(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三)。当时中国朝廷也还赠与缅甸许多珍品，内有佛牙舍利一颗，现尚供奉在该国敏贡佛塔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两国建立了亲密的外交关系，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也频繁起来。一九五五年十月，缅甸政府和缅甸联邦佛教协会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迎请佛牙舍利，到缅甸巡行，供缅甸人民瞻拜。这是中缅佛教关系史上的大事，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与发展。

　　泰国佛教及中泰佛教关系

　　佛教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就盛行于暹罗(现名泰国)。8-9世纪时，暹罗在宗教上受到柬埔寨的影响。当时在这些地区婆罗门教的佛教是同时并兴的。13世纪中叶，在泰族统治者的影响下，上座部佛教和巴利文盛行于暹罗和老挝，泰族国王室利苏里耶梵沙不仅是佛教有力的护持者，而且他本人过着僧人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宣扬佛法。1361年，他派遣了一些高僧和学者到锡兰去了，请了一位名叫摩诃沙弥的大长老到暹罗来。在这位长老的倡导和国王的积极支持下，佛教和巴利文典籍不仅获得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传播到了现在老挝境内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现在仍保有用巴利文记载的地方中传。自此以后，佛教盛行于暹罗和邻近地区，婆罗门教逐渐衰落以至消失，只在宗教仪式和人民生活习惯中遗留了某些痕迹而已。中国和泰国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五世纪。当时泰国境内各土著民族。如吉蔑、蒙、罗斛族都已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

　　其中吉蔑族居住于东南部蒙河、湄公河流域。五世纪以来，其地僧人迭来中国讲经弘法，中国僧人和佛教使节也前往该地进行友好访问。

　　其中西部的蒙族、罗斛族，在今泰属马来半岛和湄南河下游等处建立了一些国家，中国史书称之为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堕和罗国。其中盘盘国，在今泰南万仑、斜仔附近，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说：“北与林邑隔小海，……与狼牙修国为邻，人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其国于公元五世纪间，遣使来我国馈赠通好(见《梁书》卷五十四)。梁中大通元年(529)、四年(532)，其王又迭次遣使送来画塔并沉檀香等礼品。六年(534)，又遣使送来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旃檀等香(见《南史》卷七十八)。赤土国在今泰南佛头廊、宋卡一带，据《隋书》卷八十二说：“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门画飞天仙人菩萨之像，……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隋大业三年(607)，炀帝遣常骏等携带许多礼品乘舶往赤土国，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率众吹蠡击鼓、奏天竺乐，礼待甚厚；并遣王子那邪迦等来隋赠送金鞭蓉冠、龙脑香、铸金多罗叶表等。狼牙修国在今泰南北大年、吉打等地区，据《梁书》卷五十四说：天监十四年(515)，狼牙修国遣使阿撒多携带国书来梁通好，书中有“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等语，足见该地受佛教文化熏陶甚深。嗣至七世纪间，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如益州成都义朗等，曾“越轲扶南，辍缆郎迦戍(即狼牙修)，蒙朗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另外还有洛阳义辉、荆州江陵道琳，都曾在往印度行程中，经行这条路线，到过郎迦戍国。义辉即在郎迦戍国婴疾而卒(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堕和罗国在今泰国古都阿瑜陀耶一带。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说：其国“南与盘盘、北与迦罗舍佛、东与真腊接，西邻大海”。贞观十二年(638)，其王遣使来送方物。二十三年(649)，又遣使赠来象牙、大珠，而中国以良马回赠。因而唐使往来其国，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说：唐僧大乘灯禅师幼随父母泛舶往杜和罗钵底(即堕和罗)国方始出家，并在该国相随唐使郯绪到回到长安，在玄奘三藏处进受具戒并修学。以上郎牙修国与堕和罗国佛教弘盛，在印度、南海均甚有名，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叙述印度以东六个佛教国家，其中所谓迦摩浪迦(即郎牙修)国和堕罗钵底(即堕和罗)国，即此二国。又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也说：“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罗]钵底国，……悉极遵三宝，并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可见古来泰国各地和中国佛教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中国史书上说：其国“崇信佛教，男女多为僧尼，亦居庵寺，持斋受戒，衣服颇类中国”(见《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其后中泰两国人民交通往来甚为亲切，我国元明清三代与泰国速古台、阿瑜陀耶、却克里各王朝始终和平友好，相互馈赠，往来不绝。其中龙涎香、沉香、降香、檀香等也小断由泰国输入，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并曾赠铜与该国，作为造寺之用。

　　欧美等国的佛教

　　十十世纪初叶，佛教传向欧美一些国家，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在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盛行。

　　英国第一个比丘名叫贝纳特，他于1898年去锡兰、缅甸研究佛法，在缅甸成立国际佛教会。1906年杰克逊、埃伦等人在伦敦首先成立了英国佛教协会。随后在伯明翰、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利特浦等地建立了分会。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1926年，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利来伦敦传授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越来越多。佛教派别也有很多。其中有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禅宗等。出现了12个主要佛教中心和四十五年教团组织。

　　法国首先倡导佛教的是鲍若夫，他在巴黎创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他立后又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也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法国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尼泊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

　　德国佛教研究是从马克斯?缪勒开始的，奥登堡最先弘传佛法。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勃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中国的藏语等。1913年，塞登斯在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技》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在杜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 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的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堡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德国佛教。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教义。

　　美国原没有佛教，十九世纪末，日本佛教徒首先把佛教传到夏威夷，随后又传到美国本土。1899年园田宗惠开始在旧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二战前，佛教已由美国传入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地。

　　50一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要是大乘禅宗和白莲宗。70年代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中国汉传的大乘佛教都在美国建有寺院和佛教团体，参加者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30多万人，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佛教在美国有了很大发展。

　　前苏联的佛教，主要是从我国蒙藏地区传入的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7世纪30年代，首先是卡尔梅克人受到蒙古佛教徒的影响，尔后，佛教又从蒙古、西藏传入俄国叶尼塞河上游的图瓦，于是佛教逐渐在布里亚特、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地广泛流传开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十八世纪中叶，叶卡婕琳娜二世设最高喇嘛教职称，确定达仓寺(伊活尔金格寺)为俄国佛教务中心所在地。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华教一度处于低谷，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恢复佛教活动。1956年，苏联所有佛教团体举行隆重的法会，纪念佛陀涅盘2500周年。

　　前苏联教徒教务委员会是苏联佛教领导机构。1970年，苏联创办第一所佛学院。1969年，前苏联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起组织“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这一国际性组织，以团结各国尤其是亚洲佛教徒，为争取世界和平，禁止和销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意大利、瑞士、瑞典、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成立了不少佛教研究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很多佛学研究著作和期刊。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不成规模，在此不再一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