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

　　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

　　费泳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作者简介:费　泳(1971～) ,女,江苏省江阴市人,中国美术史专业硕士,南京艺术学院教师。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褒衣博带式佛衣的生成及6 世纪中期这种佛衣在南北两地的不同演变,南方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北方出现敷搭双肩下垂式,共同构成了隋唐佛像服饰的基本样式。

　　关键词: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褒衣博带演化式;敷搭双肩下垂式

　　中图分类号:K879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106 (2002) 02 - 0077 - 04

　　汉唐佛教造像史上两次大规模的风格转变,均发生在南北朝。据现存实物资料来看,前一次约在5 世纪末,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造像风格的兴起。此后的一次发生在6 世纪中期,即南北朝后期,并由此奠定隋唐造像的基本格调,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持续时间之长,要超过褒衣博带式造像,学术界常以“面短而艳”、“薄衣贴体”来形容这一造像风格。由于这一阶段佛衣变化较为复杂,对其研究有助于认识南北朝后期佛像地域间的相互关联及南北朝与隋唐之间造像传承的具体环节。

　　上述两次造像风格的兴起,均呈现跨地域的特征。5 世纪末的风格变化,南北两地佛像衣着多为褒衣博带式,学术界已有共识,佛像作秀骨清像造型,佛衣表现厚重,下摆多为外展式下垂。6 世纪中期,南北两地佛像体态均趋于丰圆,佛衣向单薄贴体转变,褒衣博带式佛衣外展飘逸的曲线变得内敛。佛装样式,由于地域的不同,表现得较为复杂。北方以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北定州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灵泉寺诸石窟为代表,佛像多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南方以建康(今南京市) 、四川等地为中心,佛多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及天竺通肩衣。褒衣博带演化式的生成和传播,为以往学界所忽视,常将其与天竺通肩衣混同。

　　此类佛装向北传播至天水麦积山及山东青州,形成了一条以青州、建康、成都、天水连线的南式佛装造像带,与同期北方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装形成并存局面。本文关注的焦点即为6 世纪中期由褒衣博带式演变出的褒衣博带演化式及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

　　一　褒衣博带式佛衣的生成现存最早的褒衣博带式佛像纪年像,为四川省茂汶县出土、刻有齐永明元年(483) 铭文的释玄嵩造二尊像(图版9) ,川地齐、梁年间的造像多为此制。摄山释迦多宝窟中的此类造像亦建于5 世纪末。北方褒衣博带佛衣较早出现在山西省云冈二期,宿白先生认为是孝文帝太和年间服饰改革的产物,为吸收南朝典章制度所致[1 ] 。这类佛饰在龙门石窟及巩县石窟延续至北魏末年,麦积山褒衣博带式佛像更持续至西魏末年。

　　这一佛装通常有着较为固定的形式:佛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内着僧礻氏支,胸腹部饰有带结,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表现得厚重,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佛衣下摆呈八字形外展。5 世纪末褒衣博带佛像在南朝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形式,并迅速向北方扩展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褒衣博带服饰用于非佛教领域,较早见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刘宋时代的墓室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其中荣启期像即为此装束(图版10) 。这类服饰如何进入佛教造像,并演变得与佛教仪轨相适应尚不得而知。吉村怜先生认为一个造像因素由发展至成熟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由齐永明元年成熟的褒衣博带佛衣,可将褒衣博带在南北朝的出现上推至5 世纪中期的刘宋年间。阮荣春先生对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上的佛像衣着予以考证[2 ] ,认为这块魏晋年间吴地的铜镜,其佛像装束即为褒衣博带服饰的雏形,并认为是最早的褒衣博带佛像,经历了吴地士大夫装与印度佛造像装束混合的过程,由此将褒衣博带式佛装在南方的出现推至魏晋时期。镜中佛像胸前均为多重U 形衣纹(图版11) ,内衣腹部有带结,佛衣呈外展式下垂,佛身披帛带,自右肩垂于胸腹间,又从左臂肘间下垂。帛带的这一走势值得注意,它与褒衣博带佛衣右领襟敷搭至左肘的走势是一致的,内衣结带及外展式下垂均为褒衣博带的特征之一,佛胸前的多重U 形纹则是由印度左皱式通肩衣纹演化而来的。

　　褒衣博带佛衣的发展肇始于魏晋,成熟于萧齐初年,历时近两个世纪,其稳定程式化的形成,需要精通造像仪轨人士的经营。晋宋年间的戴氏父子当引起注意。戴逵父子于晋宋之世造像,文献多见记载,值得重视的是二人增进了外来造像民族化的进程,创造了中国特有的佛像样式。《宋书》记载:“中土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禺页亦参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彩,辄有楷模。”南方佛教造像正是在晋宋之际形成民族特色的,其中以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衣襞覆坛等特征最为显著,这些因素被成功地运用在佛教造像中,对于“特善其事”的戴氏父子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二　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及其地域性5 世纪末风行于南北方的褒衣博带式佛衣,至6 世纪中期出现了新变化,这一变化由南朝引发向北波及到山东省青州及甘肃天水麦积山。佛像体型由秀骨清像向圆转丰厚转变,佛衣的厚重趋于单薄,下摆由外展变得内敛,佛衣右领襟由传统的褒衣博带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并露有未被遮挡的舌状左领襟,这里将这种新型佛装称为褒衣博带演化式。

　　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装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深领下垂,腹部系有带结或隐藏带结(图版12) ;另一种为佛衣由左肩向后收紧,正面呈小圆领装束(图版13) 。对于这两种着装方式,过去一些学者常将其与通肩衣混同,而这类新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装,与天竺通肩衣在着装方式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印度,佛着通肩衣出自犍陀罗地区,后传至印度中部秣陀罗地区,秣陀罗贵霜时期造像已身着通肩衣。两地佛像通肩衣均从右肩搭至左肩,佛衣并未搭至左臂,圆领服饰没有对襟着装迹象,早期中国佛像较多吸收这种样式,如建武四年(338) 金铜坐像,炳灵寺第169 窟7 号龛立佛(420) ,宋元嘉十四年(437) 韩谦造像,均着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至左肩交待明确。而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敷搭方式为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佛的左部肘、臂及肩均被右领襟覆盖,这是由对襟褒衣博带式演化而来的。

　　摄山南朝石窟造像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是在二期较晚的造像中,如下004 窟主尊,开凿年代应在5 世纪末,即萧齐末年。第三期造像中,此类佛装表现更趋单薄,如现置于无量殿前的接引佛(图版14) ,衣薄贴体,衣纹以阶梯式及仿泥塑贴条法表现,胸腹起伏刻划细腻,造像年代约在萧梁年间。

　　四川地区,萧齐至萧梁前期,佛衣多为褒衣博带式,佛作典型的秀骨清像。6 世纪中期川地佛像有了新的变化,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从发生时间看要晚于摄山造像。成都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 两佛并坐像(图版15) ,右侧坐佛仍为早期敷搭左肘式褒衣博带装束,左侧坐佛佛衣已由左肘上敷搭至左肩,并露有未被遮挡的舌状左领襟。西安路另一件编号为H1 :6的三佛并坐像(图版16) ,造型与梁大同十一年双佛相近,整体布局也类似,应为同期作品。三佛的装束,对萧梁时期佛衣类型呈现的较为全面,中尊为早期褒衣博带式,左侧坐佛为褒衣博带演化式,右侧坐佛衣着为萧梁时期常见的通肩衣。成都萧梁时期出现的褒衣博带演化式造像较为普遍,在成都万佛寺出土的造像中,还可见到多尊类似的造像。这种形似天竺通肩衣的穿着,是民族化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向外来通肩衣的一次回归式的演化。

　　南京和成都两地在相近的时间里,褒衣博带佛衣先后均出现新的变化。这一现象还出现在山东省青州地区出土的青石造像中。褒衣博带演化式在山东呈现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约出现在东魏至北齐年间,如龙兴寺及诸城等地出土的造像,主尊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衣领开口较低,多数造像仍保留胸部带结;同期此类佛装中还有一种胸腹部隐去带结的形式,在成都地区可以看到这类装束的原型。后一阶段约发生在北齐后期,佛衣领口进一步收紧呈小圆领,胸部结带掩去,佛衣更趋单薄贴体。青州地区褒衣博带演化式的出现要迟于摄山,而与成都地区发生时间相近,其风格演变阶段性较为鲜明。

　　天水麦积山,北魏及西魏佛像仍以孝文帝改制后的褒衣博带佛衣为主,佛多作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厚重外展。北周年间的佛像,风格突然发生变化,佛衣由厚重转为轻薄贴体,并且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青州两个演变阶段出现的佛装,在麦积山北周造像中可以见到。以麦积山北周第141 窟为例,正壁主尊呈结跏趺坐(参见图版12) ,手残,似作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沿左前臂敷搭至左肩,佛内着僧礻氏支,腹部系有带结,着装方式与青州褒衣博带演变式第一阶段造型相同,同窟左壁坐佛着装与青州后一阶段演变形式相同(参见图版12) ,右领襟向左肩后收紧,圆领开口较浅。

　　南京、成都、青州、天水四地褒衣博带佛装的演化揭示,传统褒衣博带佛装在6 世纪中期式微,并未就此消亡,也没有简单地被通肩衣所取代,而是演绎出新的着装方式并继续发展。

　　上述四地褒衣博带佛衣发生变化的时间,以摄山为最早,约在萧齐末年即6 世纪初,成都地区约在6 世纪中期,青州地区也出现在6 世纪中期,发生时间与成都相近,麦积山最晚,约在6 世纪中后期。北方其它地区同期多流行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由此可以看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产生和传播格局,其原发地应在南京摄山,向北传至青州地区,向西沿长江流域传至成都,又经川地北传至天水麦积山,形成了一条南式佛装造像带。

　　青州地区造像早期风格源自南朝,笔者曾有论述[3 ] 。永靖、天水一带石窟造像受南方影响,学界早有阐述,如阮荣春先生认为中印度笈多造像或经四川北上影响其风格形成,同时吴地逐渐形成的南朝风格也乘势北上[4 ] 。杨泓先生认为,麦积山处关陇地区,与四川等地交往密切,其早期通肩式服装的塑像在面型、衣纹等方面,与南朝元嘉鎏金造像更相似[5 ] 。

　　由南朝对麦积山施予影响的三瓣式裳悬座中,可以看出两地造像的渊源关系,衣着特点为下摆由内而外分三层,外层为三瓣,呈倒山字形,南京三瓣式裳悬出现在二期造像中,约萧齐年间,川地的三件萧齐纪年造像均为三瓣式下垂佛衣(图版17) ,出现时间与摄山相近。这一形式还见于川北广元出土的延昌年间造像,时间是北魏后期,要晚于成都。麦积山三瓣式裳悬,较早见于太和改制以后的石窟造像中,时间应晚于南朝,林树中先生认为这以后麦积山佛像样式有许多与四川齐茂汶永明元年造像完全相同[6 ] 。云冈、龙门和巩县的造像不见此风,佛衣下摆多为八字型外展式下垂及水平式下垂。

　　可见北方因地域不同而对南朝造像因素的吸收具有选择性。通过三瓣式佛衣的南北流布,可以看出由南京至成都经广元到麦积山是一条佛教造像的传播路线。

　　三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6 世纪中期,南京、成都、青州、麦积山等地,佛衣风格的演变保持了一致性。同期北方如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诸石窟,佛像衣着演化出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不同于南京等地的造像变化。其形式表现为:佛衣右领襟由右肩下垂敷搭于右肘,左领襟斜向腹部右侧,右手多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佛内衣为僧礻氏支。

　　梁思成先生认为这些与前期迥然不同的新形式,与前期造像相距最多十余年,决非逐渐演变而成,而是骤然产生且传播极快,并对促使这种风格突然产生的原因表示疑问。这是涉及南北朝造像第二次大规模风格转变的重要问题。

　　响堂山石窟及安阳诸石窟确是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造像,不见传统的褒衣博带式造像,而山西天龙山石窟却褒衣博带造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并存,并且可以看到两种衣装方式的混合型。

　　山西省天龙山石窟,李裕群先生研究分为四期[7 ] ,其中属第一期的第2 窟、第二期的第1窟及第三期的第8 窟,对研究新型佛衣的出现尤为重要。第2 窟正壁坐佛作施无畏、与愿印,着褒衣博带装,右领襟敷搭于左肘,外披偏衫,与龙门、巩县褒衣博带外披偏衫有所不同,龙门、巩县的偏衫只挂住右肩一角,而天龙山的偏衫沿右臂外侧下垂,这一点与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相似。此类造像还见于天龙山一期造像的其它石窟,可视为北方褒衣博带佛衣开始演化的征兆。天龙山第1 窟东壁主尊与第8 窟西壁主尊,均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只是胸前仍保留带饰。内衣结带,亦是褒衣博带式造像的一大特点。由此,北方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更似由褒衣博带佛衣演化而来。在第2 窟造像的基础上,将原褒衣博带右领襟敷搭至左肘,改为敷搭至右肘,而将原来垂直下垂的左领襟改为斜向腹部右侧下垂,形成现在所看到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

　　四　结语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如乐山麻浩1 号崖墓佛像及彭山崖墓钱树陶座佛像,佛均着通肩衣;现存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多产自北方,佛亦多着通肩衣。南北朝时期,南北佛像衣着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南方以刘宋年间金铜佛及摄山一期为例,佛多着通肩衣;北方以金铜佛及云冈一期造像为例,佛衣多为右袒加偏衫。这种两佛衣的造像,在5 世纪至6 世纪初,被褒衣博带佛装所统一。此后,南北方出现了对褒衣博带佛装的不同演化:南方演化出褒衣博带演化式,与其早期流行的通肩衣相似;北方演化出敷搭双肩下垂式,更近北方较早流行的右袒加偏衫的佛衣。南北造像由此形成了各向早期佛教艺术形式回归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出褒衣博带佛衣在历经5 世纪末至6 纪初的兴盛后,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南北两地演变出新的形式,并共同构筑起隋唐造像的基本形式。

　　参考文献:

　　[1 ] 宿白1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 ] . 考古学报,1978 , (1) .

　　[2 ] 阮荣春. 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J ] . 艺苑,1992 , (2) .

　　[3 ] 费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J ] . 东南文化,2000 , (3) .

　　[4 ] 阮荣春. 佛教南传之路[M] .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5 ] 杨泓. 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J ] . 考古,1963 , (6) .

　　[6 ] 林树中.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 C] . 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的雕塑[M]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

　　[7 ] 李裕群. 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J ] . 考古学报,1992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