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研究概论

　　宗教学研究概论

　　顾名思义，宗教学似乎可以定义为关于宗教的学问。若据此，日本宗教学便是关于日本宗教的学问。这一提法不无道理，但又有些过于宽泛，对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的性质与特点，几乎没有做具体的说明。那么，如何理解宗教学的概念呢？在这方面中外学者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下过许多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透过宗教的外部现象，把握其内在的本质；通过偶然的属性，揭示其必然的规律，是宗教学的基本点。基于此，日本宗教学首先要对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多种宗教的宗教观念、宗教组织、宗教行为、宗教感情进行系统的分析。在研究各种宗教所谓“现象学”的基础上，具体而不是抽象、深入而不是表面地认识日本诸宗教的内质。其次，要研究它们的发展史，概括总结其产生的根源及决定其发展的动力。再次，要通过各种宗教教义理论的研究，把握它们的历史作用、社会意义与社会职能。日本历来是宗教派系滋生繁衍的沃土，一方面是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既存宗教信教人数居高不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集团军；另一方面是庞杂的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欲在“宗教市场”上和既存宗教一争高下。有鉴于此，日本宗教学是一个涉及广阔、需要长期探索的领域。

　　第一节 神道教的进化与现状

　　1、进化沿革

　　神道教（日本人习称神道）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源于古代日本人的精灵崇拜，为自然压力的产物。在人们理性思维尚不发达、掌握自然能力低下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理应受到虔诚的崇拜。神道教没有诸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那样的创始人，不存在人为的创教动机，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系统的学理教义和规范化制度化的宗教仪轨，只有一些零乱的分散的神灵观念和十分简朴的祭祀行为，巫术活动具有强大的主宰力，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且和部落的社会活动混为一体。因此，虽然神道教作为日本传统宗教之一，和佛教、基督教相并存，其来源却具有根本区别。即从产生根源来看，神道教属于自发宗教的范畴，而佛教、基督教则是人为宗教。随着中国佛教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立足与发展，在漫长的多种异质宗教文化相互交涉融合过程中，神道教逐渐完成了理论上的提升，从一个只有祭祀单一形态的朴素信仰进化为具有理性教义和规范仪轨的成熟宗教。前期主要受佛教教理的影响，在江户时代，空前绝后强大的儒学思想成为神道教组装教理的第一源泉。神道教教理的进化过程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坚持本土文化的主体作用；二是坚持多层面引进外来宗教文化。似乎可以说，在世界宗教史上，没有一种宗教如此执著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又如此广泛接纳外来宗教文化，两者反复曲折而又和谐地保持平衡，从而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质的新的宗教文化体系。换言之，神道教既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反映，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积淀的沃土，又是与外来的中国宗教文化交融并经消化而为我所用的结果。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抱着抱残守缺、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态度，而必须以批判和继承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之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开放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官方把神道教作为恢复皇室权力和统一国家的工具，编造出“神社非宗教”的理论，利用国家行政手段对全国神社进行一元化的重新组合，给予神社财政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规定信奉神道教、参拜神社为国民义务，从而使神道教以“超宗教”姿态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建立起带有强制性的“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它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政治制度，严密地控制着国民的思想意识，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1945年伴随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国家神道结束了其近80年的历史，神道教重新归位于民间的一个宗教。

　　从神道教的现存状态看，可分为神社神道和教团神道两大部分。所谓神社神道，即以神社或神宫作为存在根基，以祭祀维系人们精神信仰的神道派系。也就是说，神社与祭祀是支撑神社神道的两大要素，突出体现了神道教作为民族宗教自然形成的性格。神社由古代祭场发展而来，包容了多种文化要素和时代的积淀，在古代“祭政一致、神事先行”观念的支配下，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据《古事记》，自崇神天皇朝（公元前97年—公元前30年），国家就为神社设定地位序列和仪轨基准即“社格”，以示待遇标准的差距。初按天神地祗的区别，分成天社与国社两种。《大宝律令》的颁布，神社被分成官社和不在官社两个等级。平安时代后又分作官币社和国币社，由国家拨款资助，并为祭神叙神阶。明治时代以后，神社被定位于“国家的宗祀”，统由国家管理，将其分为官币社、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府县社以下神社均为民社；官币社与国币社同属官社，所不同的是，大藏省承担官币社的修缮、祭典、迁宫等费用，国币社所需费用由地方财政支付。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有神社10.6万座，其中官社218座。1992年有神社81517座，97%归属于1946年成立的神社本厅。

　　祭祀是人们向神灵表达崇敬之情的外在宗教行为。神道教一向有“祭祀宗教”之称。比起神社，其由来更加古老。可言之，自出现灵魂观、万物有灵观，祭祀行为便应运而生。日本学者曾断言“生命不止，祭祀不绝”、“只要神社存在，祭祀就不会中断”。1 在广义上，一切祭典仪礼都是祭祀；狭义的祭祀，指神社的祭神活动。它没有刻板的模式，在通常情况下，包括修祓洁斋、供献币物、诵读祝词、参拜祈祷、共食祭品、神兴仪式等程序。其现实性的祭祀祈祷目的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许多祭祀兼具庄严与观赏的双重性，乃至成为日本民间的一个节日。

　　与神社神道相对，教团神道则指以信仰共同体形态立足于世的神道派系，它们以人为中心，远离或脱离神社，有自己的教祖、教义和组织，在生存方式上与神社神道有很大的差异。两者相较，神社神道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或言之，神社神道是神道教的主干和根，在人种与语言单一、地理位置孤立的日本民族中有着广泛而深邃的影响，已构成其生活方式的“核”。而教团神道的出现则是晚些的事，历史最长者也不过百余年，但它们的萌生与发展，在神道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打破了神社神道一枝独秀的局面，改变了神道教自古以来单纯依存神社的存在模式，丰富了神道教的教理内容，活跃了神道教的活动方式，推动着神道教走上了派系林立、思想纷繁的多元状态，为神道教的发展与创新展示出一种新的路向。尤其是教团神道千方百计地在民间传教，组织起广泛的民众，弥补了历史上神道学派和大众相隔离的缺憾。因而教团神道的诞生，意味着神道教传统的一种变革与飞跃。教团神道发生在日本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法源，表现出很大的相异性。尤其在二战后的风云变幻中，其发展演变更加明显，不少神道教团已经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按日本学界的惯称，它被分解为教派神道、民众宗教、神道新宗教或新新宗教等。但在属性上都是相对神社神道的新兴宗教，在其发展轨迹上有着不可割断的连续性，在教理教说和组织形态上也有着一以贯之的共性，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过是人为罢了。

　　2、学派概论

　　神道学派是对神社神道中已具备清晰理论轮廓神道流派的概称，通称理论神道或学派神道，它们或受佛教的影响或在儒学的作用下形成，自平安末期一直绵延到江户时代，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突现出促动神道教走向成熟的推动力是传入日本的中国宗教文化。

　　首先是天台、真言两宗凭借理论优势率先把神道教纳入宗教理论的框架，分别形成山王神道和两部神道。两者基于“神佛同根同体”的思考，以平安末期颇为普及的“本地垂迹说”为指导，宣扬佛教的主体性与根本性、神道教的派生性与从属性。神道方面之所以默认、接受这种理论，是其理论匮乏所致，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即存在势差的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必然是高势位文化流向较后进的一方，对其发生影响与作用。山王神道是天台宗的神道论，它围绕大本山比睿山和镇守神社日吉神社关系展开。其要点有二：一是通过对“山王”两字字体结构的诠释，论证山王（日吉神）为天台宗的守护神，认为两字揭示了天台宗“一念三千”和“一心三观”的最高教理；二是把神道诸神重新排列，置山王于第一神的位置。认为它作为释迦佛的垂迹，乃诸神中最尊贵之神。教典《耀天记》称，“山王为日本无双之灵神，天下第一名神，乃诸神中之根本，万社间之起因也”。1伴随时代的迁移，山王神道的理论渐次复杂，江户时代初期开始向神本佛迹转化，并以真正神道自诩，亦称山王一实神道。两部神道是真言宗的神道理论，镰仓时代中期自成理论体系，运用金刚、胎藏两部理论说明佛与神相对应的根本原理，以“惟一无二”的大日如来为神道众神设定了统一的本源和本体，认为一切诸神都是大日如来所化，包括伊势神宫所祀的天照大神也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奉祭的丰受大神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并运用法、应、报三身说解释神道神祗，称国常立尊、国狭槌尊、丰斟淳尊三神分别是大日如来的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化一即大日如来。

　　江户时代是神道思想史的第二大发展时期，其突出特征是儒学神道取代以佛本神迹为出发点的佛家神道，成为了理论神道的主流。但它不是一步到位完成的，而是经历神儒佛一致阶段才实现神道与儒学的结合。在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的理论中可清楚看到神儒佛三教兼收并蓄以及三教间对应关系消长变化的端倪。伊势神道发生在镰仓时代，是日本神道家首次提出的神道论，以伊势神宫外宫祠官为中心形成发展起来。它反对前代佛本神从的本地垂迹说，试图在神宫传书的基础上论证内外两宫的关系，提高两宫尤其是外宫的地位。在强调伊势两宫“最尊最贵”的同时，亦绽露出神道与皇国一体、神明与天皇一体、神器与皇位一体的“神皇一体”思想。初成者度会行忠（1236---1305）的《神名秘书》序文言道：“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称“吾日本，神国也；天孙者，国主也。……依神明之加被，得国家安全；依国家之尊崇，增神明灵威”。2另外，其“人有神性、宿有神种”的神人观对后世神道也有很大影响，成为神道教锤炼身心的源点之一。吉田神道在室町末期盛极一时，江户时代依然影响很大。独有见地的学说表现在：站在反本地垂迹立场上，明确了以神道为根本的宗旨。“第一经典”《名法要集》利用枝叶果实说，说明神道是“万法之根本”，佛儒二教只是“神道之分化”。从这一观念出发，集大成者吉田兼俱（1435---1511）批判旧有的神道学派，认为惟有吉田神道才是“开一切利物之本，归万法纯一之初”的“惟一法、无二法、惟一无二”理论。吉田神道已有明显的日本本位主义倾向，对诸国和诸宗教划定了严格的内外尊卑界限。教典《神道大意》把日本誉作“千界之根本”、“万国之总本国”；《神道由来记》又用太阳、月亮、星星分别比附日本、中国和印度，称“月为阳之藕生，星为阳之散气，三光皆由吾国而出” ，1从而置日本于“三国之根本”的地位。

　　儒学神道主要包括度会神道、吉川神道、垂加神道。度会神道由度会延佳（1615…1690）创建于江户时代初期，在继承伊势神道思想的基础上，又有相应的变形。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明确区别了神儒佛在理论上的不同，力说日本古来神道的主体性。认为神道是“由天神地祗相传下来的中极之道”，永远是“日本的支柱”。第二，排斥前代神佛融合的神道思想，从神儒一致的立场出发，认为神道、易道“皆合自然，皆合道理”，应以本朝为中心，修习“异国圣贤之书”，使之成为“吾神道的羽翼”。第三，否定把祭祀视作神道全部的“以管窥天”之偏见，扩大神道的包容力，把日常伦理统统纳入神道教学理范畴。度会延佳在《神道秘传问答》中把神道解释成“自上一人至下万民所行的朝暮之道”，即“人人日间用，无一事不为神道”的“日用常行之道”，甚至“举手投足莫不有神道，2 这一命题是前代神道思想家所未论及的。

　　吉川神道和垂加神道同发生在江户时代前期，都属于以中国南宋理学论述神道教的代表流派。吉川神道由吉川惟足（1616—1694）创设，虽然大部分教理来自吉田神道，但又顺应了江户时代思想界的趋向，克服了吉田神道神儒佛一致的立场，确立了神儒一致说。它广泛应用中国南宋理学的理、气、心、太极等理论，阐释神道教与神祗的内质，认为天地神人都是理和气的表现，不仅神具有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神道亦有第一义“绝对真理之道”和第二义“习道”的两种内涵。该学派推崇儒家的经世治国说，尤其强调君臣主从的道义和伦理，主张“万古不易”的君臣之道乃“最高的人伦之道”，万民应时时安于这一“天命之道”。垂加神道由当代一流朱子学者山崎阇斋（1618—1682）所创，格外强调神道与儒学间的“妙契”，使两者达到了紧密结合。他侧重对朱子学“天人惟一”、“持敬穷理”原理的吸纳，称“神道即天人惟一道”，认为宇宙唯一的“理”相当于本源神天御中主神，天神七代为造化神、心化神，地神五代是气化神和形化神。强调国民必须恪守朱子学大义名分道德，把朱子学的“持敬穷理”学说归纳为以“敬”正直内心，以“义”主外在规范的修养之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君臣之道绝对论”。

　　不难看出，上述理论神道的共性在于神道教和外来宗教文化的结合。与之相对应，复古神道则立足复古主义，一方面把前期的理论神道贬为“唐宋诸儒之糟粕”，另一方面试图从古典《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发掘“神道的真实精神”。复古神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本居宣长（1730—1801）和平田笃胤（1776—1843）是其重要人物，奠定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体系。该神道主张“皇国古道”的神道论，把神道同国权主义结合起来，宣扬皇祖神天照大神的绝对尊严和皇国神圣的思想。本居宣长把日本奉为“神国”、“万国之冠”、“万国之本源国家”，认为惟有神道才是得神之“正传”，优越于所有宗教的“真实之道”。平田笃胤也在《古道大意》说，自天地开辟以来“国体皇统尊严无比，君臣大纲万世不变”，称天照大神具有最高神德，其子孙统治的日本处在天地交合的“蒂”处，是离天界最近的“万国之本国”。这些理论后来成为国家神道的指导思想。

　　总之，神道学派是神道教在完成理论化过程中的产物，在神道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作为主流文化的理论建树，留下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对后世社会文明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塑造作用。

　　3、研究现状

　　日本的神道教研究正式始于明治时代，在“文明开化”的社会潮流中，涌现出一批极负盛名的大家。他们在神道古典、祭祀史、神社史、思想史诸领域各有建树，奠定了神道教研究的基础。现今的神道教研究可粗略分成神道考古学、神道历史学、神道民俗学、神道宗教学几个领域。

　　在神道考古学方面，大场磐雄可称是该学科的奠基人。他潜心于神道考古学四十余年，著作颇丰。汇集了毕生研究成果的《神道考古学讲座》（6卷），详尽载录了他对重要神道遗迹的勘察与考证，所提出的“神道前期”、“原始神道期”、“文化神道期”的神道史观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神道史学研究历来是神道教研究的主流，断代史研究更加活跃。东京大学教授宫地直一所著《神道史》（4卷）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它沿着历史的进程论及了一系列重大命题，成为神道古代史研究体系化的标志。冈田精司主编的《古代王权的祭祀与神话》不循陈说，运用唯物史观解剖皇室祭祀的内质，代表了神道古代史研究的另一体系。完成于1988年的《神道大系》计95卷，史料翔实，引证考究，颇具学术参考价值。神道中世史的研究集中在神佛融合理论和神道学派方面。代表作有逵日出典著《神佛习合》和久保田收著《中世神道研究》。前者通俗明晰地考证了神佛会通、相互影响的状况；后者对盛行于中世的各种神道学派作了详尽的论证，1959年出版后曾两次再版。近世神道史研究着重笔墨于幕藩体制下宗教行政的解剖；另一力点是对儒学神道、复古神道的研究。关于近现代神道史的研究可用精深透辟、成绩可观来概括。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与视角来鉴别、把握近现代神道史的事件、代表人物及总体走向，其著作不胜枚举。

　　神道民俗学研究的奠基者是柳田国男，他起到了促成神道民俗学成为单独学科的作用。8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的成果很多，神奈川大学教授宫田登的《民俗神道论》（1996年，春秋社）是最新成果之一。

　　神道宗教学的研究正式起步于二战后，以神道教宗教思想和基本宗教理论为研究核心。代表著作有：加藤玄智的《神道宗教发达史的研究》、《神道信仰要系概论》运用比较宗教学方法分析了神道思想的发展脉络。小野祖教的《神道基础知识和基础问题》兼顾研究与普及，被誉为探究神道教的“座右之书”，自1963年出版以来，已连续重印18次。石村吉甫的《神道论》、伊藤通次的《神道哲学》都深刻论述神道学派的学说、思想及演进过程，在神道理念研究方面颇具学术价值。另外，神道教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这一领域，日本大学教授肥后和男所著《日本神话的研究》、《日本神话》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佛教的发展与现状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独特的地理条件，使日本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向外传播的最大受惠国。在经过和日本固有文化信仰的碰撞之后，佛教在日本社会立足、扎根、发展起来，且在日本民俗、民风、传统观念的作用下，经过咀嚼与醇化，成为日本民族的佛教。按照日本的历史分期，其传播经历了古代佛教（6世纪—1192）、中世佛教（1192—1568）、近世佛教（1568—1868）、近代佛教（1868—1945）和现代佛教（1945年以后）五个时期。“现代佛教”即我们所说的“当代佛教”。它有两大组成：一是传统佛教诸宗派，二是信奉佛教的新兴宗教。日本称传统佛教为“既成佛教”，指自佛教传入日本后生成的各个宗派。按其信仰体系，可分成奈良系、天台系、真言系、禅系、净土系与日莲系。若按其成立时代，又可分为奈良佛教、平安佛教和镰仓佛教。奈良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期，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陆续传入日本，史称“奈良六宗”或“奈良佛教”。这是日本认识中国佛教的初始阶段，六宗几乎是中国佛教的原版照搬，在教理研究和僧人组织方面都具学派性质。平安佛教主要指平安时代最为盛行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两宗继承借鉴了中国佛教注重义理研究的传统，但在格外强调秘密修法与祈祷祭祀方面，绽露出对原有中国宗派的某种改造。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发展的分水岭。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佛教已被吸收、消化在日本文化之中，开始进入全面民族化的阶段。镰仓佛教是日本民族佛教的真正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在镰仓幕府直接支持下由中日禅僧从中国传入的临济宗、曹洞宗，在世道变革中应运而兴。这些新宗派不仅被社会广泛接受，而且和先期产生的诸宗派共同构成迄今为止的日本佛教基本格局。

　　1、主要动向

　　战后的日本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分化的时代，处在一个孕育着躁动、新与旧交替的时代，所产生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佛教界，促动着传统佛教走向新生。战后初期，佛教的寺院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据统计，城市寺院有4609座毁于战火，占当时总数的6%以上。农村寺院的经济力量也在农地改革中被大幅削减。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新宪法、新民法、新宗教法规的颁布执行，使长期维系教团秩序的本山级寺院和下属寺院结成的“本末关系”趋于松散，长期支撑寺院经济的寺院与檀家之间的“寺檀关系”也受到空前的挑战。尤其是佛教在战时配合侵略战争的行径引起人们的反感与厌恶。有鉴于此，传统佛教在战后数年内，一度陷入不景气和混乱状态。对内表现为经济力量的弱化、教团秩序的紊乱；对外表现为对国民影响力的衰退、宗教权威的低落。如何尽快地从困境中崛起，实现和新国情、新社会的接轨，成为传统佛教必须作出抉择的紧迫课题。为此，各宗派相继展开以“复兴”为宗旨的再建工程。

　　首先，开发多元的寺院经济成为诸宗派的一种急需。最初几年，绝大多数寺院主要以僧侣兼做世俗职业的方法，来获取生活与弘法的资粮。以曹洞宗为例，在被调查的11494座寺院中，高达75%的住持身兼它职或专务它业。50年代后期，趁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之机，地处城市和周边的佛寺着手保育园、幼儿园等收益事业，寺院经济开始呈回升之势而渐入佳境。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名山古刹或占据地理优势的寺院，适时地向观光旅游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之相对的是，远离城邑闹市的中小寺院或受所在地区经济回升迟缓的影响，或受人口单向流动高峰的冲击，依然境况不妙，冷落萧条。寺院经济水准的高低悬殊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60年代以后，寺院开办以营利为目的的收益事业逐渐明朗化，各寺院积极挖掘潜力，充分利用自身可利用的一切资源与条件，使寺院的商业活动蔚为可观。据文部省宗务课的调查，1965—1968年间佛教的事业法人由50年代初的0.82%增至61%，80年代中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寺院达到70%以上。其项目从教授技艺、销售花草、出租土地、经营餐馆公寓直到代办保险证券、投资入股，几乎涉及社会上的各种实业。这些非宗教性的经济活动给寺院带来丰厚的收益，同时也为宗教弘法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如据曹洞宗调查，1965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进行非宗教性职业活动的住持下降了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为檀家举办丧葬仪礼仍是现代佛教的重要经济来源。

　　其次，改革宗团运营机制是佛教诸宗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即改革以家庭为根基的传统，变教团为信徒自主选择信仰归依的“信仰共同体”。60年代，以净土真宗两大派系为首的诸宗体制改革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如真宗大谷派的“同朋会运动”、真宗本愿寺派的“门信徒会运动”、净土宗的“手拉手运动”、日莲宗的“全宗门奋起运动”、曹洞宗的“一佛两祖奉祀运动”、天台宗的“照一隅运动”等。尽管各运动的具体方针策略不同，进展情况不一，但总目标和总路线是一致的。它们均以适应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和振兴佛教为出发点与归结点，主张强化教团与信徒而非家庭形式的信仰纽带，贯彻面向大众与信徒的教化路线，是传统佛教顺乎时代、兴利除弊的历史性尝试。

　　1954年，传统佛教界的统一组织“全日本佛教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以和的精神为基调，密切联系合作，使全国佛教运动保持统一性和计划性，活跃展开真正符合时代的活动，促进国际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宣扬佛教文化和世界和平作贡献”。现有加盟宗派59个，都道府县教会35个，团体19个，寺院7500座。继之，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全日本佛教妇人联盟、全国青少年教化协议会、全日本佛教尼僧法团等也先后成立。1986年，佛教界与神道教、基督教共同筹划的联合组织“同和问题宗教教团共同会议”成立，佛教方面有9个宗派的55个宗团加入进来，标志着在新时代中各宗教求大同求合作意识的进一步升华。

　　2、态势大观

　　综观战后日本佛教的发展趋势，其教徒呈上升之势。据日本文化厅的《宗教年鉴》，1947年佛教信徒为3674万，1951年为4363万，1961年是6696万，1980年增至8786万，1987年达到9294万。进入90年代以后，信徒数字无明显增加。年龄较大者和女性信徒占较大比例，而且不少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信仰，具有双重或多重信徒身份，致使日本的宗教人口倍于实际人口。

　　日本佛教现有13个宗派。它们是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临济宗、曹洞宗和黄檗宗。以上13宗构成日本佛教的主体。战前，13宗有56个分派，战时被合并为28派，经战后的重新分化组合，增至270个派系，1960年减为167个派别，70年代以后各宗局势趋向稳定。1987年共有教派157个，1991年依然维持这一局面。日本官方和学界把如此之多的教派归为六大系统，即前述的天台系、真言系、净土系、禅系、日莲系及奈良佛教系。

　　奈良佛教原有6个宗派，现只有律宗、法相宗和华严宗的法脉存在，总计有6个支派，158.8万信徒。律宗以弘传戒律而得名，因主要弘传《四分律》，亦称四分律宗。754年唐朝高僧鉴真应日本朝廷之请，历尽磨难赴日传律授戒、建寺收徒，为日本律宗的正式传入。现以唐招提寺为总本山，信徒2.8万，寺院25座。真言律宗是其主要分派，信徒10.5万，寺院91座，1 数倍于主干宗派的教势。日本法相宗源于唐玄奘和智周两门，形成元兴寺与兴福寺两大传法流派，后以兴福寺派为主流。1950年三大本山之一的法隆寺自立圣德宗后，兴福寺和药师寺作为两大本山迄今，两寺住持轮流出任一宗管长。现有信徒57.6万，寺院55座。华严宗以审祥为第一祖，奈良时代东大寺是其弘法中心，平安时代渐微，镰仓时代稍有振兴。明治初期一度划归净土宗所辖。1886年独立后未见什么发展，现有信徒4.5万，寺院59座。

　　天台系佛教包括以天台宗为首的20个支派，共有寺院4326座，信徒299万。天台宗由入唐求法僧最澄（767—822）于806年在比睿山延历寺开宗立教。其基本教义同于中国天台宗，奉《法华经》及《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为教典，弘扬“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教理。但在强调天台与密教结合的“圆密一致”及鲜明护国思想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全宗有61万信众，3230座，并设睿山学院、延历寺学园、驹泽学园等。战后初期天台宗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裂变，一些大寺院相继称宗分立。为了维护教势，天台宗做出一系列努力，1955年独立的10个教派结成“以传教大师（最澄）精神为基点”的“大乘联盟”，1965年发展为“传教大师联盟”。始于1987年的“世界和平祈祷集会”，是天台宗近十余年来举办的重要国际活动。它汇聚了世界各宗教领袖及代表，商讨宗教与和平的内在联系以及宗教在当代的作用，呼吁各宗教在维护自身传统的同时，在不同国度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与贡献。

　　日本真言宗由入唐求法僧空海（774—835）创立，尊奉《大日经》、《金刚顶经》，以“十住心”理论判释诸佛教宗派教义的高下，将密教置于显教之上，形成独具匠心的思想体系。空海去世后，在教理方面没有大的发展，而修行仪轨却日益繁杂，产生诸多门流。现有派别45个，信徒1386万，寺院12373座。其中，高野山真言宗是真言教系的最大分派，1950年至1960年间发展迅速，信徒从41万猛增到401万，此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现有545万信徒，3461座寺院。作为公益事业，办有高野山大学、高野山学园及高等学校、专修学院、幼儿园等。次之的智山派和丰山派也颇具实力。智山派以京都智积院为总本山，数十年间致力于伽蓝的建设和布教体制的完善，信众已发展到154万，寺院2843座。丰山派的大本山是奈良县长谷寺，50年代信众始终徘徊在30万左右，70年代以后取得突破性发展，1975年达91万，1991年有120万，寺院2618座。此外的真言宗醍醐派、信贵山真言宗、真言宗御室派等也有数十万众。

　　净土系佛教涵盖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总计有1972万信众，29739座寺院。净土四宗和前期宗派有所不同，其开山祖师终生未到中国求法，而是依据汉译佛经或中国僧人的著作自创。净土宗的创始人是法然（1133—1212），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正依，也尊崇中国僧人昙鸾、道绰、善导的相关著作。把其他宗派称之是“难行道”，提倡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口称念佛，宣扬一切众生皆可通过念佛而灭罪往生的“易行道”教义，受到上自贵族下到百姓的欢迎，很快风靡全国。法然死后，后代门徒各唱异议，自立法幢，分出许多派系，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是镇西派和西山派。战后初期，宗史上具有重要位置的金戒光明寺率先脱宗，继之知恩院自创本派净土宗，带走了近1/3的寺院，使净土宗重新品尝到纷扰与混乱。经过多年的努力，净土宗和本派净土宗达成共识，在结集地方寺院力量方面，取得明显成效。1977年，金戒光明寺率58个寺院复归净土宗，并带动其他单立寺院，从而实现了净土宗的第二次统一。净土宗现有信徒602万，寺院7031座，以知恩院为总本山，办有佛教大学、净土宗教学院等5所大学及5所短期大学等。

　　净土真宗由亲鸾（1173—1262）所创，属净土宗的衍生宗派，在教义上自成一体。亲鸾逆诸家而动，否定僧人的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在绝对信仰佛陀本愿力的前提下，确立了“信心正因”和“恶人正机”的根本教理。称只要专心相信佛陀的本愿力，任何人都可以去至净土，使专事屠宰、渔猎等“恶业”者也获得往生净土的可能。该宗在发展过程中，渐次形成以东西本愿寺为首的真宗十派格局。战后进一步分解为17个派别，共计1231万信徒，20709座寺院。从教势和社会影响力来看，以亲鸾血统世袭相传的东西本愿寺依然实力雄厚。东本愿寺派习称大谷派，有553万门徒，8669座寺院。所办的大谷大学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西本愿寺派通称本愿寺派，战后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信徒640万，寺院10354所，办有声名远播的龙谷大学、教学助成财团与其他福利设施。1969年，真宗各派共同成立“真宗教团联合”，寻求对国内诸问题的一致立场，在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宗的宗祖是一遍（1239—1289），从法华、华严思想发挥净土教义，宣传“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至高无上性，称众生欲往生净土，必须日常思念佛名，平时念诵名号，而迥别于净土宗的临终称名皈依。总本山是二祖他阿营造的清净光寺，有信徒8.3万，寺院413座。尽管教势不大，却分为12个派系。融通念佛宗于平安后期由良忍（1072—1132）创立，以大念佛寺为总本山，现有信徒12.9万，寺院356座。

　　日本禅系佛教的概念指临济、曹洞、黄檗三大体系，总计信徒883万，寺院21041座，22个分派。1168年天台宗学僧荣西（1141—1215）入宋求取禅法，揭开禅宗正式流传日本的历史，在镰仓时代盛极一时。初期，受到时代与旧佛教宗派的制约而兼传天台、真言教义，被称为“兼修禅”，后随着根基的稳固及中国丛林制度移植完善，则在保持中国临济宗看话禅古来传统的基础上，倡导禅僧“上求菩提”与“下化众生”大慈悲行的并重。现有15个分派，规模最大者是妙心寺派，信徒31万，寺院3411座，并办有花园大学等教学单位。次之的建长寺派信徒26万，所属寺院407座。曹洞宗的宗祖道元（1200—1254）主张默照禅法的要义“只管打坐”，否定烧香、礼拜、诵念等传统做法，意在坐禅之中自然而然地达到身心解脱。此后，随着弟子对烧香拜佛的恢复，教团出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该宗没有复杂的分派，一直保持着统一是其突出特征，永平寺与总持寺并列为两大本山。现有信徒694万，14724座寺院。所办的驹泽大学、爱知学院大学接纳了大批留学生。黄檗宗由中国僧人隐元隆崎（1592—1673）创于1654年，在法会和修持方式上更具有中国禅林风格，其大本山万福寺建筑式样迥别于日本庙宇，造像也多出自中国雕刻家之手，被视作“黄檗文化”的珍品。现有信徒35万、寺院462座。

　　日莲宗因创立人日莲（1222—1282）的名字而得名，在继承天台宗基本教义的基础上，对《法华经》作了独特的论释，确立了以诵念“妙法莲华经”经题为中心的教义体系，认为只有自创的“本门本尊”、“本门题目”、“本门戒坛”的所谓“三大秘法”，才是安邦立国的生路，亦是末法众生应信奉的“最上佛法”。在历史沿革中，日莲宗形成众多分派，现拥有38个支派、2445万信众、6940座寺院的强大阵容，以身延山久远寺为总本山。此外，日莲宗还是日本新兴宗教的主要源头，蜚声海外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等皆出自此门。

　　以上略述了日本佛教六大体系的概貌，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传统佛教依然有强大的凝聚功能，它们通过群众性的礼仪和多形式的宗教实践，调动焕发信徒的宗教情感，扩大社会影响，已深深浸透在广大民众之中，形成了稳定的宗派交错的阵营。

　　第二、今日的日本佛教依然维系着古来传统，各宗森严壁垒，泾渭分明，有着鲜明的宗派意识。长期以来被民众广泛信奉的宗派首推日莲系和净土系各宗，其次是主张顿悟的禅宗。它们没有深奥的哲学论证，教义浅显，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其中日莲宗和净土真宗又最具民族特色，教典、教义、礼仪诸方面都带有深深的民族印记。

　　第三、战后，各宗经多方努力，已完成了以自身宗教意识为指导的体制建设，确立起自中央一级至地方的系列化建构以及横向的信徒组织，成为各宗派稳健发展的保证。

　　3、研究现状

　　日本的佛教研究大体经历了明治时代的初始期、大正时代以后的发展期、二战中的停顿期及战后的兴盛期。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除本土佛教外，对中国佛教、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朝鲜佛教的研究也取得斐然的业绩。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学者，可称是日本近现代佛学研究的奠基人，尤其是所参与主持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迄今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另外，享有“佛教启蒙家”之称的井上圆了、“佛教史先驱者”之誉的村上专精也是明治时代的大家。如村上专精力图突破佛教信仰和宗派教义的束缚，从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考察论述佛教史实。代表作《日本佛教史纲》言简意赅地概述了日本佛教发展史的纲要与轮廓。

　　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源头，因此，中国佛教现已成为日本学界进行涉外佛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境野黄洋、常盘大定、望月信亨、矢吹庆辉、塚本善隆、道端良秀、镰田茂雄等都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其重要著作《中国佛教史纲》（境野黄洋）、《中国文化史迹》（常盘大定）、《三阶教研究》（矢吹庆辉）、《中国佛教通史》（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史》（镰田茂雄）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演进、文化遗迹、典籍义理都作了精深透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在此，应重点提及的是，日本的佛教工具书编纂事业走在世界的前列。首推者是大藏经的编纂，有《大日本校订大藏经》、《日本校订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南传大藏经》及《日本大藏经》多种版本。它们完成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迄今仍具广泛使用和参考价值。此外，从织田得能的第一部佛教辞典《佛教大辞典》问世以来，不断推出了望月信亨主编《佛教大辞典》、小野玄妙等编《佛书解说大辞典》、中村元等编《岩波佛教辞典》、中村元监修《新·佛教辞典》、龙谷大学编《佛教大辞汇》、宇井伯寿编《佛教辞典》、金刚秀友编《佛教宗派辞典》、水野弘元等编《佛典解题事典》等，至于涉及各宗派的辞典更是举不胜举。

　　通观日本的佛教研究有如下特点：

　　1、研究佛教的力量雄厚，不仅拥有众多的专门研究者，研究机构与学会也大量存在。各宗派与佛教系大学自不待言，一般综合性大学也设置展开佛学研究的附属研究所，发行研究刊物，成为佛教研究的重要阵地。

　　2、受西方佛教研究的影响，近代以来，关于印度佛教哲学和南传佛教的研究处于领先位置，进入本世纪以后，对日本和中国佛教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3、重视微观的考察与研究，具有引证严谨、论证精细、注释严密的突出特征。由于许多研究者在籍佛教的某个宗派，使许多学术著作脱离不了所谓“宗学”的框架。尽管如此，其内容仍不乏颇具学术价值的东西。

　　第三节 基督教的分派与现状

　　日本的基督教从广义上讲，分为天主教（旧教）、东正教（正教）、基督教（新教）三大系统。它们都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教典。尽管各派系教理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均以上帝论、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末世论为基本教义，日本统称为“基督教系”。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逐渐推行一种说法，将广义的基督教称作“基督宗教”，以和专指新教的基督教相区别。本文也采取这一说法，来概括日本基督宗教的状况。

　　日本基督宗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开教最早，基督教的传入要滞后天主教三百余年，但在教势上却后来者居上。三教之中，东正教的影响最微弱。在融入日本主流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三教都历尽坎坷，构成其发展史上的共性。究其原因，基督宗教文化主要代表西方文明，和日本的宗教神学、宗教理念、宗教心理等相去甚远，给大多数日本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很难形成那种民众对之普遍认同的虔诚心和敬仰感，在沟通中平添了许多的无形障碍。加之国家政权的长期干预与压迫，桎梏了基督宗教的发展，造成对基督宗教的种种偏见。这多重原因决定了基督宗教在日传播的步履艰难、任重道远。

　　据日本《宗教年鉴》，基督宗教现有宗教法人4004个，其中文部大臣所辖44个，都道府县所辖3960个，所属教会及其他传教设施12992个，有信众146万，占全国信教人数的0.7%。其中天主教有教徒43万，97%集中在“天主教中央协议会”组织中。据近年的社会调查，多数教徒受家庭影响而入教，中老年教徒多表现出信仰的笃信不移，年轻教徒则缺乏对信仰的至诚，往往是例行公事般到教堂作礼拜。虽然天主教教徒每年略有增加，但发展迟缓，迄今仍作为一个较小的教派存在于日本现代社会中。

　　东正教于1861年由俄国传教士尼古拉传入，十月革命后和俄国失去联系。二战后与在美的俄国正教会相提携展开活动。1969年恢复与莫斯科的关系，翌年作为自治教会得到正式承认，其团体“日本耶稣正教会”只有1万多教徒。

　　对比之下，基督教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它传入日本的发端是1859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来日传教。继之，长老会、福音同盟会、公理会、卫公理会、浸礼会等也传入日本。战时被统一为“日本基督教团”。战后初期，在美国的特别扶助下，以巨额资金和丰硕物质援助为后盾，其救灾活动颇有生气，不仅对佛教、神道教造成一定的遏制，也深得部分民众的好感与信仰。现有教团42个，教徒总计49.4万。众教团中，最大者是日本基督教团，教徒14万，教会1455个，占全国基督教徒的28.4%。次之的日本圣公会属英国教会系统，1887年成立，战时被解散，1945年重建，现有教徒5.8万，教会276个。此外，日本福音路德教会、日本浸礼联盟、日本耶稣基督教团等少数团体的教徒在万人以上。至于其他教团几乎都存在着规模弱小、经验不足、筹资困难的问题，有些教团仍无力摆脱西方教会的资助。由以上可见，基督宗教在对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影响方面，要远远逊色于中国的佛教和儒学，而且至今仍未完全冲破已固定化的信仰阶层的壁垒。现有学术机构基督教研究会、基督教史学会、日本基督教学会、东方宗教研究所、日本宗教研究所等，刊行《基督教研究》、《基督教史学》、《学会对话新闻》及《新教时报》等。

　　第四节 新兴宗教的育成与勃兴

　　新兴宗教是相对佛教、神道教、基督教等传统宗教的称谓，可概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后半叶，即德川幕府末期至二战后创建发展起来的教团。它们诞生在民间，组织起广泛的民众，并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轨，有创新的教义或礼仪。迄今，新兴宗教作为日本宗教运动的一个巨大潮流，已经受了百余年的洗礼，其发生、发展与成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果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分水岭，前期，国家的导向与规定作用异常强大，其政治性干预是制约新兴宗教消长的第一要素；战后，来自官方的限制干涉消失殆尽，社会的经济状况、价值取向、精神需求及教团自身内因则上升为左右新兴宗教盛衰的要因。

　　幕末至明治前期是新兴宗教的草创期，此间诞生的新兴宗教绝大多数为神道教系教团。大正至昭和初期，新兴宗教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影响地盘不断扩大，并逐步改变了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构成第二发展期。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进入昭和时期的发展，是突破重重关隘的艰苦探索。绝大多数教团未得到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承认，只作为“非公认宗教”、“类似宗教”存在，且时时有被禁压的危险。日本的战时体制被日本学界称作“压制性体制”，体现在宗教界，则是严厉的思想统制和武力镇压相并举。一方面以强化的“皇权意识”、“皇道精神”腐蚀、禁锢宗教，使之在一条服务于战时政治的非宗教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以其强制性和唯一性剥夺宗教的自主权，凡认为教义中有违背国体意识成分，一律予以镇压。在这一体制下，新兴宗教被定位是“妨碍国家治安”、“孕育危险”的宗教，被官方喻作“病原菌”，声称要在“未繁殖期给予根除”1 。据载，1935年至1940年间，仅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定罪逮捕的宗教人士有1480人，1939年至1942年间利用该法镇压宗教事件有159起，而且绝大部分发生在新兴宗教身上。如果说，新兴宗教在幕末维新期呈现过勃勃向上的活力，大正昭和初期有一定发展的话，那么，在战时新兴宗教则发生了体制性、结构性的变化。它们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统治，丧失了主张维护宗教自由的勇气和手段，曲意逢迎国策，扬弃自身传统教义，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畸形变态，陷入“谷底时期”。

　　1945年日本的战败投降，宣告了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宣告了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全新社会体制的诞生，新兴宗教摆脱了战时的阴影而再现生机，迈入了蓬勃向上的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战时屡受压制的新兴宗教呼吸着信仰自由的新鲜空气，重整教团，很快走出低谷。如立正佼成会在1945年时不过千余户，1950年发展到6万户，1955年达到32万户。创价学会也于同期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从1952年的2.2万户增加到1957年的76.5万户。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教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1947年新兴宗教有207个教团，1951年增到702个，而且不少教团从中脱颖而出，理论教义、宗教信息直接进入大众媒体与社会生活，和佛教、神道教、基督教构成多足鼎立的态势。

　　据有关资料，现新兴宗教信徒已突破5000万，还有资料称新兴宗教信徒约占日本实际人口的一成乃至二成。总之，新兴宗教的信众庞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创价学会会员达上千万，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真如苑、PL教团、佛所护念会、天理教、不动宗、出云大社教8个教团拥有数百万众，规模保持在数十万信徒的教团也不在少数。

　　因法源的不同，新兴宗教分为佛教、神道教、基督教和所谓“诸教”四大体系。佛教系的新兴宗教比例最高，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受基督教态势的影响相对薄弱，而且除个别教团外，其源头都在国外，多由美国传入，与美国新兴宗教运动勃兴的背景息息相关。

　　新兴宗教的教理反映了诸教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它作为人的信仰、人的思索与追求，必然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社会，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为之提供了广博而丰富的营养源。在新兴宗教群体中，很难找到信仰单一、教义纯粹的教团，几乎都表现为主体信仰与多种宗教要素的融合，并框定了教理形成的大致途径，即以传统宗教的思想教义为依据和以民俗信仰为根基的两种演绎过程。

　　新兴宗教教理的形成有一个递进完善的过程，初期教义十分简单质朴，带有明显的直面性和咒术性。伴随日本社会的前进和教团自身宗教文化的积累，教义体系不断被充实提高，形成今日繁复的规模。现凡较大型教团都有较完整的教义体系，基本包括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和伦理学四大部分，描绘了人、神、现界和神灵界，规定了天地人神的各自地位及相互关系。尽管各教团的论述各有侧重，论证的深度也有所差异，但依然能给予信徒以精神的支撑与道德的责任。和传统宗教相比较，新兴宗教的教义通俗易懂、简而不繁。按日本学界较为流行的分类方法，根据教团教义的主体内容，被分为“土著信仰型”、“理论思想型”和“修养道德型”三类教理。“土著信仰型”教理主要取材于民俗信仰，教祖的个人生活史及宗教体验也是确立教理的至关因素。往往表现出对教祖的强烈崇拜；更多地融入了日本人崇尚自然的人文精神；崇拜自然神、国土神；提倡对天地万物感谢报恩的信仰准则。“理论思想型”教理的形成和教团规模成正比，从教典、教义到仪礼的体系比较完备。尤其是富于哲理与思辨的教典，具有部头大、篇幅长、涵盖面广的特点，反映了立教者在文化修养、宗教修养及理性思维方面的底蕴。“修养道德型”教理的力点放在道德载体人的身上，侧重讲伦理文化和道德修养，对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行为、精神状态都作了直接的指示与规劝。所不同的是，借用“神示”、“天启”的名义，把本是世俗的伦理道德抬高为“神律”、“神训”，为之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通观新兴宗教教理，其突出共性在于与传统宗教推崇的来世生活价值相区别，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给以极大的关注，肯定人在尘世享受物质福利与自由发展的权利。认为人类的希望不在另一块乐土，而存在于人生活的这个世界；理想世界的实现亦不是在时间的彼岸，而是此世现实的继续。因此，倡导现世主义的救济观是新兴宗教教理的最大共性。

　　从个体教团来看，其规模有大、中、小乃至极小之分，但都取在家的组织形态，这是新兴宗教组织结构的第一特色。教主和信徒都是在家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出家者，概之为“在家主义”。与传统宗教的教阶制相对，新兴宗教提倡“信者主体主义”，不存在神职与俗人的界限，破除了神职为救济者，俗人为被救济者的两极结构。每一信徒都是传教者，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成为指导人，构成新兴宗教组织结构的第二特色。第三特色表现为较大教团都已步入组织正规化的轨道，纵向及横向体系完备。而且基层组织充满活力，对推动新兴宗教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今新兴宗教已是日本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参与国家大选的教团有之，介入政治性事件的教团有之，投入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的教团更是大量存在，还有不少教团在国际社会求发展，积极参加一些国际性会议与活动，展开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援助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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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谷省吾：《祭祀和思想-----神道的祈祷》，国书刊行社，1985年，第130页。

　　2 安苏谷正彦：《何为神道教》第145页，鹈鹕社，1994年。

　　3 参见宫地直一：《神道史》第3篇第9章；石村吉甫：《神道论》第8章第2节。

　　4 参见宫地直一：《神道史》第5篇第6章，久保田收：《中世神道的研究》第4章。

　　5 参见伊藤通次：《神道哲学》第5章。

　　6 以下诸宗派的统计数字均引自日本文部省编1991年《宗教年鉴》。

　　7 井上顺孝著《新宗教解读》，筑摩书房，1992年，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