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窗口

　　宗教信仰、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窗口

　　雍和宫在其2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它具有宗教与政治的两种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宫改为寺院时起，雍和宫实质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的纽带和桥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均在雍和宫举行，雍和宫实质又成为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中枢。新中国成立后，雍和宫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项工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雍和宫兼具宗教与政治双重作用的成功经验，使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宗教政策落实时，首都的宗教场所对外开放首选为雍和宫。1979年北京市政府办公会决定：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对外开放。经过两年的修缮与筹备，1981年2月5日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

　　首先，雍和宫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传播宗教文化，净化人们心灵，美化环境和对外进行友好交流等综合性社会功能，是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窗口。

　　开放以来，雍和宫僧众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晨钟暮鼓，诵经唪佛，恢复了每年全部法会活动。为满足法事活动人手的需要，20多年中雍和宫共招收学僧十多批，他们先进入佛学院学习三年佛教课程后，分配到各殿值守，接待四方信众。雍和宫恢复宗教活动的同时，遵照第十世班掸大师的生前教诲，把爱国爱教，施乐行善，作为佛教真谛发扬光大，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慈悲救世的人间佛教精神，贯彻在日常的行动中。因此，20多年中，僧众们积极支援抗洪救灾，个人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寺院支援贫困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捐办了数所希望学校。

　　其次，雍和宫是一座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具有宣传教育、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管理服务等多项功能。宗教是藏民族文化的核心，它将藏民族的历史、建筑、民族、艺术等融为一体，而且博大精深。开放以来，雍和宫利用馆藏文物先后举办了“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藏传佛教与雍和宫”、“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清代西藏贡品礼品展”、“清帝御用珍品展”等展览。这些展览通过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展示出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风格。目前长期展示的“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览，是为纪念雍和宫改作寺院250周年而举办的。整个展览分为5个单元，着重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派系创立的历史及其宗教领袖，展示了藏传佛教的主要特色，并在显赫位置突出了雍和宫珍藏的掣签金瓶。通过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说明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则展示了从弘历(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东书院开始，从小就受到藏传佛教熏陶。少年时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就读。即位后，学习密法并接受灌顶，并在章嘉活佛策划下，拨国库巨资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同时组织大量人力翻译藏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晚年乾隆亲撰《喇嘛说》一文，刻于碑上，立于雍和宫中，表现了他对藏传佛教独特的见解和务实的管理政策及把宗教引导到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的意图。

　　雍和宫是北京著名十大旅游景点之一，目前北京及国外的多数旅行社已把雍和宫列为“必观景点”。正式对外开放20多年来，从1981年全年观众仅40万人次左右，增到2002。年的180万人次，增长约4.5倍。境外游客总数从1981年只占年游客总量的5％左右，增至2002年超过国内游客总数，达到占全年总人数的60％。

　　雍和宫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直作为国际交流和国际宗教交流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以来，雍和宫配合国家的外交工作，接待了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首脑、军界人士和宗教界友人等。1981年正式开放以后，外国游客更是与日俱增，2001年外国游客达到百万人次，突破了接待外国游客人次的历史记录。

　　1949年到1981年对外正式开放前，雍和宫接待的国际友人主要是亚、非、拉各国的共产党代表团、政府代表团和驻华使馆官员。1981年开放以后，据不完全统计，接待了66个国家的贵宾，他们中亚洲有21个国家，欧洲有22个国家，南北美洲有11个国家，非洲有10个国家，大洋洲有2个国家。另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部分机构，欧洲共同体，国际奥委会等。

　　20多年中所接待的国家元首主要有：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郎总统阿里·哈梅内伊、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塞浦路斯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匈牙利总统根茨、智利副总统艾尔文、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等。

　　所接待的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各部部长以及联合国官员、各驻华大使、各通讯社驻京记者等达近千人。

　　这样众多的贵宾参观雍和宫，在全国各宗教活动场所是首屈一指的。同时，通过雍和宫这个开放窗口，客人们看到的是我国真实的宗教信仰状况和人权状况。

　　雍和宫改寺院的250年后，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此专业博物馆，雍和宫从此又多了“保存和传播人类进步文明”的职能与作用。

　　博物馆注册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陈列形式外，着重举办了两个长期展览，即：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和“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与雍和宫”展于宫内班禅楼。1984年将其一层开辟为专题展室，面积约330平方米，专题展名为“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装、宗教用乐器及民族生活用品等，约490余件。1994年经过对“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再创作和修改，成为“藏传佛教与雍和宫”。1996年此展在北京市举办的“我喜爱的博物馆”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

　　“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展于宫内戒台楼，是在“清帝御用珍品展”的基础上，重新装饰布展而成。1998年，用馆藏与乾隆皇帝有关的文物，展示乾隆皇帝在位60年，把“兴黄教”作为“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事。同时，把其先父雍正帝行宫改成皇家喇嘛庙，以利于培养“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在京听命朝廷、赴藏妥善办事的喇嘛教人才。展览以图片、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泥塑、朝服、火枪宝剑、金丝马鞍和掣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等组成，共陈列展品45件(套)。

　　2000年仲夏，正值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举国迎接第27届奥运会的大喜日子，阳光灿烂的澳国昆士兰州首府、美丽的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也迎来了中国佛教文化展览的隆重开幕。

　　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文化上的宽容性，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块广垠的土地上发展延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州国立博物馆举办了澳洲历史上首次中国佛教文化展览。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展览中进行了展陈。雍和宫作为内地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唯一以“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贯名的藏传佛教文化博物单位，以“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为陈列专题，应邀参加展览，并用其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特色及艺术魅力，赢得了澳洲观众的赞赏。

　　8月9日阳光明媚，下午2：00中国佛教艺术展在中国传统的南派舞狮和鞭炮声中隆重开幕。由于举行佛教展在澳洲是首次，因此，展览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昆士兰州总督彼得·阿龙生伉俪为展览舞狮“点晴”，澳大利亚文化部长麦特?弗利先生、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文化参赞孙耕新女士等为展览揭幕。原定一个月的展出，应观众、博物馆的要求延长至两个月。展览始终吸引着华人、华侨及当地各界、各裔人士。布里斯班许多学校、幼儿园还把展览作为了解中国以及了解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课堂，专门组织学生前来观看。有位老华裔看过展览后非常激动，找到雍和宫的工作人员讲：我非常想念祖国，非常想念北京。这个展览太让人激动了，办得太好了。很为我们当地华人争光。两个月间，老人三次观展。并介绍不少澳洲朋友前往看展。

　　展览同样引起了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的注意，当地几家电台、电视台，中、英文报纸都有多版面的报道，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介。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自立周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赞展览“对促进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提倡多元文化，鼓励少数族裔团体参与主流社会，都会有很大贡献。”

　　雍和宫的馆藏文物主要分为各种质地的佛像、唐卡字画、法物法器、棉丝织品服装、明清瓷器、木器家俱、民族生活用品、珠宝宝器等几大类，藏品总数达数万套(件)。

　　由于清时雍和宫有朝廷家庙性质，雍和宫藏品主要源于清宫廷赐予、蒙藏地区进京进贡以及清官造办处铸造的佛像、法器等。

　　对外开放的20年中，雍和宫对其所藏文物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先后对明代青铜器“须弥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绣唐卡“绿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以及活佛转世掣签所用的金奔巴瓶进行复制，换下真品进行妥善保护。1994年在雍和宫宫改寺250周年时，与中国藏学中心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同时出版了学术论文集。2000年，雍和宫与当代中国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宫(一)》VCD光盘，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团结》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盛赞。

　　之后，又合作出版了该光盘的续集。2001年雍和宫与北京华信中元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三维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技术、Intemet技术、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雍和宫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VCD光盘的完成，标志着雍和宫经过古代、近代、现代进入了光盘时代，而随着“数字雍和宫”工程的完成，标志着这座古老的祖国文化遗产进入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