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及汉藏佛教界的交流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及汉藏佛教界的交流

　　作者：旺多

　　藏传佛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藏传佛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条件促使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正常运转，直至今日。即：佛、法、僧，佛像、佛经和僧尼，还可以加上重要的条件之一，广大信教群众。其中佛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的“年波桑瓦”，但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开始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规模从小到大，翻译的经卷越来越多， 掀起了西藏佛经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

　　从整个中国宗教史的角度来看，汉代和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道家的宗教化，以及佛教的传入，都是在汉代时期实现的。到了唐代，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大力扶持儒、道、佛三教，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佛教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之下传入吐蕃的。

　　佛教是从印度和唐朝两个方向传入吐蕃的。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特别是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是唐蕃关系史上的重要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和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做一些研究和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四世纪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佛经，即“年波桑瓦”中的两部经卷。有了佛经，自然就有了佛经的翻译，公认的佛经翻译始于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吐蕃初期的佛经翻译(初译阶段)；吐蕃中期的佛经翻译(发展阶段)；吐蕃后期的佛经翻译(成熟阶段)。初期是指松赞干布时期，中期是赤松德赞时期，后期是赤德松赞与赤祖德赞父子时期。对于松赞干布时期翻译佛经的历史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设置译场并与唐朝、天竺、尼婆罗的译师一道开始翻译佛经，吞米•桑布扎是藏地翻译佛经第一人，这是可信的历史事实。(2)吞米•桑布扎主持的初译佛经，文法简单，仅能译其音而不能译其意，只能算是西藏翻译的准备阶段。(3)《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和《宝云经》是最初流传到吐蕃的佛教经典，从此开始了大量佛教经典的翻译，使整个藏族文化开始向佛教倾斜。(4)今不见《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和《宝云经》等原始译本，是否在吐蕃时期经过几次规模较大规模的厘定文字和翻译能力的进一步成熟，对译本进行改译。(5)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带来一百多部佛经，进藏的还有大天寿和尚，与吞米•桑布扎等一起翻译佛经，这是否意味着汉藏翻译佛经的开始。因此松赞干布时期的佛经翻译只是停留在准备阶段，自然，佛教的发展也只能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赤松德赞时期佛经翻译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翻译队伍的壮大和译经场所的确立以及翻译质量和数量的提高，大量的佛经翻译也促使佛教立足吐蕃。这一时期翻译出来的经典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中大部分佛经的印度原本已经失传，只有在西藏还能找到藏文译本，作为历史文物，对研究印度历史和佛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赤德松赞与赤祖德赞时期的佛经翻译达到了成熟阶段，其表现为佛经翻译理论的确立。西藏到这时“三藏经典”得以大备，并组织一批印度大德和藏族译师勘定整理所译经典。因此佛经翻译在西藏翻译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据《布顿佛教史》记载，有个叫大天寿的汉族和尚到吐蕃后与藏人和印度人一起翻译过佛经，应该说汉藏佛经翻译也开始于公元七世纪。到赞普赤德祖赞时，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带着书信，礼品去唐朝求取佛典，唐朝皇帝赠给千部用金粉书写在蓝黑色纸上的经典。另据西藏王统，教法史书记载，金诚公主在吐蕃组织人员翻译了《百业经》、《金光明经》等多部佛教经典和医药，历算书籍。也曾致力于传播内地儒学，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书，更有大量藏族来内地学医，并翻译了大量医书为藏文。由此看来，虽然唐蕃文化交流到此时似仍以儒术、医药、历算、技艺等为其主流。但是从吐蕃佛教发展史来讲，赤德祖赞的出现和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传佛教在吐蕃的流传由来已久，早在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带去佛像、佛经和同行的人中还有唐朝和尚。从此汉传佛教在吐蕃开始流行，而且八世纪大乘和尚摩诃衍那为代表的禅宗(顿门派)的发展视为其鼎盛发展阶段，皈依者达到数千人，其奉行的“见性成佛”理论影响了后期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因此本论文也对吐蕃时期的汉藏佛经翻译史上的一些重要译师和佛经翻译活动进行了考证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