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种世居民族、五大宗教和谐相处政治价值分析

　　十二种世居民族、五大宗教和谐相处政治价值分析

　　一、丽江市的民族及现状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境内居住着26种民族，“少数民族”是对汉族以外的人口居少数的民族的总称。世居民族有汉族、纳西族、彝族、傈僳族、普米族、白族等12种。据统计，2008年底，全市总人口为1,194,995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705,170465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9.03%。少数民族人口中三千人以上的有彝族243,818人，纳西族226,220人，傈僳族114,266人，白族49,626人，普米族20,115人，傣族11,721人，苗族6,563人，回族4,221人，藏族4,833人，壮族4088人，摩梭人18,186人，共12种世居民族。下辖一区四县中有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2个民族自治县，古城区金山白族乡、金江白族乡，玉龙县九河白族乡、石头白族乡、黎明傈僳族乡，永胜县羊坪彝族乡、大安彝族纳西族乡、光华傈僳族彝族乡、松坪傈僳族彝族乡、六德傈僳族彝族乡、东山傈僳族彝族乡、东风傈僳族乡，华坪县永兴傈僳族乡、新庄傈僳族傣族乡、通达傈僳族乡、石龙坝彝族傣族乡、船房傈僳族乡，宁蒗翠玉傈僳族普米族乡18个民族乡。全市各民族都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古朴的文化，他们繁衍生息在变片热土上，共同缔造了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丽江具有悠久的历史，丽江木家桥出土的“丽江人”头骨化石说明早在此10万年前就有旧石器晚期智人活动。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战国时期属秦国蜀郡；西汉时期属越巂郡；蜀汉、晋属云南郡；唐南诏置铁桥节度。元宪宗四年（1254年）设茶罕章管民官；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丽江宣慰司，后改为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路宣抚司；清代设丽江府；在今永胜曾设过北胜府、澜沧卫、永北府、厅；在宁蒗县曾设过永宁府、蒗渠州。丽江由于地处滇、川、藏交汇处，曾是战国秦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之一，又是唐宋以来茶马古道的要冲，历史上是云南通往康巴地区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它像一条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对外交往史和西南地区发展史上，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作用。随唐时期在玉龙县塔城金沙江上建造铁桥的史实，不仅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的冶炼技术和建桥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也说明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已十分发达。丽江经藏区通往南亚地区的这条古道，直到现代仍发挥着显著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条古道上的马铃声声，数以万计的马帮队伍，把众多的抗战物资从印度驮运到抗战大后方，一度成为当时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战场的陆上唯一运输线，而丽江也成为了这条运输线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同时，丽江也是当时著名的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在历史上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且创造出了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

　　丽江各少数民族分布比较复杂，但突出特点是交错杂居、总体分布。总的看来，纳西族、白族、回族、傣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坝区和河谷地区，彝族、傈僳族、普米族、藏族主要聚居在半山区和高寒山区。各民族在丽江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丽江可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活标本”。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境内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到解放前夕，居住在坝区和河谷区的纳西族、白族、回族、汉族等，已有较发达的封建农业，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也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居住在高寒山区、半山区、干热河谷区的彝族、傈僳族、普米族、摩梭人等，仍保留着多种社会形态，如小凉山彝族仍保留着完整的奴隶占有制；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金沙江河谷山区部分傈僳族地区，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生产资料公有，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原始共耕制的残余。可以说在解放前夕，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民族，在丽江市都可以找到。这种在一个100多万人居住的小区域内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于世少见，堪称人类历史发展的“活化石”，它为研究、整理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了活的材料。解放后，丽江市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做主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成立了宁蒗彝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并根据民族分布的特点成立了白族、傈僳族、傣族等18个民族乡，各民族走上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之路。

　　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丽江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境内玉龙雪山风景区和泸沽湖风景区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旅游开发区，而且，充分发挥丽江的区位、气候优势和旅游集散功能，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发展区域合作机制，自觉融入滇、川、藏大香格里生态圈。神奇的民族风情与秀丽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到此游览观光。丽江是民族音乐的海洋，舞蹈的故乡，也是民族节日的天地，传统节日除了与内地相同的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外，每个民族都有众多特有的民族节日，如纳西族的棒棒会、三朵节、火把节，摩梭人的转山节，彝族的火把节，普米族的吾昔节，傈僳族的阔时节，他留人的粑粑节等。丽江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纳西东巴文化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三江并流”地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纳西古乐、东巴文化纷纷走出国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中，丽江民族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丽江各民族社会经济结构复杂，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消灭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全市各族人民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建国60年来，经过全市各族人民的励精图治，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努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致力于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通过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携手建设富饶、神奇而美丽的新丽江，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体育、卫生、科技等社会事业，使全市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景象，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社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正逐步告别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小康之路。

　　党的十七大，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们已进入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和谐丽江建设的新起点。面对新的时代机遇，丽江各族人民将并肩战斗，满怀豪情地为努力实施“文化立市、旅游强市、水能富市、和谐兴市、人才推动、全面开放”六大战略，促进丽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开创丽江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而努力奋斗。

　　总而言之，丽江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里有奇异壮丽的山川地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很多人说到云南旅游不到丽江，真是一大遗憾。的确，丽江这个地方从若干不可替代的角度，集中反映了云南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甚至可以这样说，丽江不止是云南和中国的，她还是一片世界级的旅游胜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名片。

　　二、 丽江的宗教及宗教现状

　　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教群众达12万人（不含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占全市总人口的10.17%（其中，少数民族信众达68.4%），已纳入依法批准登记的98个宗教活动场所，分布于全市各（区）县80%以上的乡镇、办事处，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充分说明，在丽江民族宗教工作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性地位。全市已纳入正式登记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有108所中，佛教活动场所45个（其中汉传佛教34个，藏传佛教15个），基督教活动场所42个，伊斯兰教活动场所8个，天主教活动场所1个，道教场所1个。教职人员502人，其中藏传佛教360人、汉传佛教12人、道教4人、伊斯兰教68人、基督教58人。宗教团体共有10个，市级团体1个(佛教协会),县级佛教协会3个，县级伊斯兰教协会2个，县级基督教“两会”1个、协会1个，乡级基督教协会1个，县级天主教两会1个。无论是传入的宗教和原始宗教，他们在历史上对丽江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丽江市各族人民在历史上都信奉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俄兮簿教、傈僳族的多神教、白族的本主教、普米族的韩归教、摩梭人的达巴教、汉族的儒、释、道教等。

　　（一）是圣是凡，三教原归一理；即心即佛，灵山岂在西方

　　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相继传入丽江，并纷纷在丽修建寺观教堂，在20,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拥有100多个大小庙堂。其中包括文峰寺等五座滇西北著名的藏传佛教白教寺庙，黄教寺庙扎美寺，花教寺庙萨雅寺、达迦林寺等；从事印经刻版的汉传佛教寺庙金山寺，供奉着面目各异的神灵；还有初具规模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交相辉映的梵宇宫琳表现出丽江多元文化的信仰体系，琳琅满目的神主上帝展现着丽江多元宗教的信仰形态。

　　丽江的道观佛寺没有严格的分类，往往是几教混合。历史上丽江城北的北门坡建有道教的城皇庙和佛教的地藏菩萨庙，为一进两院的建筑结构。城皇庙塑有城皇塑像，侧房塑泥像，表现人在地狱里受刑情景，阴森恐怖，院旁搭一木桥，称为奈何桥。人们进庙烧香、祈求安宁，往往是两院都要烧香，既供奉城皇又叩拜地藏。

　　丽江白沙的琉璃殿，原来是塑药师佛的庙宇，也是一进两院。后来，前院住和尚，后院住喇嘛。在丽江，佛寺改道观、道观住和尚的情况很平常。

　　丽江坝东面的震青山顶曾建有玉皇殿，山腰是法喜寺，属临济宗；山脚是东山庙，塑有白族崇拜的本主神。每年农历二月八日，举行三天的东山庙会，附近百姓蜂涌而来，登山、赶会，烧香、求神。虽然玉皇和佛主不是一条路上的神灵，但是朝山的百姓却不分教派、不择亲疏，凡见神灵都跪拜烧香，和尚赶来念经，洞经会前来奏乐。更为有趣的是，在塑有千手千眼观音的法喜寺里，举行具有道教特色，包括生殖器崇拜的求子活动。有时候，基督教传教士也来凑热闹，到山上讲经传教。还有民间对唱山歌的内容。庙会既是各派传教的极好机会，又是一次重大的民俗活动。

　　法喜寺有一楹联，概括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是圣是凡，三教原归一理；即心即佛，灵山岂在西方。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是丽江壁画的焦聚点,明洪武十五年，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众归附明朝，得明太祖“钦赐姓木”，林氏土司秉“纳百川”精神、“窥中原之脉”的思想，积极引进内地先进文化和技艺，在白沙大肆修建庙宇二十余处，并邀请汉、藏、纳西族画师在这些殿宇四壁作画，而壁画内容全是宗教题材，如来佛图、四大天王及四佛子图等，还有道教的天地水三宫和文昌、风雨雷电等画像。它们形态各异，绘制粗细、色调柔和，首先表现出汉传佛教、道教、藏传佛教在丽江融合的多种宗教兼收并蓄的特色。其次是在壁画中有当时民众的狩猎、捕鱼、打铁、砍柴、纺织等劳动场景，有跑动的骏马、盛开的花草，还有山林、田舍、花草鸟虫等，即使是画中的宗教世界和宗教人物，也妩媚动人，富于人情味，反映了世俗化的生活场景。其三是壁画从明代到清初二百多年间，先后由汉、藏、纳西等少数民族画师陆续完成的，画师根据各自对佛陀世界的理解，在不同的时间，不断在壁画上表现，层层相继，它既有纳西族东巴教的粗犷，又有藏传佛教的鲜艳，还有汉传佛教的庄严宝相，突出表现了各民族艺术交流与汇集。在漫长的岁月中，丽江经历了十多代土司与流官们的统治。土司与流官中，有开明者，也有昏庸者；有兴盛者，也有衰败者；有信佛者，也有信道者，还有信喇嘛教者。随着统治者的喜好，丽江的各种宗教常有此起彼伏的交替发展过程，加上丽江的庙宇常有时起时衰，这就直接影响了壁画的兴衰。

　　虽然元明以后的汉族佛画，也常有佛道交错的现象。但是丽江壁画则是佛的显、密宗和道家融汇，有的壁画还有藏文点缀，形成丽江壁画的一大特色。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直接反映在灵魂的归宿上。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俄兮簿教，摩梭人的达巴教、普米族的韩归教、傈僳族的多神教等里，把人的灵魂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是丽江各民族祖先崇拜的体现。同时还要送往神灵居住的地方。如纳西族的送往三十三天，送往十八层天上。祭场上要铺一卷约三丈长的神路图，认为死者的灵魂沿神路图进入理想的神地。神路图把道教的善恶有报和佛教的六大轮回渗入东巴教中。因此，纳西族中少有虔诚的信徒，但遇天灾人祸，则请所有教门的神灵保佑平安。20世纪30年代中期，丽江发生瘟疫，40年代初，城里发生火灾，又逢丽江抗日将士在前线阵亡，绅士居民便在四方街举行水陆大法会，请喇嘛念诵藏经、和尚念诵佛经、道教奏洞经，为丽江庶民消灾免难。

　　丽江道士做道场，祭坛上供奉太山老君，还有释迦、观音、孔子等塑像。在2尺谱本中，记有这样的会规：“当时时体贴三教之道，切不可互相谤讪。”1920年，丽江信士李绍源在他所抄写的洞经卷中，加上一篇自己创作的《北岳宝诰》，赞颂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给丽江道教增添了一尊三朵神灵。

　　多元宗教信仰，对丽江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元信仰分别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宗教情感上的共同点，促进了与外民族保持长久友好的睦邻关系，并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国初年，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滇西北的商业重镇。

　　多元宗教使丽江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有病有灾则什么都信，无病无痛则只信祖先，少有佛道的虔诚信徒。于是形成了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各少数民族的务实人生态度，重现世而轻来生，重此岸而轻彼岸。

　　(二)道教传播持久而深入

　　道教在丽江的传播最为持久而深入。史实记载，四川节度使韦臬派巡官崔佐时与南诏异牟寻结盟共击吐蕃。《盟文》中把丽江玉龙雪山封为北岳，指金沙江为四渎之一，并在玉龙雪山脚下建北岳庙，把丽置于道传播的范围之内。

　　明朝时，丽江木氏土司为发展丽江经济，扩大政治势力，欢迎四方客户到丽江交流生产技艺，传播宗教文化，许多从南京、江西、湖南等地来丽江经商、行医、教书的外籍人士，带着道教信仰云集丽江，安家立业。当时珠元璋屯兵云南，大批将士从中原带来道教，也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艺。也就是那个时期，木氏土司与云游到丽江的道教信徒蓟羽士、周月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汉官们把自身带来的儒、释、道观念，强加于所统治的黎民百姓头上，同时，用行政命令改火葬为棺葬，强行改变婚丧习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在丽江、永胜等道教流传地区的婚丧礼仪就明显包含着道色彩。

　　由于定居丽江的不少移民本身就是道教徒，加上木氏的支持和汉官的灌输，丽江道教深入民间，大研镇及白沙的张姓就以家族世袭的方式信奉道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已传承了18代。丽江、永胜的许多地方，散布着民间自行组织的皇经会和洞经会，传播和弘扬着道教思想。它们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来源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传入丽江的道教，主要是不出家的正一派。不出家道士有利于民众发生广泛的联系和接触，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施加影响，几乎每个村寨都建有道观祠阁。另一方面，道士到百姓家做法事时，也往往迎合主人的心理，适应传统的文化环境，又对道教产生异化作用。例如：丽江道教的北岳庙里多塑了一尊纳西保护神三朵，道教的斗姆女神像供在汉传佛教的寺庙里，道教的蘸坛上又允许放置释迦牟尼像等，这都是丽江宗教流传的奇妙现象。

　　(三)汉传佛教传播历史悠久

　　汉传佛教进入丽江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大理建立南诏政权，丽江建立越俎政权，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南诏盛行的汉传佛教便源源不断传入丽江市境内。

　　到了宋朝，大理国主高昇泰令长子镇守善巨郡（今永胜一带），高氏成为永胜世袭土司，汉传佛教随高氏传到永胜。

　　元明之际，中原地区的儒、释、道合一的现象渐趋明显。三种文化的传播往往相携而行，难分孰先孰后，传入丽江境内的汉传佛教与道教的传入途径大致相同。这与朱元璋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及木氏土司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

　　到明朝，丽江汉传佛教开始兴盛，兴建寺庙，广诵佛经，先后修建的汉传佛教寺庙多达70余座，主要分布在丽江、永胜，并形成一套管理制度和佛事活动，此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传入丽境内的汉传佛教教派有密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由于丽江自愿入寺的教徒偏少，各派无法形成势力，也就避免了教派或教徒之间抗衡和争斗，大家相安无事，和谐相处。

　　(四)藏传佛教传入规模宏大

　　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规模宏大。藏传佛教是佛教和本教(黑教)互相融合以后形成的具有藏族特点的佛教。佛教在唐代被吐蕃王朝引进藏区，并与本教对峙，双方竭力斗争。赞普赤松德灭本教时，曾把很多本教徒流放到西康，西康因此成为本教徒的大本营，因丽江与西康毗邻，便成为了本教传播的辐射区。

　　宋朝时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逐渐形成，各教派经常发生争斗，甚至同一教派的领袖之间也常有介蒂而互相排斥，争斗中失利的宗教领袖往往把木府作为避难所，把丽江作为保存实力的基地。他们不失时机地向木氏土司灌输宗教思想，木氏土司为向北（藏区）扩展势力，也乐于跟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建立友好关系，大力支持藏传佛教在丽江传播，资助修建寺庙，特别是跟噶玛巴派许多活佛感情甚笃。

　　明清之际，在滇西北修建噶举派（白教）寺院13座，包括丽江城附近的5大喇嘛寺俗称“滇西十三大寺”，虽数量有限，但其规模宏大，足以使其它宗教望而生叹。

　　在木氏土司支持资助修建的很多藏区寺庙里，塑有木土司像，尊称为“木天王”。木氏支持藏传佛教（白教），白教尊崇木氏，相互推波助澜，使丽江的藏传佛教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与西藏拉萨的堆龙粗布寺和四川甘孜州德格八邦寺保持着宗教体系上的联系，使丽江成为滇西北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主要传播区域。

　　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随忽必烈南行政传入宁蒗永宁地区，并建有萨迦寺院。清朝时，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势力扩展到永宁地区，排斥原来的萨迦派，在永宁成为摩梭人、普米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家家供奉、人人崇拜。

　　（五）基督教传入，五旬节、路德各有千秋

　　基督教主要传入居住在丽江市境内的傈僳族当中。18世纪初，英、德等国的传教士经缅甸至怒江传播基督教，并创造傈僳文，翻译圣经。传教士还以各种方式，将基督教怒江、维西传到丽江。在丽江傈僳族居住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十余座基督教堂。丽江市境内基督教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外国传教士直接传入，如古城区大研办事处；二是从怒江、维西传入玉龙县西部金沙江一线的傈僳族居住地区，再经过丽江传入永胜、宁蒗的傈僳族地区。

　　最初来丽江传播基督教的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是荷兰人轲克，他于1909年到丽江，其目的是探寻能在丽江建立一个传教点的机会，到丽江后选定丽江大研镇人宣明德为翻译兼传道员，开始在丽江传教。嗣后于民国3年（1914年），英国人安永静在丽江创办了“五旬节会”组织。并于民国十年（1921年），他在王家庄租用土地修建第一个基督教堂作为传教（即今丽江市人民医院古城老门诊部）。安永静则成为五旬节会在丽江教区的总负责人。开始招收教徒进行传教活动。为了扩大影响，广招教徒，于1935年在丽江大研镇新义街牛星玉家开办一所教会学校，有入学儿童四十多人。由光义街陈元英负责教授。同时安永静等人利用一切集会的机会传播基督教教规教义，他们曾乘佛教举办3月13日震青山庙会之机，进行传教活动。由于丽江坝区纳西、白等原来就信仰佛教、道教，因而参加基督教的人很少。到1949年时，丽江大研镇仅发展了五十来人。

　　与安永静同时到达丽江的荷兰女传教士斯淑添，因她是“路德会”的会员，一开始与五旬节会发生矛盾，后经双方协议划定石鼓、石头、巨甸、黎明、仁和等地为路德会传教范围。又展转于金沙江一线十余年，进行传教活动，创立丽江“路德会”组织，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因年纪太大（当时已63岁）离开丽江回国。斯淑添回国后，安永静继续派遣德国传教士德永乐、俞助华两人，租用石鼓张之琪家的房子作为住所兼礼拜堂，安永静并定期或不定期前往指导工作。

　　以上外国传教士，由于不会讲傈僳语，给传教工作带来语言障碍，传教活动一直没有多大进展。约一九二九年前后，从维西迁来两户已入教的傈僳族定居玉龙县境内，他们用傈僳语传播基督教教规教义。这样，本民族传教易于接受，当年就吸收了普吉扒、余宝富等第一批信徒。余宝富接受基督教洗礼后，经安永静介绍前往怒江州泸水县参加基督教培训班，学习傈僳文及基督教《圣经》教规教义，学唱《赞美诗》。三个月学成取得传道员资格，在傈僳旅地区继续传教活动，发展信徒。安永静等人则于每年圣诞节前往指导工作。

　　基督教自传入丽江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在大研镇新义街、五一街，玉龙县石鼓、巨甸、大具开办了五所“福音（教）堂。

　　永胜、宁蒗的基督教传播略晚于古城区和玉龙县。民国26年（1937年），通过安牧师等传教士先后从丽江到永胜，在松坪乡水井村红石岩建立教堂，并发展当地傈僳族为教徒。以后又逐渐传至习甸、黎明、六德等地傈僳族村寨。1937年秋，常住丽江的安永静等5人进入永胜，在县城南街先后租借杨家和谭家铺房为聚会点，用手风琴伴唱《赞美诗》，《圣经》等形式和为民治病为名，传播基督教教规教义。其间安永静结识了黎明旭家村时任民团中队长的九万发，他们经常往来，后九万发愿意信教，在安永静的主持下，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会。1938年，九万发想在永胜发展教徒，要求安永静到黎明帮助发展教徒，安永静随即派丽江人徐（德明）先生，赵先生（名字不清楚）等三人到黎明传教。但因三人不懂傈僳语，用汉语宣讲《圣经》，当地群众无法理解，没有一人受洗入教。1939年，安永静写信给负责怒江区传教的杨志英牧师，要他派懂傈僳语言的牧师帮助传教，发展信徒。杨志英得信后，派遣傈僳文传教士亚力达谷、兴谷都二人到丽江与安永静会面，经安介绍，二人先后到黎明、光华以及宁蒗西布河等地，借用民宅为教堂，用傈僳文传播基督教。因为用本民族通俗的语言讲解《圣经》和唱《赞美诗》，开始有一些人明白了《圣经》的内容，并有一部分人开始信教，当年就在傈僳族地区发展了第一批教徒64人。1941年，怒江州泸水县开办圣经传道员培训班，传道士亚力达谷和兴谷都返回泸水执教，在永胜县已入教的黎明王家村约汗、比德，红石岩人亚谷、斯蒂发等四人随其前往泸水县参加培训班受训，培训时间三个月。约汗等四人受训结束返回永胜时，杨志英又派傈僳文牧师杨约那、约才、给德荣、阿多尼姑等四人前往永胜继续帮助传教。从1937年开始传教到解放前的十余年间，在永胜已发展教徒350人，建有教堂3所，有圣职人员6人，其中传道员4人，礼拜长2人。在靠近永胜的宁蒗县西布河潘洛、新村一带发展教徒120多人，建有一座教堂，与永胜的地角坪、红石岩划分一个教区。

　　（六）伊斯兰教传入，明清成规模

　　伊斯兰教元时传入，主要分布在古城区的大研，永胜城关、期纳、片角、涛源、顺州，华坪的中兴、荣将、新庄、船房，宁蒗大兴等地，90%的信徒分布在永胜县境内。

　　伊斯兰教传入丽江是随回族来丽江开发，落籍贯丽江时传入的。回族进入丽市境内始于元朝，明、清两代又有大量迁入。他们或屯军，或经商，做手工或因其他它原因迁徙而来。

　　公元1219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蒙古军西征，征服了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地区后，大批中亚细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征召入伍，改编为蒙回混合的“探马赤军”，成为统一整个中国，建立元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1252年，忽必烈命兀良合台率蒙、回精兵十万征服大理国。次年大理国投降。元朝建立之初，向各地派遣官吏，驻军屯垦，时有大批回人陆续被派遣进入云南，永胜地处金沙江流域，为防守要地。划定在云南十二处军、民屯田区域。元代进入永胜的回族，根据军事需要，多被安置在交通沿线进行屯垦。即，今胜城西山，北胜区凤鸣乡的达子坟、达子进、涛源区陶营金山寺（今涛源粮管所）背后山坡有达子坟，期纳镇土官村东山有达子场，便是元时留下的遗迹。明朝初年，朱元璋命回族将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数十万大军进入云南。随征中的回族士兵落籍于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北区，并屯江南回汉十二万于滇西各地，凡有卫所之地都有军屯田。因而在当时设有卫所的永胜城关、金官、梁官、期纳、片角等地有了大批回族军民居住。清代，回族的迁居主要也是战争逃难而来，特别是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有大批大理一带的回族迁往丽江各地，其次是经商，做手工业来丽江定居的。

　　丽江市境内的回族自元代进入，经明、清两代变迁已初步形成现在的规模，他们同丽江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丽江。他们的进入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回族固有的文化——伊斯兰教。

　　（七）天主教传入，集中华坪县

　　天主教于清末民初时传入，主要分布在华坪县的中心镇、荣将镇、新庄乡，永胜县的片角乡等地。华坪天主教传入，大约在清朝时期。1858年，俄、美、英、法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就保护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当时有位法国神父在广西被人杀害，法国提出抗议，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派士兵保护神父的人身安全，从此天主教遍布全国各地。华坪的天主教在清朝时期是由住在平江教堂（今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江乡）的神父传入的。

　　华坪县境内最早进入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是1877年受大理教区委派前来的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华坪境内最早建成的天主教教堂是1879年建成的旧衙坪教堂。

　　1989年由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经天主教教友多次提出恢复天主教天星教堂，以便天主教教友进行礼拜活动，并经有关部门支持帮助，1993年12月工程总投资9.07万元，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98平方米天主教天星教堂正式落成。1993年华坪县天主教爱国会成立。

　　原始宗教：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教、俄兮簿教，普米族的韩归教，白族的本主崇拜，傈僳族的多神教,摩梭人的达巴教等，这些原始宗教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产生演变的具体时间很难确定。

　　以上各宗教的传入情况可以看出，百家争鸣、各领风骚的多元宗教信仰现象，在丽江市境内表现出以下独自的特点：

　　第一、丽江成为中国西南多种宗教传播的交汇点。从南而来的道教和汉传佛教不再往北，从北而来的藏传佛教顿足其间。也就是说，从丽江开始再往南已经没有藏传佛教，再往北已经没有汉传佛教。从西流进的基督教回旋于此，不再往东传播。它们犹如随山间溪水流入的金沙，沉积于底，重新组合出一种水中奇观、令人瞩目。

　　第二、宗教传播的多元性、侧重性。住在丽江市境内的纳西族吸收外来宗教呈多元化倾向，吸收外来宗教又有侧重性。傈僳族吸收基督教，丽江纳西族过多的吸收了藏佛传教噶举教派（白教），宁蒗县的普米族和摩梭人过多地吸收藏传佛教格鲁教派（黄教）和萨迦教派（花教），永胜汉族多信汉传佛教和道教。从总体看，丽江宗教为多元信仰状态。

　　第三、各种宗教互相融合。道教、汉传佛教的显宗、藏传佛教的密宗合二为一、混合流行。不少寺庙前期住道士，后期住和尚，或者道观改佛寺、佛至移蘸坛。丽江白沙大宝积宫壁画表现汉传佛教显宗、藏传佛教的密宗和道教杂揉的内容。可见，在丽江，求神拜佛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各教的宗教节日可以在丽江得到发扬推广。

　　第四、丽江地面庙多僧少。丽江的庙宇梵琳虽然遍地开花，但是少有自愿入庙当教徒者。而古城区、永胜县和华坪县却有一大批虔诚的在家女信徒，严守清规戒律，按期进庙朝拜。永宁的宗教徒则干脆把佛主迎进家门，设立家庭经堂，早晚烧香供奉，重大节日再进寺朝拜。

　　第五、传教不译经。外来宗教传入丽江，仍然使用传播派的语言，没有译成传入民族的语言，藏传佛教用藏语，汉传佛教用汉语，只有基督教的圣经译成傈僳文。语言隔阂导致情感生疏，情感生疏是难以找到顶礼膜拜的信徒。

　　第六、宗教领袖与地方土司的关系密切。丽江的木土司和永胜的高土司对外来文化都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特别是木氏，与传教者建立了广泛友好的联系，并以实际行动资助修建各派宗教的庙宇道观。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宗教的深入传播。

　　丽江市境内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有益于自身肌体的文化养料，保持稳定与动态的统一，既重视传承又不排斥外来文化，由此成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多元文化体系，创立了独特的多元信仰观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宗教活动随着政治运动而消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教自由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正常宗教活动也得到了保护，许多教堂庙宇得以恢复重建。在政府的支持下，丽江的文峰寺、指云寺作了修建，重塑了佛像。永胜的一些佛寺，永宁的萨迦寺庙作了不同程度的修复。修复较多的还有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堂；道教的洞经会又恢复组织，活跃在丽江的城乡。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活动也很频繁。

　　综上所述，丽江境内的藏传佛教历史上就与西藏和四川藏区有关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丽江历史上就是云南进入康巴地区的重要门户,在其它地方“势不两立”的各种宗教、派别，到了丽江却有了“儒、释、道”多教融合、共处的机缘。由此可见，丽江在整个藏区稳定和发展中有关特别的地位和作用，稳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稳丽，丽江稳，则康巴稳。

　　但是，多元文化观念使人重视博取而疏于专一，随处烧香而失之虔诚。民间少有自行组织的宗教团体，很多寺庙修复以后成为老年活动中心，不少宗教活动具有娱乐性质。而长期形成的观念，却没有随宗教活动的销声而匿迹，它注入丽江人民的思想，转化为民族的性格，充实和推动着丽江文化的发展促进和制约着丽江历史和进程。

　　丽江各民族宗教信仰情况较为复杂，既有现代宗教，骖原始宗教；既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或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的。丽江市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一些民族的民风民俗、民族艺术和节日，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