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宗教信仰

大地震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同时亦剥夺了无数幸存者所拥有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本。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断、人与人的关系中断、人与家庭关系的中断、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断……，脆弱的个体生命仰望苍天，面对着大地震带来的所有缺失，他们怎么活下去？活出精神来、见证自己的信仰？！

因此，灾后的重建，就不仅仅局限于钱财物质的捐助，它必然要涉及灾区民众的精神重建、认知重建与社会重建等重要方面。在这些灾后重建中，百废待兴，但以社会重建为重。因为一个稳定而诚信的“社会”重建，它们应当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同时也包含了信仰与认知的重建，并赋予它们以制度聚合的基础。所以，人们熟悉的各大宗教及其信仰体系，应当就是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

为生民立命

曾经有哲学家认为，信仰就是一种终极关怀，但对于中国人而言，终极状态下的关怀方式，则是中国人很特别的信仰。这种信仰，平常或许难以见得，或许难以理解，然而在特殊情景和特别需求之中，它却能够呈现特别的精神功能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我以为就是这样一种终极关怀，它甚至不需要特殊的宗教仪式，也没有特别的表达要求，只要是中国人，他就能够表达、能够实践这一特别的信仰。无论是在儒、道、佛的思想体系之中，还是在民间社会草根文化里面，天命信仰都具有它深厚的土壤，即使是在基督教之中，也充分渗透了中国人的这种生命信仰。对此，以救助人类苦难为信仰核心的各大宗教，面对着大灾难之中的生命信仰，它们当然也被激活了，正在散发着它们本来具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发挥出它们为生民立命的重要功能。实际上，天谴论、报应说、“88”数字迷信等等奇怪现象，不得不归因于宗教的缺席。在宗教失败的地方，就是迷信的泛滥。人们关注了岌岌可危的“命”，却忽略了千奇百怪的命“运”；注重了捐款献助，但不能忽略了精神资源的社会提供方式。

相对于那种乱七八糟的迷信而言，宗教是一种理性选择和社会行动方式。它们作为一种有规范的信仰方式，已经为当前灾区的心灵稳定和灾害救助提供相当制度化的帮助。比如，天佑中华！万人祈祷；人命关天，救人是天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弟兄姐妹为一家，万事都要相互效力……。它们无疑就是灾时救命、灾后重建的灵性资本和社会资本。

如果说，大灾中的生命救助主要是一种紧急救助行动的话，那么，灾后的社会重建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社会过程。它更加需要社会的投入，需要社会的自主和自助，而不再局限于国家、军队、行政权力机构的指令式行动了。因此，为生民立命，在灾后社会重建的层面上，更需要无数个体生命的自愿集合、自发组织、自主自助。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和漫长艰苦的社会建设过程。

宗教是一种社会交往结构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细心的人应当已经发现，灾区倒塌的无数房屋之中，有寺庙，也有教堂；在悼念死者和感谢生命重生的仪式中，也有烧香燃烛、双手合十、拜天叩地、两手划着十字架的身影；即使是现在的救灾现场，不少的宗教组织、宗教基金会、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在发挥着它们特有的灾害救助、社会服务功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之中，有和尚、有牧师。这些宗教组织，在这些救助行动之中，实际上就不局限于所谓宗教的信仰及其表达。他们为灾区民众提供的最基本功能，应当就是以生命信仰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组织整合行动。这些社会组织，虽然可以凭借信佛、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行动方式，把已经断裂了各种社会关系的人们再次聚合起来，进而为他们提供价值关怀和社会服务，共享生命高于一切的文化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参加这种互动形式的民众，他们认识了，熟悉了，彼此交往了，能够作为兄弟姐妹在一起分享共同的生活经历。

因此，这里讨论的所谓“社会重建”，就是作为人际关系的整合，是一切自我存续的人类群体，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领域，自身享有比较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甚至是一种制度聚合。这些宗教体系在为人类文明提供的各种信仰结构之中，本质上就已包涵有人们交往生存的共存关系和行动规范，并能为那些断裂了各种社会交往关系的灾民们提供一种固有的社会交往方式，进而以一种社会群体、文化团体的形式，来表达灾区民众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关怀。

在此，各种宗教体系所具有的灵性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能建构为一种社会交往资源，以一种人际交往结构的形式存在，并且以社会资本的规范、信任、互动的形式来表达人们之间的相互关怀和生活自救。这一点，应当是灾区社会重建、重建灾区社会－文化网络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所以，灾后社会重建的关键问题，是灾区民众的社会交往关系的重建、人群社会信任方式的重建、价值观念的共享及其地方社会的再度认同。它们将决定灾后社会重建的范式、特征和向度。

所以，当我们听到孩子们在废墟下面哭，我们也跟着哭，而为了把孩子从废墟中救出来，我们只能用手刨，恨不得每个人都变成千手观音的时候；当我们悼念失去生命的孩子、安慰孩子母亲的时候，变成了虔诚的孩子：妈妈，我在天堂里面很好；当我们看到人们出于爱心，一起行动，捐款捐物共享生命的尊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们在一起诵读经典，分享功德的时候，他们的功德就一定会为灾区众生回向，以一种社会群体的形式或生命共同体的结构，在从事社会结构的重建过程了。因此，禀赋有生命高于天、一方有，八方相助的那颗赤诚之心，就会相应具有了人际交往、利益互动和信仰持守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基础了。

因此，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结构的定义方式，实际上就已包含了社会重建的重大内涵。所以，我把它理解为讨论宗教与灾后社会重建问题的一个概念工具。这一概念，将强调人们对生命信仰结构、基层组织的重要性、人际互动关系的重建，更重要的是，它将把各种自愿组成的互助群体、社会团体视为灾区社会重建的重要基础之一，把认同于生命信仰的各种中国人，纳入一个能够生活自理、交往互动的生命共同体，从而使所有的灾区民众能够具有价值认同、社会归属之感，具有一种精神共享和彼此交往的社会关联，终而为灾区社会重建发挥多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