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东南与柬埔寨接壤，南邻泰国湾，西邻缅甸，东北以湄公河为界，与老挝毗邻。全国面积为5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00万。绝大部分是汉藏语系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2.7%；其次是南岛语系民族，占4%；南亚语系民族占3.7%。在汉藏语系民族中，泰语族人口占泰国总人口的81%，华人在人数上仅次于泰族，占泰国总人口的12.1%。

　　泰国官方文字为泰文，它是借用高棉字母创造于公元13世纪，而高棉字母最早则来源于南印度的一种文字。

　　泰国的“泰”，在泰语中是“自由”的意思，泰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勐泰”，其意为“自由之国”。泰国在古代原称暹罗国，1939年改称泰国，1945年2月又改称暹罗，1949年5月再次恢复泰国这个名称。

　　泰国素有“佛教王国”的美誉，南传上座部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国的政治制度、商贸经济、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民俗风情、城市建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盛行、僧侣众多、寺塔林立的佛国风光，构成了泰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佛教在泰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从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就在当时泰国境内诸多小邦国开始流行。就在大乘佛教传入的同时，印度婆罗门教也传播到了这一地区，三四世纪以后逐渐兴盛起来。十世纪前后，中部泰国信奉来自吉蔑的大乘佛教，北部泰国信奉来自缅甸蒲甘的上座部佛教。从十三世纪开始，由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在泰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融合了婆罗门教、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明清以后泰国华人中流行的汉传佛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泰国上座部佛教。

　　众多的佛教寺院、学校成了青年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合和基地，佛教的伦理思想、哲学观念被一代代的泰国人所接受，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泰国佛教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程中，泰国的各个佛教社团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后来佛教被宣布为国教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和佛教的护持者。于是，佛教的深邃智慧与和平主义的思想直接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成为泰国精神文化的核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泰国国内相继成立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不乏佛教社团，佛教思想成了泰国知识界、文化界联系民族感情、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有力武器。佛教使得泰国的民族思想和传统文化更具亲合力，表现出一种和平主义的精神特征。例如，当时的泰国总理拟定了“效忠民族规约”，在“规约”中阐明了每一个泰国人必须遵守的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尊重佛教胜于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佛教对铸造泰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作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泰国佛教，大约在汉朝以后，开始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传佛教有了往来。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就对泰国历史上古代金邻国、扶南国、林阳国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有了一定的了解。大约在公元244至251年前后，吴国曾派遣官员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回国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土俗》，书中分别记述出访东南亚各国的旅行见闻，记录了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其中康泰在书中就提及了泰国早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情况。如《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扬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只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蜜，暮市但货香花。”又说：“扶南国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镂，好布施，多禽兽。王好猎，皆乘象，一去月余日。”《太平御览．林阳国》说：“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万余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从以上史料中的“奉佛”、“沙门”、“持戒”、“斋日”、“布施”、“仁善”等，我们尚能了解到公元三世纪前后扶南国、林阳国的佛教信仰已经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虽然林阳国是当时泰国西部的一个小邦国，但佛教十分兴盛，且以大乘佛教为主，像禁止食肉等都是大乘戒律所要求的。

　　在吴国朱应和康泰的游记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泰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金邻国”。不过，遗憾的是这两部较早记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重要史料的著作唐代以后遗佚，故而我们只能从后人传抄的引文中了解两汉前后泰国的历史和佛教状况了。公元三世纪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的“吴赋”中提及金邻国时说到“金邻、象郡之渠”，并引朱应《异物志》说：“夫南之外，有金邻国，去夫南可二千余里，土地出银，人众多，好猎大象，生得，其死则取其牙，酋渠皆豪帅也。”这里的夫南即是扶南。

　　南朝刘宋时代的竺芝，曾于公元五世纪撰写过一本《扶南记》，其中也提及金邻之国。遗憾的是这部著作也早已佚失，好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有此文，才使我们了解到泰国早期的佛教历史。如引文中有说：“林阳国去金邻国(又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从这些汉文史料中，我们可以隐约得知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佛教就已传入到今天的泰国地区。我国史籍中所说的金邻国、林阳国便是公元三世纪前泰国先民孟人在湄南河流域建立的两个邦国。前者大约位于今天泰国那空帕统一带，包括北碧府南部、佛丕府和夜功府等地；后者大约在今天泰国的西南部。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泰国地区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240年，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遣苏那和乌多罗两位高僧到素湾那蒲密传播佛教，而素湾那蒲密就是中国古籍中提及的“金邻国”，有时也叫“金陈国”，而古时的泰海湾就叫“金邻大湾”。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昌盛的历史时期。中土、西域、天竺、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元二世纪末到六世纪之间，泰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扶南(即今柬埔寨)的统治之下，但是佛教却受到了扶南王朝的护持。作为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泰国，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译经弘法的极盛时期，扶南国不仅直接派遣高僧通过海路来中国传译佛经，而且扶南国还是当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僧人往来中国的海上必经之路。据史料记载，当时来往于中国的僧人，行程可考的大约就有十余人，其中三人是扶南国僧人，他们就是著名的僧伽婆罗、曼陀罗和须菩提。三位高僧曾先后到我国弘扬佛法、传译佛经，对中泰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曾派遣高僧曼陀罗抵达建康。《佛祖统纪》称“梁天监二年，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来进珊瑚佛像。诏译经于扬都。”他曾译经三部，即《宝云经》七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文殊师利般若波罗密经》二卷。《历代三宝记》称“沙门曼陀罗出《宝云》等经三部，合十一卷。……天监年初，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梁言弱声，大赍梵本经来贡献。虽事翻译，未善梁言，其所出经，文多隐质。共僧加婆罗于扬都译。”关于曼陀罗翻译的事迹《续高僧传》也有记述。

　　梁朝时，扶南国高僧僧伽婆罗随商船来到中国，自公元506年始，在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传译经论。《续高僧传》说：“(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津。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复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值齐历亡坠，道教凌夷，婆罗静洁身心，外绝交故，拥室栖闲，养素资业。大梁御寓，搜访术能，以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

　　僧伽婆罗在华译经十七年之久，共译经书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十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文殊师利问经》二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菩萨藏经》一卷、《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十法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传》五卷。

　　可以说，僧伽婆罗是当时扶南国来华僧人中翻译佛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高僧。据载，当初他在扬州寿光殿译经时，梁武帝亲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当时协助僧伽婆罗译经的中国僧人还有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续高僧传》对他的译经以及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评价甚高，称其“华质有序，不坠译宗。天子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所司资给，道俗改观。婆罗不畜私财，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临川王宏，接遇隆重。”僧伽婆罗于梁普通五年(524)因病圆寂于正观寺，春秋六十有五。

　　此外，受陈朝的邀请，当时扶南国的另一位高僧须菩提也来中国传教译经。《陈南海郡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中另附有“须菩提传”一节，如说：“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并见《隋世三宝录》。”须菩提曾长住扬州至敬寺翻译大小乘佛经若干卷。梁朝特设立扶南馆翻译道场，供扶南高僧译经之用。据史料载，扶南译馆的遗址，在今天南京鸡鸣寺后。

　　这一时期，除了扶南国直接派遣僧人来中国译经弘法，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僧人是从扶南国迎请或取道扶南而来中国的。例如像印度优禅尼国(印度古吉拉特以东，即今天的乌贾因)高僧拘那罗陀(又名真谛)，歌营国沙门菩提拔陀也是取道扶南国，经过越南来中国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扶南国为南海航路中南来北往的交通中心，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它从陆路又可通交趾国，其重要性与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国家于阗、龟兹的地位相当。不少中国僧侣赴印度朝圣学经都要在此歇息，然后换船渡海至印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朝刘宋时期我国僧人昙无竭于永初元年(420)招集佛门同人二十五人赴西域和东南亚诸国朝拜佛教胜迹、寻经问道，公元453年从海路返回广州，回国后著有《外国传》五卷。书中写到的伽罗奢木国、拘黎罗波利城、褒多黎城等都是当时泰国的古城邦。另一位僧人法盛也曾游历西域、南海诸国，回国后著有《历国传》。书中的“须变钵”，据泰国史专家谢光先生考证就是泰国著名的佛教城市佛统。昙无竭和法盛都是公元五世纪出访过泰国地区古城邦的中国僧人，也是目前所知史料中最早到过泰国地区的中国僧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游记著作已佚，我们无从更多了解当时泰国佛教的状况。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古代扶南为沟通印度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佛教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媒介作用。

　　《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扶南国传”不仅反映了南朝对扶南国地理及宗教民俗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而且从扶南国致中国的表文中，我们也能清楚地了解到泰国先民对南朝政治经济以及兴隆的佛教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例如，永明二年扶南国国王派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致中国的表文说：“仰序陛下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伏。”称赞皇帝供养三宝的善举。而且，还敬献了“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等礼品。与此同时，表文中也反映了扶南国佛教信仰的盛况。如说：“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国土悉蒙佑，人民皆安宁。菩萨行仁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历生积功业，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数，财命舍无遗。生死不为厌，六道化有缘。具修于十地，遗果度人天。功业既已定，行满登正觉。万善智圆备，惠日照尘俗。众生感缘应，随机授法药。佛化遍十方，无不蒙济擢。皇帝圣弘道，兴隆于三宝。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不难看出当时泰国佛教的盛行，人们对大乘教法也有较高的认识。

　　从有关史料来看，晋、梁时期，中国与扶南国都十分看重互派使者与佛教文化交流。扶南国派来此间的使者与僧人就有不少。《历代会要志》中记载有“晋武帝。扶南国遣使进金像、象牙塔”等。《法运通塞志》卷三七说：“梁大同六年，扶南国王遣使朝贡，请释迦像及经论。敕赐。”《历代会要志》卷五二说：“梁武帝。扶南沙门进珊瑚佛像。”又“梁武帝。扶南国遣使朝贡，请佛像经论。”与此同时，晋、梁两朝也派遣了不少僧人前去扶南国寻经求法。例如《续高僧传》中提到的“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乃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说明当时的扶南也是各国名僧云集、大乘佛教兴隆的时代。从总体看，从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下半叶，据不完全统计，扶南国以及泰国当时其他小邦国派使臣来中国约有十五次，其中不少奏表都盛赞中国敬仰三宝、佛法昌盛。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海南诸国．扶南国传》中的两则重要史料：一是该传提到的“天竺旃檀瑞像”；二是有关佛陀圣发一事。据史料记载，“天监二年，扶南国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我们知道，旃檀佛像是佛教艺术史上著名的佛像之一，对此佛经中有所记载。传说佛陀在世时，说法于忉利天，而优填王思慕不已，请大目犍连运用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摄匠手登天，视其相好，归而刻像。这便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佛陀造像。后世所记这尊造像“身长丈六，赤紫金色，人世间金绝不可拟，独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由此可知，旃檀像是十分珍贵的佛陀造像。宋人《铁围山丛谈》卷五曾说，梁武帝时曾发兵越海求取这尊罕见的旃檀木佛陀造像。大约是当时的扶南国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在天监十八年遣使臣赍送天竺旃檀佛陀瑞像前来梁朝。起初这尊佛像供养于金陵瓦官阁中，瓦官阁即是东晋时修建的瓦官寺，后来南朝梁武帝时又在此造台殿，更名为瓦官阁。其遗址据考证在今天南京中华门内西南隅花盝冈南。这尊扶南国赍送的佛像自梁朝传入我国后，经陈、隋、唐、吴杨氏、南唐李氏一直传承到了宋朝初期，宋太宗时将旃檀瑞像迎请到新建造的金陵启圣禅院供养，其后这尊圣像就下落不明了。

　　梁朝大同五年，诏遣沙门释云宝迎请“佛发”一事，可算是中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史料曾说梁武帝时“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后来西域胡僧慧达在阿育王塔掘得一块石碑，碑下有铁函，铁函中有银函，银函中又有金函，金函中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梁武帝十六年时，再次掘出石函，从函内的琉璃碗中得四舍利和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其后，梁武帝礼拜阿育王塔，并举行无碍大会，将舍利和佛发安奉在此塔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首次在陕西耀县神通寺地宫发掘出土了有记载的佛发舍利。但是梁朝大同五年从扶南国迎请的佛发此后的情况究竟如何，后世文献少有记述。

　　其次，《法苑珠林》还记载了齐建元中番禺毗耶离精舍藏有一件来自扶南国的造像，但是不知道这尊像的起源与来历，只说“形甚异常，七八十人乃能胜致。……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辄泪汗满体，岭南以为恒候。后广州刺史刘俊表送出都，今应在故蒋州寺中。”扶南国的这尊造像究竟是佛像还是婆罗门造像，所记并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泰国与中国佛教界往来频繁，在佛经翻译、经教会通、佛像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广泛的交流和接触。

　　三、隋唐宋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在泰国南部地区又出现了赤土国、盘盘国(今佛丕、华欣地区)、哥罗(克拉地区)、狼牙修(六坤地区)和堕罗钵底等一些小国家。尽管这些邦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都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佛教文化交流。

　　隋代文献中一般将泰国称为“赤土”。《隋书．赤土传》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赛。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居僧祗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并称当时的泰国“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当时的泰国并行发展。

　　隋朝时期，值得一提的是607年隋炀帝曾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使团出访泰国地区。据载，常骏的船队到达赤土国时，该国国王曾派婆罗门鸠摩罗率舶三十艘来迎，敲击蠡鼓，以乐隋使，可以说受到了赤土国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

　　这一时期与中国往来的泰国小邦国还有盘盘国。其实，远在公元424—464年间，盘盘国就派使者出访刘宋王朝。其后的公元527年、529年、534年又三次派遣使节到梁朝，送来象牙、画塔、舍利以及沉檀等各种名贵香料作为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627—649)，盘盘国还遣使入唐。《旧唐书》卷一九七记盘盘国“皆学婆罗门书，甚敬佛法。”《新唐书》则说：“盘盘国，有佛、道祠，僧食肉，不饮酒。贞观中，再遣使朝。”杜佑《通典》“盘盘”条则说：“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不饮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读阿修罗王经，其国不甚重之。俗皆呼僧为比丘，呼道士为贪。”说明此时的泰国已经完全以佛教信仰为主，婆罗门教已居于次要地位。

　　公元六世纪以后，古代扶南国开始衰落，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起了堕罗钵底王国。该国的前身就是泰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国——金邻国和林阳国。这是泰国海湾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发达，统治着泰国湄南河下游以佛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杜佑《通典》“投和”条记载：“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其国……其国市有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大唐贞观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榼、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十品。”可见唐朝时泰国与我国广州海上交通和朝贡贸易关系甚为频繁。而且，堕罗钵底时期的经济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兴盛与传播，因而佛统自古至今一直是泰国的佛教文化活动中心。

　　关于堕罗钵底时期的泰国佛教，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提及，但遗憾的是玄奘法师终因“山川道阻，不入其境”，未能留下记录。所幸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当时的泰国佛教有所记录。义净法师在其书中称堕罗钵底为“杜和钵底国”，如说“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其中的郎迦戍国就是泰国境内的狼牙修国。唐朝不少僧人曾游历过当时泰国的一些邦国，如成都义朗法师等曾“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此外，当时洛阳的义辉、荆州江陵的道琳都曾经过泰国本土前往印度问学求法，而义辉法师因患疾病客死郎迦戍国。其中义净法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提到了中国唐代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在杜和钵底国出家求法的事迹。新旧《唐书》称当时的泰国为“堕和罗”或“投和”。杜佑《通典》中说投和“有佛道，有学校。……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公元638年和649年，堕罗钵底曾派使臣访问唐朝长安，交换两国国君的书表，使者受到了大唐帝国的热情接待。

　　堕罗钵底国的都城就是泰国现在的佛统市，这里也曾是泰国古代金邻国的都城。据泰国史料记载，佛统城创建于公元前1000年，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因为这里是公元前三世纪佛教最初传入泰国的地方，泰国史学界和佛教界习惯上把佛教开始传入泰国到堕罗钵底王朝这一时期统称为“堕罗钵底时代”。

　　堕罗钵底时期的佛教十分兴盛，泰国最古老的佛教造像及佛教艺术都源于这一时期。考古发掘表明，佛统城出土的堕罗钵底时代的佛教遗物最多，如覆钵佛塔、石刻法轮、伏鹿以及雕刻着摩揭陀文经句的石板，据考证都是印度佛教尚未出现佛陀造像之前的象征艺术作品。根据泰国史学家昙隆亲王《暹罗佛教史》介绍，堕罗钵底王国时期所建造的佛塔和其他象征艺术作品都属于早期的小乘佛教。

　　堕罗钵底的佛教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是泰国最早形成的佛教艺术流派，称为堕罗钵底风格。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深受印度笈多佛教艺术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传入泰国的印度式金塔就建于堕罗钵底时期的都城佛统。这座高达127米的佛塔，塔内珍藏着佛骨，为世界上最高的佛教遗址。

　　在堕罗钵底时期，泰国北部出现了一个延续六百多年的哈里奔猜国，其国王为女性，一直盛行上座部佛教。此外。由于孟人公主台萨末旦维从南方迎请了一批锡兰僧人，从而使佛教在泰国北部地区广为传播，该公主仅在南奔府就修建了500余座佛寺。可见，堕罗钵底时期泰国各地佛教都很繁荣。

　　宋朝的汉文文献中对泰国也多有记载，如赵汝适的《诸藩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等。虽然这一时期泰国的大部分地区被真腊国统治，但佛教的发展均十分兴盛。如说“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谓之阿南。”僧道则“僧衣黄者有室家，衣红者寺居，戒律精严；道士以木叶为衣，有神曰婆多利，祠祭甚谨。”由此可知，真腊国盛行的大乘佛教对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四、元明清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往

　　元朝时，今天的泰国分别为暹罗国和罗斛国。元初蒙古曾发兵入侵泰国。公元1289年罗斛派遣使臣出访元朝，与中国通好。其后不久，暹罗国也与元朝恢复了正常关系。此后，元朝和这两个国家往来频繁，海上贸易十分兴盛。中泰友好关系和海上交往的高潮，出现于十三世纪末期的暹罗王敢木丁亲自访问中国。公元1294年，暹罗国派遣使臣来华时，元成宗正式邀请暹罗王敢木丁访问中国。敢木丁即是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创立者拉玛甘亨。他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元朝大臣杨秀的陪同下访华，来回都是经由海路。次年，敢木丁第二次出访中国，回国时元朝皇帝赐赠不少礼品，并且带走大批中国制陶工匠，从而促进了泰国制陶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到了公元1349年，罗斛和暹罗合并，称为“暹罗”。

　　元明时期，泰国处于南北朝时期，南部主要由素可泰王朝管辖，北部则由兰那泰王朝统治，但双方均热心于护持佛教，所以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且说到兰那泰佛教，不能不提及与我国云南傣族和傣族佛教的关系。傣族与泰国的泰族不仅血缘相同，而且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也都基本相同。大约在隋唐时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就从泰国和缅甸分别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傣族上座部佛教，则直接由泰国兰那泰传来。13世纪傣族傣渤文字的产生与佛教的流播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西双版纳的傣渤文就是从泰国北部的兰那泰文衍变而来。可以说，泰国佛教与傣族佛教的友好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傣族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傣族的影响，云南其他民族如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景颇族等也信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由此云南西双版纳、德宏地区成了中国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唯一区域，从而成为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的重要一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容。

　　明代中国史料一般称泰国为“暹罗”。这一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随着明王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航行东南亚各国，明朝与泰国的关系也不断得到加强。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270年中，泰国阿瑜陀耶王朝(亦称大城王朝)派遣使节出使中国共有112次，特别在明朝初年，几乎年年都有使团，如1373年一年就达六次之多。值得一提的是1377年，当时的王侄昭禄群膺，也就是1395年即位的国王罗摩罗巢曾来中国访问。明太祖朱元璋专门派使臣往赐阿瑜陀耶国王“暹罗国王之印”。此后，阿瑜陀耶王朝正式称为“暹罗国”。与此同时，明王朝也派遣使团出访暹罗有19次之多，仅1403年就先后派使团赴暹罗国赐印、颁诏、赠送礼品等达四次。1404年明成祖还命礼部赠暹罗国《烈女传》百部。14世纪末，暹罗国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的国子监学习。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明代各种游记和奏表中对泰国历史、民风和宗教信仰的记述比已往更为详细，因而也使我们对暹罗时期的佛教有了不少了解与认识。明人罗日褧在《咸宾录》中评说暹罗人“好诵佛经，字皆横书横诵。”又说明朝时的柯枝(即古代的盘盘国)“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范金为佛。佛座四旁砌成沟渠，中穿一井，每旦鸣钟鼓，汲井泉以灌佛顶，数回已乃礼之。”黄省曾则在《西洋朝贡典录》记说暹罗“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是多僧尼，有寺刹而持斋戒。……其送死，亦命僧斋诵而礼佛。”明人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记述了泰国佛教与丧葬习俗，如说“妇女多为尼姑，道士能诵经持斋，服色略似中国，亦造庵观。能重丧礼，人死气绝……设佛事葬之。”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暹罗时期泰国佛教发展十分迅猛，形成了全民信教的局面。广大百姓敬拜僧人，将出家人视为解除人们痛苦和烦恼的精神导师，大凡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等都少不了迎请出家人出席。在城市和乡村当中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礼敬法师、崇尚僧人的社会风习。

　　成书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的《海语》，较翔实地记述了暹罗国对出家僧众的景仰与崇敬。如说：“其国右僧，谓僧作佛，佛乃做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凡国人谒王，必合掌跽而扪王之足者三，自扪其首者三，谓之顶礼，敬之至也。凡王子始长，习梵字梵礼，若术数之类，皆从贵僧，是故贵僧之权侔于王也。……贵僧为请于王，王乃宥之，没为僧奴，谓之奴囝。”

　　这段引文如实记述了当时泰国百姓礼敬僧王的情形，敬拜僧王如同礼拜佛陀一样，明确指出僧王的权利几乎等同于国王。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泰国贵族学习文字和其他文化知识都须向僧人请教。甚至有些犯了罪的人，只要僧王出面向国王说情，就有可能得到赦免，成为“僧奴”。

　　明朝随着郑和多次出访东南亚，尤其是暹罗国，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575年和1577年，明朝聘请暹罗使团的翻译作为泰语教师，他们与中国学者合作编纂了早期的泰汉词典《暹罗译语》。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这本词典的抄本和复制本。1578年，在明朝大臣张居正的建议下，在“四译馆”中增设了“暹罗馆”，招收了马应坤等12名学生学习泰文，培养了不少中国的泰文翻译人才。西方学者斯金纳在其《古代暹罗社会》中曾这样评价中泰两国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和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为了巩固两国的友谊、常互致金叶表文。因缺乏精通泰、汉语文的翻译人才，以致中国皇帝不能理解来文的意思，于是就派四名通事(翻译)常住暹王宫廷为暹王任翻译。从此两国表文通达，外交顺利发展。”可见他们为促进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清初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华人移居泰国，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十九世纪中叶，曼谷王朝为了弘扬佛法，大兴土木，修建寺院佛塔，曼谷成了泰国佛塔之都，其中不少佛教建筑和宫廷建筑都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印迹，例如郑王寺和素塔寺。1784年修建的玉佛寺，经过后代国王的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庞大的建筑规模。其实，这座代表国家和供王室礼佛的寺院，分别吸收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建筑的手法和风格。从总体看，泰国的佛寺建筑在本民族传统的干栏建筑工艺的基础上，融和了中国建筑的特点，如墙的顶部以中国式的花卉佛雕代替传统的泰族木雕，并设计了中国式的拱门和圆窗等。有的佛寺还装饰了象征福禄寿的牡丹、菊花、青松、蝙蝠、梅花和丹顶鹤等装饰图案。最典型的建筑莫过于拉玛三世执政时亲自主持修建的太子寺，采用了中国建筑形式，屋脊装饰双龙戏珠，佛殿柱石为龙蟠雕塑。而曼谷王朝拜巴茵宫中的天明殿则完全模仿了北京故宫建筑中的一座宫殿。据说，在拉玛三世时建造和扩建过的六十余座寺院中，就有十五座完全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和装饰风格。

　　华人移居泰国的同时，也将历史悠久的汉传佛教带入了泰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广东籍僧人续行法师到泰国讲经说法，筹资兴建了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大乘院龙福寺，后来又相继修建了龙莲寺、龙华寺，被泰国人民尊奉为“三龙古寺”。其中龙莲寺修建时间长达八年之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拉玛五世曾钦赐寺名为“挽功甲玛越佛寺”，续行法师也获封华宗大尊长，僧衔为“真旺三摩地哇大师”。

　　五、二十世纪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清朝末年，泰国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达七十余万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据泰国官方统计，华人已达四百多万。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汉传佛教在泰国得到迅猛发展和弘扬，其标志之一就是先后成立了许多佛教社团和修建了不少寺院。较为著名的社团就有：中华佛学研究社、泰国华人佛教会、合艾莲花阁念佛会、大光佛学社、义和念佛敬德社、莲华佛教社、龙华佛教社、光华佛教会、明莲佛教社、保宫亭佛教会、普教佛教社、敬德佛教社、万华佛教社、寿光念佛社等。

　　可以说，泰国大乘佛教的兴盛和繁荣是与中泰两国佛教徒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泰国华裔法师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泰国著名佛教学者陀达沙就是一位华裔，他曾将中国佛教禅宗要籍《传法心要》和《坛经》译成泰文，把中国佛教文化介绍到泰国佛教界。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泰国当今获得最高爵位的比丘。此外，泰国历史学家、佛学家披耶阿努曼拉查东也是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著作200多种，泰国国王曾多次授予他“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荣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泰两国佛教文化交往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在太虚法师等的热心倡议和带领下，悲观、等慈、性教、圆觉等法师组成了“暹罗留学团”，在曼谷越特玛哈塔寺学修上座部佛教教义和历史。留学期间，不但受到中华佛学社信众的热情接待与帮助，同时也受到泰国政府和僧伽社团的欢迎与支持。等慈法师在曼谷潜心学法五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返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的时期。尽管那时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两国佛教界一直有交流和往来。1956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佛教座谈会，并且拜会了中国佛教协会，参拜了佛牙舍利以及广济寺、雍和宫。三位泰国大宗派的法师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采访，回国后在报纸上称赞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正式建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称赞此举“在中泰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佛教友好交往也逐渐增多。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1981年，泰国佛教僧伽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大师的亲切会见。

　　1984年，前来中国访问的泰国佛教代表团就达六七个，比较重要的有：曼谷僧侣赴华献佛观光团、泰国佛教观光团、泰国华裔僧侣访问团、泰国佛教访华团、泰国达摩旅行团等。来访的泰国官员、王室成员拜会中国佛教协会，参访名山古刹，斋僧布施，表达对中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

　　八十年代初期，正值我国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大寺院恢复之际，泰国佛教界和华人华侨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维修建设，向中国佛教界赠送了大量玉制佛像。这些带有泰国上座部佛教造像风格的佛像，如今分别供奉在江苏、四川、广东、云南、西藏等地的著名寺院之中，堪称中泰佛教友好交流的生动见证。

　　1985年，泰国学者代表团应邀访问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当地的著名寺院、佛塔和文物古迹，考察了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渤文的起源。泰国国家图书馆专家滕米特先生感慨地说：“泰国北部古时有个兰那泰王国，在各个方面都和西双版纳很相似。近百年来，泰北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西双版纳农村的景象却与泰北佛寺古代壁画中的生活情景差不多，可说是古代泰族农村生活的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泰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率团赴曼谷参加“国际佛教文化学术交流会”，在会议上泰国佛教徒对赵朴初会长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提法既符合佛教教义，又适合当今时代的特征。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参观访问，受到泰国许多佛教社团组织的热烈欢迎，泰国僧王也亲切会见了赵朴初会长。

　　198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率团专程前往曼谷参加泰国僧王的荼毗仪式，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泰国佛教领袖的哀悼之情。为了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和增进两国佛教交流，中国佛教协会还于1990年6月选派10名云南上座部佛教年轻僧人赴泰国留学。

　　1992年泰国华宗大尊长仁德法师访问中国，参加了在广州潮州开元镇国禅寺泰佛殿的解夏活动，参访了广州六榕寺，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后来，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泰国时，受到泰国僧王、长老会主席以及佛教协会、青年念佛会等佛教组织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

　　1993年泰国第十九代僧王智护尊者首次访问中国，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亲切会见，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泰国僧王此次来访为两国更高层次的互访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两国佛教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4年，为了庆祝泰国国王登基50周年和中泰建交20周年，应泰国政府邀请，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瞻礼。1994年11月底至1995年2月，法门寺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两个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达三百万人次，泰国国王、僧王及王室成员、政府总理、议会议长、军队将领等亲往瞻拜，堪称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