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邺城时代的佛教文化遗存（2）

　　打开先人“精神家园”之门

　　探寻邺城时代的佛教文化遗存（2）

　　靳文华 李晓玲

　　邺城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一站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大包容性，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原。但要被文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中原人接受，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而这是一个长达500年的渐进演变过程，直到南北朝末期佛教禅宗的诞生，才标志着这一融合基本完成。邺城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是重要一站，中国佛教最初的几位最著名的大师，都与邺城有不解之缘。

　　佛图澄（公元232—348），中国史书记载“神奇传说最多的高僧”，有说他是印度人，也有说他是西域人。因佛教在西域各民族中是“戎神”（战神）的象征，所以西域各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十六国政权，都对佛教十分推崇，佛图澄就是被后赵石勒、石虎尊为国师来到邺城的，在后赵的影响非常大。《晋书》载“澄时止邺中寺，弟子遍于郡国”，他到处巡游宣讲佛义，并兴立寺庙839所。由于后赵是北方十六国中最大的国家，他的影响遍及北方，以至后世有“大教东来，至澄而盛”之说。而“和尚”这一称谓，当初也曾是皇帝对佛图澄的专用称谓，后来才成为对所有男性佛教徒的共同称谓。佛图澄116岁圆寂于邺城邺宫寺，葬于邺地。

　　道安（公元314—385），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高僧。早年在邺城寺院遇佛图澄，“遂师事之”，并受到非常的器重，成为继承人后，在晋冀鲁豫一带广收门徒，后又到江南、长安传道。由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使其成为佛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他对数百年来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论述和注释，又为寺院订立了条例，被后世尊为“佛法宪章”，他是创立中国佛教“清规戒律”的第一人；他还为信徒们统一了姓氏“释”，一直沿用至今。在佛学思想上，他融合了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学两大门派，为以后的禅宗诞生打下了重要基础。

　　而道安在邺地收授的弟子慧远，更是一位具有高度传统文化修养又精通佛教的宗师，他通过儒道钻研佛教般若学，又用佛教思想改造儒学传统文化，使佛学与儒学兼容互惠，为佛教的中国化、为禅宗的诞生从理论和实践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由于这几代大师的影响，邺城才成为一个时代佛教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史称邺下有寺院4000余，今天虽然已全部湮没地下无从核对，但从邺城文保所现存出土佛造像等佛教文物占极大比例和出土地点分布十分广泛这些特点看，此说不会有错。

　　这次考古发掘的结论是，这是一座坐落于邺城中轴线上、邺南城朱明门外的某皇家寺院里的佛塔塔基遗址。建筑年代为高欢迁都之后到北齐灭亡的40年间。它的建筑技术继承了北魏时期的建筑特点，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它的柱网结构之密，基槽之深，表明其是一座高度相当可观的方形木塔。而砖涵的发现，则证明了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寺院，还没有形成地宫形制的舍利圣物瘗埋制度。

　　但是，还有未解之谜。何利群先生说：“根据中国有塔必有寺，且很多是‘前塔后殿’的建筑特点，周围应当有大型寺院遗址，为此我们在塔的周围、尤其是北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发掘，但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大殿的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史书上曾记载了北齐的许多有名寺院，不少著名的政治事件都与这些寺院有关，这座居于这么重要中轴线上、离皇城又这样近的寺院，是否其中之一？而那位高僧又是谁？这都给我们留下待解之谜。”

　　考古的魅力似乎也正在这里，它在不断地发现，不断地书写新结论；又不断地颠覆这些结论，重新书写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