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之道 文明依托

　　和谐之道 文明依托

　　2005年6月，撰文对“和气东来，和风西送”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中“和”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认为中国以“和”作为“文明依托”的和平发展，必将为世界所接受，为世界作出贡献。

　　关于“文明依托”

　　纵览世界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盛唐以儒释道文化、文明为依托。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中往往有一个全民的宗教(基督教)作为其联络民众情感精神的核心。因此，康有为曾主张，中国要强大应提倡“孔教”。章太炎则认为，中国要强大应倡导佛教。还有人提出要“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些，都已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也并不主张全民都去信仰宗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宗教毕竟是一种约束人们的虚幻的精神追求。 “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宗教的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所以，马克思紧接着上面这段话，又意味深长地写道：“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在告诫我们，既然人在实现彻底解放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达到“围绕着人自身转动”的漫长的过程中，总有“围绕着人转动”的宗教会与之相生相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那么我们就应该既要有明确的目标，坚定方向，锲而不舍；又不能空谈目标，好高骛远，操之过急。我们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到“虚幻的太阳”——宗教“总是围绕着人转动”的现实过程中来。

　　我们今天不应该再去提倡以什么宗教去代替民族文化，但也不应忽略世界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这一基本史实，不应忽略宗教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精神文化传统中，宗教和宗教文化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我认为，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还包括善于发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础作用，甚至发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因为，文化不仅有站在时代前沿、引导时代前进的、科学的先进文化，还要有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和支撑的大众文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华民族要自立、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有自己文化的中流砥柱和文化基础。

　　关于“文化自觉”

　　今天的美国如此气势汹汹，除了“财大气粗”，有其经济、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振振有词”，有其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文化”。现在美国是借助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感召力，依靠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力，为其在全世界的霸权行径提供舆论基础，树立法理依据，贴上“正义”标签，罩上神圣光环，使美国因此而能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谋求全球政权变革，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尔语)。美国虽然不能不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打交道，表示要致力于“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所谓“变化中”就一直抱有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含义。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趁着其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必然要趁势而上，在突破口(民族、宗教领域)对我“西化”、分化的攻势当然会咄咄逼人。应对来自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攻势，从根本上讲要靠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更优、更强、更能服众，更有吸引力、感召力、穿透力和渗透力。但回头一看，我们不能不正视和警觉，当前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薄弱环节。“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我们讲了多年，虽有改进，但好像总是“硬”不起来。面对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宗教亦呈增长趋势。这种景象，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充满了生机，令人一则以喜；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心浮躁，潜伏着不安，令人一则以忧。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如果说当前社会发展是我们的“短腿”，意识形态领域如何抵御“西化”，宗教领域如何抵御渗透，则是我们的“软肋”。

　　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中国制造”在不断走向世界；一方面“西方观念”在不断侵扰我们。来自意识形态的“西化”、特别是来自宗教领域的渗透，使我们防不胜防，好像我们总是居于守势，好像世界上谁都可以渗透我们。我们讲“民族复兴”，常忆及中华民族曾有过的历史辉煌——盛唐气象。但那时更多的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是对外来文化“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气魄，是敢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月的气慨，是中国文化影响别人的作为，没有听说过要担心什么外来的渗透。

　　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并不逊色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在多元化的世界里，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应当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定能解决好的问题。(费孝通：《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载2000年10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在当前境外利用宗教不断加剧的渗透和意识形态不断对我“西化”的凌厉攻势中，我们才能审时度势，扭转劣势，抢占优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危机和契机

　　由此说开去，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作为，要有推动世界文明建设的大贡献。

　　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文明的现状，立即看到，曾经盛极一时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扰。“9·11”事件突发后，美国总统布什脱口而出，要用“十字军东征”(Crusade)打击恐怖主义，遭到穆斯林国家的抗议而不得不道歉，改为“正义无限行动”(Operation lnfiniteJustice)的提法后，穆斯林国家仍然不满，认为冒犯了真主的权威，遂再次改为“持久自由行动”(Enduring Freedom)的提法。这并非简单的口误，而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使然。亨廷顿的一段话可以作其注解：“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当然，亨廷顿的这个说法也有失偏颇，我们反对把特定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与特定的宗教挂钩。但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确盛行于基督教“全球化”、“普世化”的大势中，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则的确孕育和发展于伊斯兰复兴大潮中。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连绵不断，“单边主义”也就“理直气壮”地招摇于世。在此同时，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会相伴而来。美国以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文化基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则企图利用伊斯兰复兴浪潮为其文化背景。“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其实是在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欲取而代之。因此才有“‘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的脱口而出并“令它们彼此相像”。美国以雄厚、强大的美钞、美援、美资、美军为背景，既要反恐，也要称霸；国际恐怖主义以原教旨主义崛起的大潮为背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长此以往，只能陷入纠缠不清、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感言：“长期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只能激化同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统治全球还是领导全球》)当今世界，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不安宁因素的增长也成为普遍的世界现象。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霸权主义的攻势遍布世界，恐怖主义的活动依然猖獗，世界因此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这其实是一种“文明依托”错乱的危机。

　　对此，我们要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但也不是冷眼旁观，无所作为。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自身时，不能不为今天的中国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御“西化”、在宗教领域抵御渗透而担忧、而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风物长宜放眼量”，看看这种来势汹汹的“西化”和“渗透”其实也是色厉内荏，它后面也有自身的困扰和危机。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担忧有焦虑。当然，我们不会因人家的不幸而幸灾乐祸，但也要敏感地看到，人家“文明依托”错乱的危机，正是我们“文明依托”构建的契机。

　　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个契机也是一种机遇。回想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迅速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在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中国人竟意识不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这种一落千丈的变化，还是“忧时者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形不前，当国者人醉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的地位正在发生蒸蒸日上的变化，世界又送给我们这个构建“文明依托”的契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借用佛家的话讲就是“一时千载，千载一时”啊!哀莫大于心死，喜莫大于心盛、心齐。我们放眼世界，审时度势，就应该生出时不我待、抓住契机、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的决心、信心和“欢喜心”，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和谐离不开世界的安宁。就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和平发展，必须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一样，中国和平发展的“文明依托”，也应该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

　　中华文化“和”的内涵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应该放开眼界观量、敞开胸怀接纳全球人类的智慧。同时，又要从自己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中，融摄历代圣哲贤人的智慧精髓，包括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李瑞环同志2002年在英国的演讲)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旷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佛教文化经过两千年已融人中国文化，其中就蕴涵着“一团和气”，氤氲着一股“和风”。佛教基于其缘起思想和平等观念，向来都是讲“和”，是主张和平的宗教。按照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万事万物息息相关，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平等致“和”，“和”从平等中确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平等意味着互相尊重、信任与合作。彼此平等相待，就能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建立友爱、诚信、和谐。平等促使人们生起慈悲心，互相理解、谅解、宽容，不至兵戎相见，有助化干戈为玉帛。因此，佛教确立了不杀生、非暴力的原则，从而也就使维护和平成为佛教实践主体的本质要求。佛教还特别强调内心的和平。佛教认为只有内心平和与安定，才有外在的和平与安宁。外部的“净”来自心“净”，外“和”来自心“和”，“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所说经》)。因此，针对世间提倡生态环保，中国海峡两岸的佛教界则最早提倡人类自身的“心灵环保”，就是要以内心的平和与安定，来带动外界真正的和谐与安宁。佛教僧团还有“六和敬”规则——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今天人类精神的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加速，需要新的六“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今年4月在“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上，200多位僧人一致提出，要“两岸一家亲，家和万事兴”，要“为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5月在曼谷举行的有4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佛教大会”上，我的一篇《和气东来，和风西送》的致辞，引起与会者关注。大会通过的宣言，一致支持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将进一步深入挖掘佛教“和”的内涵。

　　“让中国的和气被全世界吸纳”

　　今天的中国，对外奉行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对内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就睿智地看到，“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罗素：《中国问题》)

　　我们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的内涵，是要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推进“文化复兴”的大工程；是要在世界“文明冲突”的困境和“文明依托”的错乱中，抵制文化的隔绝和霸权，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为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带来一团和气，吹拂一股和风。昔有“紫气东来”，今有“和”气东来；人叹“文明冲突”，我倡“和”风西送。

　　当然，“一团和气正在华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风正在神州大地吹拂”，这还只是开头。我们要对着西方——“和”气东来，向着世界——“和”风西送，也还只是意愿。因为“和”的本身，就只是开头——一个重要的、对意境营造的开头。“和”字本义，源于音乐，从龠从禾，最早指古代的一种笙管乐器。“龠”乃象形，表示一组管子组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发出多样而又相融的声音，其意就是“和谐”，而本质在“不同而和”——“不同”才能“和”，否则就只能是“齐”(齐唱、齐奏，千人一面、万人一腔)而已。在音乐审美的经验层面，齐唱和齐奏的效果远不及“和”。就文明构成看，“和”还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局面，而不是终极价值。比如，不同的笙管一齐吹奏，只要“和谐”，便可达到悦耳动听，也就是美。但那是结果而非原因，和谐之美，深究起来，需要每根笙管保有各自的乐谱和旋律。今天的中国的文化复兴或文明依托，还匮乏作为人生导引、民族精神的乐谱，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改写过去的乐谱，并以新创制的声律替代。否则纵然有一根根可以奏响的不同笙管，也有倡导和谐效果的优秀指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意愿，却仍有可能出现“无音相和”的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对西方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人文理性与基督教文明，中国的文化复兴，无论儒、释、道、民间传统，抑或是新创价值，往下看来还是不得不呼唤自我的乐谱，也就是呼唤本土的作曲。不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世界才能真正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罗素语)所感动，所折服。这也是我们应有的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