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转换、失调与调适

　　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转换、失调与调适

　　在改革开放中，整顿治理经济环境，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不能不关注和研究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问题。198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此文就这一问题谈了一点认识。

　　社会心理品格对经济秩序的两重作用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映，(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恩格斯认为，社会意识是有结构层次的，它包括最直接的比较低级的人们的日常意识，比较高级的意识形态形式即法律、政治等，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他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其中最直接的比较低级的日常意识就是社会心理。它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群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并且是不定形、不系统、不稳定的，诸如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判断，诸如感情、情绪、需要、动机、愿望、信仰、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等。当然，这种结构层次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在低层次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当中，也包含着某些高层次的社会意识的因子，只不过以相对粗糙、朴素的形式存在着，如政治心理、宗教心理等。

　　社会心理属于社会意识一般，它同其它任何社会意识形式一样，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心理作为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又属于社会意识特殊，它被社会存在决定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具体机制，具有与其它层次的社会意识所不同的特征：它是对社会存在的最直接的反映，而不是“悬浮在空中”的间接、曲折的反映；它是对社会存在的零散、肤浅的反映，而不是系统、深刻的反映；它是社会意识的结构中最活跃的、不定形的层次，而不是如其它社会意识形式那样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层次；它是通过感染、暗示、摹仿等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感情、情绪、需要、动机、愿望等，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等方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理性地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

　　社会心理的这种作为“无意识的社会意识”的特征，使其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展现出两种品格：一是直接敏锐、跟踪反映的品格，二是肤浅粗糙、朦胧无序的品格。而这两种品格，对当前我国的经济秩序又起着显性和隐性的两重作用。

　　社会心理的直接敏锐、跟踪反映的品格，使它的波动往往成为经济运动是否稳定有序的一种显性指标。例如，在宣传价格改革勇闯难关之前，物价问题上的社会心理指标已经一再亮起红灯。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早在1987年5月，对物价表示不满者占79．9％，担心物价进一步上涨者占92．8％，认为与1986年底相比较物价状况变坏了的人占59．3％；同年10月，这三个指标分别上升为83．2％、94．5％和67．1％。对物价上涨不满的实质是储蓄贬值带来的不安全感。1988年7月出台的部分名烟名酒提价，作为推进价格改革的一个步骤来看无可挑剔，但这无意中对已在剧烈波动的社会心理发出了一个强刺激讯号，接踵而来的是各大城市的乱涨价和抢购风潮。那种“现在不买将来更贵”的强制性超前消费心理在社会上迅速蔓延，使我们不得不把价格改革的步子放慢，转而谋求整顿治理经济环境，以便为理顺价格创造更好的条件。

　　社会心理肤浅粗糙、朦胧无序的品格，使它的干扰往往成为经济运动紊乱失序的隐性机制。前几年经济秩序渐趋混乱的社会心理原因，就在于经济关系格局中的各个层次、各个主体在改革过程中滋生、传染、蔓延着脱离实际的增长欲望和扩张冲动，并演化为一“热”二“比”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所谓“热”，社会心理学称为“夸大的热爱意识”，无论是超前消费热还是投资膨胀热，“过热”的经济行为后面总是隐藏着“发热”的心理机制。所谓“比”，则出自“夸大的相对剥夺意识”。近几年来各地兴起一股带有极大盲目性和破坏性的攀比之风，比建设规模，比增长速度，比楼堂馆所，比工资福利，甚至比涨价收入，大家都唯恐吃亏、落后，都在相对剥夺的心理压力下扭曲着经济行为。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坚决抑制经济过热，制止盲目攀比，也有的经济主体意识到不能热、不能比，但一到具体的经济行为，往往又“无意识”地热起来、比起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根本原因。而“社会总需求”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包含着社会心理的内涵。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价值波动，价值规律在其中起着自发的调节作用。但价值规律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运动，供求关系变化除了受制于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受制于产品的短缺或过剩，也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心理运行机制。这是价值规律运动包含的社会心理侧面，是社会心理波动对经济运行的非经济干扰。

　　经济秩序混乱、经济环境恶化的直观痛苦，使人们忙于经济上的整顿治理，注意行政干预，而对隐匿其后的心理机制无暇顾及：社会心理朦胧无序、稍纵即逝的品格，又使人们对它难于顾及。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大动乱、大危机时代的凯恩斯的学说，正是从无暇顾及、难于顾及之处独辟蹊径，为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寻找理论依据。凯恩斯认为，由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这样“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从而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危机。为此，政府制定政策干预经济的操作点，就在于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在有效需求过旺时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利率以抑制需求。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价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凯恩斯从隐匿于市场机制后面的社会心理机制出发，反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派只重市场机制的观点，主张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总需求的心理侧面，来调节疲软或过热的经济行为，使之纳入均衡、有序运行的框架。这套学说一度成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凯恩斯学说的批判大都注意到，把经济规则建立在“心理规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但问题并非出在重视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而在于应该深入研究决定社会心理机制的经济运行机制。不承认制约经济行为的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归根到底受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制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看不到社会心理机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变革社会中社会心理机制的转换及其二难抉择

　　普列汉诺夫强调，“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同理，对于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机制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仅限于罗列各种异常的社会心理现象，满足于找出“改革的社会心理障碍”，则难免会被社会心理稍纵即逝、肤浅粗糙、朦胧无序、杂乱无章的品格所迷惑。为此，需要从大量的社会心理现象中，抽象出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机制，并且把这种机制的各构成要素及其整体，都放到现实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去考察，以便找到“原因后面的原因”，说明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在特定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由以发生、并反作用于变革社会的规律性。

　　社会变革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四维要素的综合变迁，其中经济是最基础的一维，心理则是在其它三维作用下细组、潜伏隐蔽、变革最难的一维。研究社会心理机制的转换，可以分别将它与其它三维要素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即：与经济体制的转换相比较，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比较，与文化模式的变迁相比较。采取哪一‘种角度相对明快简洁、而又易于把握变革社会的整体特征呢?马克思在他的那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名概述中，虽然并没有把社会心理列举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之一，实际上却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即“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变革时代的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这就启示我们，应从社会变革的主线，即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换中去解释社会心理机制的转换。

　　与当前我国新旧体制转换直接或间接关连的社会经济体制有：在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制；我们通过改革正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共产主义产品经济体制。

　　社会心理机制，是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各构成要素对个人的影响以及群体内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从功能作用的角度对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剖析，社会心理过程可视为心理动力、心理压力、心理互动、心理取向的作用过程，即：I．社会动机(心理动力)；Ⅱ．社会心理压力(以社会规范的形态体现)；Ⅲ．社会心理预期(继发性社会心理压力)；Ⅳ．社会心理互动(动力、压力作用下的社会心理的相互影响)；V．社会心理取向(引导社会心理走向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宋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经济体制抽象为A、B、C、D四种类型。将这四种类型与社会心理机制分项I——V组合为矩阵如下(见下页)：

　　矩阵中列出的各类社会经济体制，都以纯粹的形态出现。社会心理机制的各分项尽管在实际的功能作用过程中具有并存性和继起性，这里只以社会动机为起点逐项研究。社会心理机制转换的具体内容尽管在实际的转换过程中会有交错、渗透、滞后、超前等现象，这里只从与经济体制同步转换的、纯粹的形态去把握。

　　矩阵纵列与横列的交错，显示出社会心理机制各分项适应不同经济体制要求的若干带规律性的具体转换内容。

　　在心理I项栏，显示了利己与利他这一对社会动机基本矛盾在不同经济体制中的不同表现。

　　在体制A中(IA)，是压抑利己的利他。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经济体制上又实行超阶段的一大二公，于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动机只能是利他而不能是利己。只讲利他，忽视个体利益，有可能造成社会心理上的动力不足，容易窒息经济活动的活力与生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改革前的我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屡有发生。

　　在体制B中(IB)，是排斥利他的利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人，即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和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动机必然是利己。亚当·斯密为这种利己作辩解，认为尽管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也就是说，排斥利他的利己由于“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总会走向利他。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也指出：“一个仅仅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是可以想像的，但在心理上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事物中，除了计算自我利益外，其它动机也会发挥作用”。(布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第2编第6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但无论是马克思的科学批判，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至凯恩斯等资产阶级学者的学说，都证明了单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抑制利己之心都朝着利他方向发展。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贝克尔通过建设数学分析模型引出结论：“利他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具有市场交换的经济活动的同一性，利己主义行为的渗透性和普遍性被过分地夸大了。”(加里·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其实，要害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夸大了利己主义，而在于它最终会使利他主义(无论是亚当·斯密设想的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动机，还是包尔生指出的计算自我利益之外的“心理上的其它动机”)发生异化，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物的人格化带来了人格的物化，利他的表现只能淹没于利己的冰水之中。

　　在体制C中(1C)，是利己与利他具体同一。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就不能不承认，甚至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商品生产者的利己动机，因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作为内心的表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个人利益是从事商品生产中的直接原因。但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有计划”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均衡、经济比例的协调，也意味着要把包含在商品生产中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有计划”地统一起来，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人人都是服务的对象，人人又都为他人服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保护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中的个人利益，实现利己利他的现实的具体的同一。

　　在体制D中(ID)，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利他与利己的概念及其对立均已消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社会动机的基本矛盾已经转移。

　　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中的不同的社会动机，要求不同的社会心理压力与之配套。心理Ⅱ项栏，显示了不同的压力规范。在体制A中(ⅡA)，是阶级斗争。由于超越了客观的经济发展阶段盲目排斥商品经济，也只能超越经济行为规范去规范经济行为，即“超经济强制”，通过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来“抓革命、促生产”。在体制B中(ⅡB)，是自发竞争。有商品经济就有竞争，在市场上商品不是打败对手，就是被对手打败。竞争机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突飞猛进。但是，在“竞争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下，人人都被卷入自发的、排他的、不可抗拒的，有时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竞争，自发竞争成了使人异化的异己力量。在体制C中(ⅡC)，是自觉竞争。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开展自由、平等、公开的竞争，竞争是市场机制的载体，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催化剂。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中的竞争应该是自觉的，有计划有目的有节制的。自觉竞争成了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使其蓬勃向上的一个杠杆。在体制D中(ⅡD)，是生产斗争。商品经济的竞争规范随着商品经济的消亡而消亡。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人类整体对自然的生产斗争。

　　作为继发性社会心理压力即社会心理预期的心理Ⅲ项一栏，ⅢA是要穷都穷；ⅢB是两极分化；ⅢC是后富先富，后富的可能会激起很大的心理震荡；ⅢD是后进先进，贫富的概念已经消失，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却是永存的。

　　作为动力、压力作用下的社会心理互动即心理Ⅳ项一栏：ⅣA是斗争一斗争一斗争。斗争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运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均贫富的心理容不得冒尖者，都贫穷的现实需要斗垮假想之敌，“斗争哲学”笼罩一切。ⅣB是竞争一垄断一竞争。这一轮竞争的终点是下一轮竞争的起点。但竞争不能无限制地升级，它需要找到自己的扬弃形式。资本的自由竞争发展到资本的垄断竞争，一方面“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一方面垄断又会限制、规范竞争，使资本成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垄断是对竞争的消极扬弃，它在准备更大规模的竞争。但规范的竞争会完善竞争的规范，反映在社会心理的互动上，便产生出一种唯我主义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相混合的社会心态。ⅣC是协作一竞争一协作。自觉的竞争应以协作为起点和终点，它较之资本主义的自发竞争，在目的、性质上应有质的区别，在形式、范围上应有量的限制。它激励“我”的努力但反对唯我主义，它使那种一视同仁地按既定规则办事的普遍主义升华为集体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积极扬弃。ⅣD是协作一竞赛一协作。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已转化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每个人独创性的劳动竞赛，而且劳动“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列宁选集》第4卷)而具有更高的协作性。

　　最后，在社会心理取向即心理V项一栏，显示了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社会价值判断的基本矛盾在不同经济体制中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对社会心理的导向作用。公平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杂范畴，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讲，是社会成员对彼此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比较接近，而不是过分悬殊的心理要求。这种心理要求是相互感染，可以调节的。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Adams)就曾提出过一套企业发放报酬时创造出公平合理的气氛，使工人产生主观上的公平感的“公平理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vA是不计效率的公平。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发展到“宁要穷社会主义”，“越穷越革命”；在前苏联，平均主义“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导致社会公正原则遭到歪曲”(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不计效率的公平，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是蒲鲁东主义的现代翻版。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来改造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VB是不计公平的效率。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明显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资本追求的并非社会公平，而是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创造出公平合理的气氛”以进一步追求效率。VC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即“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至上目标，是商品经济的目标，也是以拉开收入差别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效率基础上的公平，不仅是结果的公平，更重要的是机会选择、竞争条件、承担风险的公平。单纯追求结果的公平只能导致“均贫”，只有追求起点和过程中的公平才能最终走向“均富”。VD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是物质财富极大涌流基础上的按需分配，是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公平成为社会不言而喻的基础。

　　社会经济体制转换所要求的相应的社会心理机制转换模式，以及向着C体制所要求的社会心理机制(C·I—V)转换，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系列二难抉择。

　　我们的改革，是从缺乏效率、活力的旧的A体制出发，既看到了B体制的弊端从而坚决摒弃了资本主义道路又看到了D体制只能作为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它必须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的运动，从而坚决摒弃了超越经济阶段的“左”倾错误。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A体制向C体制转换，难免为D的理想与A—C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所困扰。另一方面，我们推进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现实过程，是在经济二元结构的突出景象下和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的基础上，力图通过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弥补来调控经济运行，这就必须避免陷入两种盲目性——“有计划”的盲目性和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是在企业所有权、产权不明确，有效竞争不能充分展开的情况下通过放权让利来促进竞争，必须避免微观机制并没有真正放活、宏观调控却日渐失灵的困境；是在市场发育不全，竞争规则极不完备，税收杠杆软弱无力的情况下，鼓励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致富，必须避免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乘隙而人。

　　经济体制转换中的这一系列矛盾，必然会使社会心理机制的转换也包含一系列二难抉择。尽管在A体制基础上形成的民众对“压抑利己的利他”的心理认同，具有排斥市场导向的价值观的惰性；尽管商品经济所要求的个人的活动自主和个体的创新意识，在传统的心理结构网络中还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坐标点，商品经济的功利实践却在使传统的社会动机发生蜕变。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正在产生和分化出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又使利他和利己的矛盾扩大化，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大集体和小集体、此群体和彼群体等一系列矛盾。“利他与利己具体同一”中的“具体”充满了复杂的两难选择。由此而来，社会心理压力具有既要促进平等竞争、又要促进共同富裕的双向作用；社会心理预期具有既要参与竞争实现先富一步，又要节制竞争避免两极分化的双重风险社会心理互动具有既要靠竞争激发心理活力、又要以协调融洽心理氛围的两种功能；社会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这一系列二难抉择是造成社会心理失调的深层原因，也是进行社会心理调适的重要环节。

　　变革社会中社会心理的失调与调适

　　社会经济体制转换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调通过失序、失范等现象表现出来，反过来又障碍社会经济体制的转换。因此，对社会心理的调适，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经济体制转换的要求：

　　在这一循环中，失序是由转换所引起的，指经济运行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规则、制度(如政治秩序、法律体系、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等)趋于紊乱无序的状态。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探讨了20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中国国家所发生的动乱的原因，认为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有序的，失序主要发生在社会变革、体制转换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S．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因此，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运行的井然有序只能是相对的，整顿经济秩序势必贯穿于经济体制转换的整个过程。

　　失范，即失去规范，涂尔干称之为“anomie”，其含义是由于社会规范的衰微、冲突、含糊或不存在状态，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甚至不能控制他们的欲望，更不能分享他们的目标(艾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劳动的划分》)。经济运行的失序，必然导致社会行为的失范。当前的整顿、冶理和深化改革，正是要寻找、理顺、重建失去的规范，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失范程度的加剧，与新旧体制转换进程中的举措失当成正比。改革10年，我们一直不断地讨论“标准”问题——从破除“两个凡是”到重新确立实践标准，恰恰表现了规范的失而复得、乱而复顺、破而复立。

　　失调，即社会心理失调。失调是失序的心理积淀，是失范的实质所在。前面的矩阵说明失调是转换过程中难以绝对避免的过渡性的社会心态。C体制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心理机制C．I—V，是包含着妥善解决二难抉择的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对立统一形式，是包含在现代化系统工程中的艰巨复杂的“心理工程”，需要有一个长期探索一反复试验一建立规范一巩固发展，最后内化为心理机制的渐进过程。

　　调适，即针对社会心理失调进行社会心理调整。失调的蔓延会成为新旧体制转换的深层障碍。转换一失序一失范一失调一转换的循环，如不经过调适的环节，即为恶性循环，经过调适才能成为良性循环。我们不赞成达尔德(G．Tarde)、腾尼斯(F．TOnnies)、沃德(L．F．Ward)等把心理发展程序看作社会发展程序的“社会心理因素论”，但也不否认他们提出的人与人相互间的心理作用会引起社会行为、进而引起社会现象的变化，因而社会心理也是社会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观点。在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心理调适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社会心理失调有由里及表的三级，与此相适应，应该进行由表及里的三级调适。从三级失调到三级调适，构成为社会心理的调适链(如下图)：

　　轴线↑ 表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线。线上的W1、W2，分别表示由低而高的不同发展阶段。线的右侧是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调；左侧是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心理调适。

　　T1 社会经济体制

　　T2 社会心理机制

　　X 社会心理失调的直接诱因

　　Y 社会心理失调的一般形式(失衡)

　　⊿X 社会心理失调的放大诱图(如⊿X>0)

　　⊿Y 社会心理失调的极端形式(如⊿X>0，则有⊿Y>0)

　　相互作用

　　……失调及调适的层次区分。相应层次的调适，一般只能解决相应层次的失调

　　环线为社会心理调适链，它围绕商品经济发展的轴线由低而高地循环运动。较高阶段的商品经济，又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心理失调，从而要求新的社会心理调适。

　　社会心理失调，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由里及表发散出来的反常失序的社会心态。一、二、三级，在这里标志着失调由潜藏而表露的显著程度、由分散而集中的强烈程度。

　　一级失调是在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心理机制(C·I—V)的过程中，所包含的一系列二难抉择，以及由此引起的无所适从的社会心态。

　　二级失调是在一级失调的基础上，由于种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诱发的社会心理失调的一般形式(也可视为社会心理失衡)。二级失调的直接诱因X和失调形式Y，都是多因素的集合变量，如图所示：

　　目标偏差：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套完整的目标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它要能保证不断地再生产出公有制占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目标设置的原则性与目标实施的灵活性需要有机统一；目标内涵的科学性与目标宣传的鲜明性又难以两全其美。广泛用于社会动员的简明生动的目标，常常舍弃了目标模式的多样规定性引起实施过程的目标偏差。“致富”的目标很容易使社会动机亢奋，驱使人们投身商品经济的洪流，但也容易使人们对改革成效采取一种立足点低的带有浓厚个人经验色彩的价值标准，引起心理预期超前和心理取向冲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揭示，当个人寻找目标的持续活动受到环境的障碍或个人能力的阻碍之后，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焦虑。而挫折感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是动机的冲突(西尔格德等：《心理学》)。人们要求每次改革都立竿见影地给每个人带来好处，对改革的近期效益期望值过高，对改革的艰难复杂和必然出现的问题与风险估计不足。社会动员越强，相对的经济发展越慢，社会挫折感就越强，即：

　　(这是S．P．亨廷顿提出的公式，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运行差异：从纵向看，新旧体制对峙、胶着、交互发生作用，导致改革中问题成堆，矛盾纷呈。从横向看，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行业与行业之间，无论在改革的对象、程序、环境上，还是在个体与群体目标的协调及实现状况上，都有差异。商品经济的竞争在一定阶段内会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导致运行差异。贫困地区就常有那种“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什么不成什么”的社会挫折感。

　　贫富差距：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而作为竞争结果拉开的贫富差距，会把竞争过程扭曲为相互攀比。攀比心理又把贫富差距在心理想象中放大，使人产生不公平感。几乎人人都感到不公平，没有提级、加薪者感到不公平，提级、加薪者也感到不公平。这种失去平衡的心态，并不导致积极竞争，却会复萌“均贫富”的愿望，使旧经济体制培育的那种风险承受能力弱、进取性低的社会心理特质(《改革的社会心理：变迁与选择》)，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中重新找到隐蔽之所。而由于攀比心理在社会诸方面的作用，风险最大的利益结构性改革又被迫提前出台，反过来使低风险承受力的社会心理受到加剧的冲击。

　　三级失调是由于失调的直接诱因X放大为⊿X，社会心理失调Y也相应向极端形式⊿Y推进，这里用的符号“⊿”，不仅表示量的扩张，也表示质的飞跃，如图所示：

　　宣传失度：质上的宣传失度即宣传内容的把握不当。我们有许多传统观念，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的产物，只能在推进商品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更新。观念更新的过于超前，宣传内容的把握不当，容易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量上的宣传失度即宣传规模、幅度、时机、范围的把握不当。“一刀切”、“一边倒”的现象，往往来自“一风吹”。宣传失度扰乱客观标准，影响正面宣传和理论教育的效果。客观标准不听信，就以主观标准来判断事物。个人的感觉阈限因此而降低，社会的敏感程度却因此而提高。人们需要信息而又缺乏正确信息，于是传言四起。社会心理相互感染、摹仿、遵从的过程加快，于是疑虑丛生。大众处于一种敏感、躁动的心理环境之中，犹如患了“社会神经衰弱症”。社会心理失衡因而具有普遍性，即广度失衡。

　　控制失效：社会心理失衡具有一定的集束性而导致偏差行为，即深度失衡。偏差、现代社会学特指改变或违反社会规范，并把偏差行为区分为行动偏差、习惯偏差、人格偏差、团体及组织的偏差、次级文化偏差等(Metta Spencer：Foundations of Modem Sociology，New Jersey Prentice-Hall．)。强调通过社会控制，即通过社会对个人或集团行为所作出的约束，来适当遏制或控制偏差行为，以求得社会的有序运行、和谐稳定。但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恰恰是社会控制的弱化。例如，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包括户籍管理、人事档案、地方规章、伦理约束等在内的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都相形见绌。社会控制的相对失效，要求自我控制来弥补。自我控制主要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心理适应。应该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群众的自我心理适应能力。

　　群体放大：即社会群众对心理失衡的放大。整体进程中的群体放大，是指在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由于时、空的两维挤压而形成的群体放大。资本主义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用了五个世纪，我们却要把它挤压到不到一个世纪去完成，这是时间一维的挤压。于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机构、组织的分化或淘汰，还是思想、观念、行为的蜕变或更新，社会习俗的改变或建立，其节奏都相应加快。此外，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传播和交通手段的扩展更新，使世界变小了，这是空间一维的挤压。于是，人们活动的节奏也相应加快。时空的两维挤压使人们一般所能容纳的心理刺激信息“超载”，社会心理会像布朗运动的热分子剧烈碰撞。特殊情景中的群体放大，是指在社会变迁剧烈，人员密集而又兴奋点趋于一致，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摩擦激化，大众传播媒介将社会情绪“聚焦”，改革的步子过大使社会心理难以承受等等特殊情景中，社会心理加速碰撞而形成的群体放大。这两类群体放大，都会使社会心理失衡具有一定的爆发性而导致强度失衡。强度失衡的典型形式，即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也可译为集合行动，这是引起现代社会心理学普遍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种社会心理失调现象。集体行为往往由特定的多数人表现出来，缺乏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定型的形式，主要靠情绪来维持，否定正常的社会规范，其自身不能持久却能引起持久的社会动乱。它是一种破坏力较强的社会行为模式，是社会心理失调的极端形式。

　　社会心理调适，就是根据社会心理由里及表的三级失调，倒过来进行的由表及里的三级调适。调适的三、二、一级，在社会心理调适链中标志着调适由表层而潜层的深入程度，由“急诊”而“根治”而积极“预防”的调节程度。

　　调适的原意为和顺舒适。斯宾塞说：“生活即是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调适。”(费穗宇等：《社会心理学辞典》之“调适”辞条)本文指通过对社会心理失衡、失调的调节、整合、修复，以及对社会心理机制的重构，建立变革社会中的良性社会心态。从社会心理由里及表的三级失调，可以推导出由表及里、辨证施治的三级调适。调适的一、二、三级在操作时可以有所交叉，但却不能相互取代。

　　三级调适是针对三级失调的“缩微——急诊”。如前述说，三级失调是⊿X向⊿Y的推进，三级调适即致力于将作为“⊿”增量的因素“缩微”，并针对⊿Y的侵犯社会行为和自我侵犯行为紧急诊断和强行抑制。对骤然爆发的集体行为，在事态出现之前尽可能设有预案，在事态进展之中尽可能稳住燥热不安的群众情绪，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事态扩大，缩小波动面，缩短延续时间。要建立和完善各种法规，改善和加强各种社会控制手段，以适应剧烈的社会变迁。对暴力行为、经济越轨行为等，要依法从速惩治，以儆效尤。对因心理失调而引起精神病或自戕行为等严重心理冲突，要进行危机干预、临床治疗或行为指导。我国应及早制定和颁布精神卫生法规，发展精神卫生事业，加强精神卫生管理，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

　　二级调适是针对二级失调的“矫正——根治”。如果说三级调适主要是针对⊿X和⊿Y中的“⊿”而“缩微”，二级调适则要进一步矫正Y即失调的社会心理，根治X即失调的直接诱因。应急的、强制性的一些三级调适措施，虽然能在短期内见效，但孤立地反复地使用却会引起反弹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采取“矫正一根治”的二级调适措施。对X的调适，应针对目标偏差、运行差异、贫富差距等进行调适以求“根治”。目标偏差主要来自社会动员所给出的预期目标与现实进程中的具体目标之偏差。调适，就要从两头着手。一是以目标制定的严谨与社会动员的适度，来矫正预期目标，如不宜轻易许诺或过分渲染“某期间通货膨胀率下降某个百分点”之类的缺乏科学论证的目标；二是以充分而又令人信服的宣传，说明目标的逐步实现程度，使人看到改革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总之，对目标偏差的调适，要把握住既能使心理期望值提高而振奋精神，又不使心理期望值过高而精神脆弱的最佳临界点，如沿用亨廷顿的公式即：

　　对于纵向的运行差异，必须靠深化改革来调适。当前我们放慢价格改革步伐时，应着重整顿、治理，以防止轮番涨价和比价复归，同时也要注意防止放、收循环和体制复归。而横向的运行差异，则要求改革立足于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实际，采取双重推进战略(整体推进与区域推进)，调动双向积极性(自上而下的积极性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对贫富差距的调适，也不可能回到“均贫富”的老路上去，只能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不应把各种经济收入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个静止点上，而要合理地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区间。区间的上限以规范化的累进所得税制度维拣区间的下限以规范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维持；区间之内以规范化的市场制度维持(宋则行、房汉廷：《深化改革与改革的深层障碍》，载《中国经济问题》1988年第3期)。在贫富差距保持动态平衡之后，人们又会萌发提高社会地位的期望。这就需要社会使实现这种期望的方式规则化，形成有规则、可预期的合理机会，如建立公务员制度等。

　　对Y的调适，则可采取多种方式以求“矫正”，例如：建立一种有控制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缓冲心理压力；进行“免疫注射”(如试点、示范、造舆论等)，使社会心理在不可避免的震荡到来之前产生“免疫”机制，提高承受能力；开展咨询服务，排除心理障碍；畅开言路，提高心理阈限；协商对话，实现心理沟通等。失调是多元的，调适也就是多样的、综合的、辨证施治的。

　　一级调适是针对一级失调的“重构——预防”。这是“社会心理调适链”的最后一环，也是三级调适中最困难的一级。重构社会心理机制，是面对一系列二难抉择的两全抉择。两全，不是折衷主义的拼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实现利他与利己的具体同一。因为无论是行为、观念的剧烈冲突，还是“无意识的社会意识”的深层矛盾，其根源盖出于此。商品是最具个性的劳动产品，作为共性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商品个性的竞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是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活动，通行等价交换的原则，确认物质利益的局部性、个体性。商品经济的洪流冲出了闭塞地域的大门，使更多的人有了展现个性和自我的天地。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要求所有制结构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要求社会组织结构在整体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结构分化与功能分化；要求人在趋向于全面发展中的个性发展充分化与个人角色多样化；要求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下文化选择机制的多样化。然而，当个人欲望无节制地增长以至物欲横流，当民主被用来破坏民主、自由被用来妨碍自由时，失序——失范——失调就会加速度地循环，改革之舟就难以驶出新旧体制转换的漩涡。社会心理机制的重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从根本上解决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对于体制转换时期种种心理失调的诱发因素，具有预防、“免疫”功能，具有较强的自我鉴别、自我调节、自我矫治、自我控制和自我适应的能力。它属于社会心理调适的最深层次，其立足点是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充实和完善人的内心世界，振奋民族的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国民的素质。

　　三级调适的方法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具体方法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但“理顺人心”从根本上来说有待于“天下大治”，有待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妥善解决，有待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四维要素的综合变革。

　　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要以生态失衡为代价，改造自然的成功必须以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为基础；那么，社会变革也难免要以心态失衡为代价，变革社会的成功也有赖于建立新的心态平衡。中国10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场社会变革运动必须伴之以对社会心理失调的深入、持续、有效的调适和引导，必须包含社会心理机制的转换和重构，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