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与佛教文化
印顺导师与佛教文化
陈美玲整理
【编按:本文整理自民国93年9月25、26日,由中华民国现代佛教学会、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所主办、印顺文教基金会协办,为庆祝印顺导师百岁嵩寿举办之“佛教文化与当代世界”学术研讨会。其中第九场的座谈会,主题“印顺导师与佛教文化”,由台南妙心寺住持传道法师担任主持人,引言人为台大哲学系退休教授恒清法师、杨惠南教授、玄奘宗教学系教授昭慧法师以及佛光大学宗教系副教授蓝吉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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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严法师誉称为“人间佛教之父”,史学家蓝吉富先生以“玄奘以来第一人”称叹的当代人间佛教思想巨擘的印顺导师,于94年6月4日在花莲慈济医院安详示寂了。自称是“平凡的一生”的印顺导师实际上却是走过了百年非常不平凡的一世,他的渊深精辟的思想及慈悲质朴的行谊不知感动了多少佛子信众,纵然全世界的佛教学者、信众乃至教外人士对导师的离世有万般的不舍,但也深知《无常经》所说:“佛法如甘露,除热得清凉”而誓愿以法为师。而当代学者对这位穷尽一生对浩瀚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加以抉择洗炼的导师,其在历史上的定位如何?对佛教文化与当代的世界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 印顺导师的戒律观─恒清法师
首先发言的是恒清法师,她跟大家分享的子题是“印顺导师的戒律观”。法师认为在导师的著作里,关于戒律,是导师说的比较少的一部份,但这不表示导师对戒律没有深入或没有他的远见、创见。有关戒律的思想分散在他的各个著作中。而正闻出版社特别在导师百岁的庆祝会上,将所有导师对戒律的研究论文结集成册──《戒律学论集》,方便研读。
导师对戒律的看法是什么呢?
□ 依中道而行,智慧的持戒
恒清法师特别强调导师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戒律应该是依中道而行。她说:“导师认为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衷,而是应该是以智化情,以智导情,换句话说,导师认为圆满的戒行是在于般若,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导师认为最正确的对戒律的看法,应该是智慧的去持戒。”
□ 严谨而融通的戒律观
“导师的戒律观是严谨而且是融通的戒律观。”法师阐述导师的看法,认为这样的戒律观是建立在“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佛教的基本的教义上,这样建立起来的戒律观是一个智慧的戒律观,非食古不化的戒律观,这样持戒才真正是合乎佛陀的教法。
□ 戒律是重内在而不是重形式
至于导师对戒体的解释,恒清法师认为这是很特别的。她说:“一般人认为受戒很重要,但导师认为戒是受戒亦得,不受戒亦得的一种止恶向善的自发力量,受戒不过是强化这个力量而已。由于后代的律师们多少忽略了戒是通于有佛无佛,忽视了性善的得缘力而薰发,偏重于戒的从受而得,我们一般人大概都这样想,所以是重于学处及制度的约束,终于形式化而忽略了性善的尸罗。”这是恒清法师认为很有特色的说法。
□ 比对汉译律典,深入了解典籍
有关导师对戒律研究方面的贡献,恒清法师以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一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研究,她强调导师是从文献或理论方面去探讨,对于西方跟日本佛教的一般学者认为巴利律、铜鍱律是最早的说法,导师不认为是这样的,她说:“导师以为在汉译的律典里面有多部可以互相比对去研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从这个比对的研究之中,可以发现整个戒律的古形与演化,从这可以深入了解戒律的形成过程,以及后来的改变。”恒清法师强调这些比对研究对深入典籍是很重要的。
另外,恒清法师也发现,导师在研究律藏的典籍中,对比丘尼律相当重视,“导师深入、详细的对不同的律典加以比对、分析、探讨。他从戒经、从经分别、键度分别比对,得到的结论,他认为比丘尼律的形成是上座比丘的功绩,佛灭后到部派分裂之前,对比丘尼极为严厉,但等部派分裂再分裂,对比丘尼教诫也就比较放宽,因此波逸提的数目才不断的增加。”恒清法师认为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大方向:就是比丘尼律形成的特征。“第一、它的形成是完全在上座比丘的手里,从这一点而可以理解后来发展的情况。第二、从印老的研究之中,也告诉我们比丘尼的整个律典集成的先后次序,摩诃僧祇律是最早集成的,依序是铜鍱部、四分律、十诵律、五分律、根有律。”从各部派律典结集的先后次序,可以让我们了解各部律内容的差异,思想的发展和各部派的女性观有何不同。
□ 关于女众出家的问题
另外,恒清法师也注意到,导师特别提出来的一个戒律的问题就是关于女众出家:“我们从阅读这些文献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印顺导师对女众出家的传说基本上是不认同的。”他提出三点质疑:
1.关于“女众出家会使佛法早衰”:律典中指出女人出家后,就会如“长者家男少女多,则知其家衰微。……如好稻田而被霜雹,即时破坏。”导师认为比二喻只是反应古代重男轻女,以女人为祸水的想法。
2、关于“女众出家,正法减五百年”:导师指出律中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记载,颇有不合常理及矛盾的地方。此“释尊预记”传说的原因是僧团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因此持律的长老将此归咎于女众的出家。
3、关于“八敬法”:导师指出分别说部和一切有部传说“八敬法”为女众出家的先决条件,但大众部则无此记载。再者,女众尚未出家,就制定八敬法及二年学六法,此与佛陀“随犯随制”的制戒原则也不合。导师言下之意似乎暗示八敬法非佛制。然而,在“撕毁八敬法”事件之后,导师回应中佛会的信函中又说:“八敬法是佛制,如因时、地、不适而应有所变易,亦应征得多数长老同意,然后经大会通过。”如此前后观点似乎有所差异。其实,如细读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可以发现导师认为各律所一致规定的四尊法(1、于两众中受具足戒,2、半月半月从比丘僧请教诫、问布萨,3、不得于无比丘处安居,4、安居己,于两众行自恣),应是佛陀所制定,但是其他的四条尊法则是后起的。依导师的这种看法,读者对于八敬法是否为佛制,可以依各人所须而做不同的解读。但是,不管八敬法是否佛制,导师对八敬法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曾说对于八敬法“不必过分重视。从好处说,八敬法为对女众之严加管教,从坏处说,反使真心为道之女众,自惭行秽而雌伏,佛世多有善说法要、神通之女众,佛后殆不闻于印度,得非此耶?……为日后计,当重视平等性。”由此可见,导师的戒律观不是食古不化,而是真正的“智慧的戒律观。”
■ 佛教文化的世界性─昭慧法师
接著发言的是昭慧法师,她以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里的一篇文章“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之新文化”为主轴,向大家介绍印顺导师对于“佛教文化世界性”的看法。昭慧法师说:导师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应太虚大师的意见。太虚大师认为应该可以发扬佛法,来铸造一种世界性的新文化。
“太虚大师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全球掠夺,特别是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土地遭蚕食鲸吞,这让他深切感受到:侵略性、掠夺性的文化,已经带来人类的巨大灾难。他认为:佛法是人类文化的新希望。”
昭慧法师以为,导师入佛门后,已经逐渐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其后更是共产主义遍布全球,中国几已全被赤化,殖民的资本主义还持续进行全球性的资源掠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导师写这篇文章,几乎是把太虚大师“发扬佛法以铸造世界性的新文化”这个命题,当作论文题目,阐发太虚大师的思想。“当然,由于太虚大师主张真常唯心理论,所以会特别强调法界的心光明性;导师则是主张缘起性空论,所以他虽然认同‘佛教可以带来世界新文化’,但他的理论未必跟太虚大师完全一样。”
□ 佛教的世界性
导师认为,佛法可以带给世界一些崭新的原理。第一是“从事事差别解了法从缘生,而深入空平等性”,第二是“从念念分别解了意言无实,而深入心光明性”。
“这些专有名词,看起来很艰涩,但导师实际上要说明的是:既然‘法从缘生’,我们就不要以孤立或绝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乃至形成意识型态。如果体会到‘意言无实’,那么我们就会反省到,文化固然带给人类丰富的精神资粮,但也慢慢累积出了一些毒素,让我们在名言熏习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些固执的定见,这些定见容易产生见诤,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于是,导师进一步阐述佛教文化的世界性。也就是说,佛教思想,可以带给世界光明与和平。”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足以证明这样的愿景呢?昭慧法师觉得,导师所举的几个例子,到现在都很得受用。今天的世界又已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依然是纷争不停,而且已经进一步产生了种族、文明之间强烈的斗争。这个国际斗争方兴未艾,更还有海峡两岸的统独之争,岛内的泛蓝与泛绿之争。“在这个大时代,导师所提到的一些看法,依然可以获得验证,那就是:依于佛教的思想,确实可以带来新的启发,铸造新的文化。”
□ 事例
导师所举的事例有哪些呢?昭慧法师就以下几个面向与大众分享:
一、语文
昭慧法师以为,在语言方面,导师特别提醒大家:佛陀重视任何国俗语言。佛说:“听用国俗言音学习佛说”。法师接著阐述,佛陀对于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母语,都给予平等尊重,这跟希望“车同轨、书同文”,把大家弄到同一个语文轨道上,并压低母语的地位,基本态度是不同的。“这正好跟当前台湾强调‘重视母语’的运动是相符应的。由于佛陀深入语言无实性,所以赞同使用一切语言,而不特别强调哪种语言的神圣性与特殊性。”
二、解行
(一)随机适应:
昭慧法师以为:佛法当然不离解行,可是,由于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必须“随机适应”。“也就是,不要有一种霸权心态,认为我是对的,其他统统都不对。世界上许多人,不就是认为‘我这家的最好,其他的都不对’吗?把其他的看法当做魔鬼邪说,希望征服全世界,希望大家能够跟我有共同的看法,却忽略了随机适应,这也是见诤的一大来源。”法师以为,事实上,没有一味药能够适合所有根性的众生。这是佛家随机度化众生的宽容态度。
(二)自由抉择:
“导师有一句话说:‘余学尚自由,不强人以从己’。他这一生真的是贯彻了这种心灵自由的立场。”昭慧法师说,导师向来对任何人的想法,不会强制命令其“不能说、不得说”。而这种尊重自由抉择,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也正是来自佛法的体会。“这是反教条的自由学风,导师认为:在中国的天台、贤首,特别是禅宗里也可得到证明。我觉得,这种宽容态度,正好在今日世界已经形成了气候。二次大战后‘尊重多元文化’的共识,岂不正是尊重自由抉择吗?”
(三)兼容并蓄:
“导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固然也有一些它们的毒素,但不要认为它们都是全盘错误的。从佛法来看,不同的宗教文化,即使不是佛教,其实都含有一些菩萨的教化。可能那些文化受到地区跟时代的局限而有所偏弊,但是不能不说也有良善与积极的成份。”昭慧法师以为,用这种开明、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世间,就会倾向于包容主义,甚至更进一步形成多元主义。这样,无论在宗教或政治领域里,那种排他主义的心态就会降低。
三、制度
在制度部份,昭慧法师举了导师所提到的两点来加以说明:
(一)民主制度的建立:
“佛说:‘我亦在僧数。’也就是说,佛陀本身虽是教主,但是他认为自己不是领导人,而只是僧团中的一员,僧团打造的是一种民主制度。”昭慧法师认为,这个民主制度,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僧团业已建立,佛陀实在有先见之明。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印证,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各种政治制度中较佳的选择。但人类社会的这项觉悟,比佛陀时代大约晚了二千五百多年,而且是经过人类无数的惨痛教训,方才慢慢发展出来的。
(二)随方毗尼:
昭慧法师认为,导师所提示的“随方毗尼”精神是很重要的。许多佛教的制度、典章、法规,都要看到它在那个时空背景下,有没有适应性的问题。要注意到法制的根本精神,扬弃过时的方便。要让佛法的根本精神,透过适切的规制,而遍入一切时、处,不要因教条主义而拘限了佛法发展的空间。
四、以包容善意化解冲突对立
谈完了导师对于“佛教世界性”的观点之后,昭慧法师继续就自己十余年来与社会互动的心得,包括提倡动物保护、发起佛教性别平等运动等等,而发抒其感想:
“我觉得,佛教的思想确实可以带来很好的世界文化,特别是在今天,愈来愈剧烈的宗教冲突,海峡两岸的统独对立,以及国内的蓝绿之争,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有没有两极对立以外的第三条路?从前述导师所说的几点来看:去除自我中心、兼容并蓄、自由抉择,这样的大方向,可以让我们学习聆听、包容、体贴对方的情境,不要依某一点而扩大成为一切,以偏而概全,却忽略了那只是在缘起网络中一小点的现象。特别是透过媒体的扩大效应,人们往往会对不同思想、不同领域、不同阵营的人贴上标签,将对方充分污名化,这样彼此就完全没有交集与和善对话的空间了。”
而昭慧法师也发现:在滔滔世局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是在饥饿状态下挣扎于生死边缘的。然而在欲诤与见诤之中,竟然见诤为祸更烈。“在动物界只有欲诤,而人类却不仅是为了欲望的扩大而斗争。有时只是为了见解、观念或意识形态不同,就可以产生严重的争执。例如伊斯兰的圣战,或是把统独主张,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昭慧法师点醒佛弟子,应该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在这个世界发出“另类”的声音?让大家脚步放慢一点,仔细聆听对方的声音,想想对方的处境,抽离自我,不要只是强调自己的种种认同。因为“这样的认同,经常只是自我爱扩大而形成的我所爱。我们应当思考:有没有可能设身处地,尊重对方(与自己有异)的认同呢?如果能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应该可以减半吧!特别是非暴力主义的佛教护生精神,如果能够贯彻,就不会有恐怖主义下被杀被虐的无辜民众了。”
现世与世间──杨惠南老师
继昭慧法师之后,是杨惠南教授向大众分享“现世与世间”的题目,从佛教现代化这样的角度谈起导师对佛教的贡献。
■ 导师一生所做──使佛教脱离消极、悲观、迷信的污名
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这个题目呢?杨惠南老师带领大家回顾到1950年代,当时台湾佛教的背景:“我想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特别是生长在乡下地方的台湾的一些子弟,就是,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告诉我们:佛教是落伍的,是悲观消极的一个迷信的宗教。”而杨老师说早年生活在清末明初的大陆社会的印老,面对的这种对于佛教的批判,比我们的感受一定会更深。“在他的《平凡的一生》一开头就说到了他家乡的佛教的情况。所以,他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得佛教脱离悲观、消极,还有迷信的这样的一个污名。”导师一生所要做的这件事,杨老师称之为“佛教的现代化的工程”。
杨老师说“现代化”这个语词,来自于西方,特别是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连串的文化变迁所形成的一个概念。而根据一些现代化的学者的主张,所谓的“现代化”的社会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第一、要有自力成长的经济结构:第二、公众参与的政治体系;第三、流动的社会形态;第四、具有现世的科学的思想观念。“现世的”,Secular;第五、能够适应不断变迁的人格。虽然五个都与佛教有关,而其中的第四点─具有现世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就是杨老师所要讨论的主题。
杨老师以为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佛教的教团,佛教的教义,佛教的信仰者,乃至于佛教的信徒,必须要有具备现世的科学的思想观念。这是需要被特别强调的。而他认为导师一生所做的,把佛教的污名去掉的,去污名化的所谓的“现代化工程”,基本上也是环绕在“现世化”,Secularization,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
导师的佛教现代化工程
一、理性导向的研究方法
杨老师认为有关导师的思想,提到跟“现世化”工程有关的一个,就是导师“理性的导向”的研究方法。因为理性的导向,所以导师不限定在宗派中,甚至不限定在民族的感情当中。“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说:‘我不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所以他有很多的批评是批评他自己所属的国族(就是中国)的佛教,天台啊、华严啊、禅宗啊、密宗啊等等,他做了很多的批评,原因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他又说:‘尊重中国佛教,而更著重印度佛教’,‘不说愈古愈真,更不同情于愈后、愈圆满、愈究竟的见解’。”针对这些基本的见解,杨老师把它定位为“理性导向的研究方法”。
二、著重以人为本的佛教观
杨老师说明导师的现代化佛教工程就是反对佛教的“俗化”。而所谓的“俗化”就是“天化”、“神化”。有关这个,那就是有名的“人间佛教”了。杨老师说导师跟他的老师--太虚大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太虚大师还是有“天化”、“神化”的色彩。而导师著重于现世,著重人间,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佛教观。
从导师的研究出发,发展出适应后现代思潮的思想
问题是,现在谈佛教的现代化工程,在很多的当代学者看来,可能有个疑问:“是不是有点过实?”因为学界正在流行的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主义”。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正好是对于“现代主义”的一个批判与反思。在现在正在流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间点上,谈“印顺导师的现代化佛教工程”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呢?
对此质疑,杨老师在此加以探讨,他首先提到“后现代主义”主要的特色是:反理性、反科学、反终极价值的理性、反中心取向、反同一性、反整体性。“像昭慧法师所说的,反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就发展为‘深层生态学’,我们过去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动物那些都是次要的,所以一直破坏环境,杀害生命伤害动物。反男性中心主义,反父权主义所发展出来的就是昭慧法师一直在推动的‘女性主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反确定义,认为没有一个确定的真理,强调多面向的多元思维、否定性的思维,对于很多的现代主义的思维它都加以否定,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也被否定,这些是后现代主义的特色。
而站在流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间点上,杨老师特别从以下两点切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点就是:思想家都是时代性的,导师他的时代性就是194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的那个时候佛教的问题。当时佛教的问题就是佛教被污名化,被认为是迷信的、消极的、悲观的、落伍的。要去污名化,当然就是要现代化。导师处于那样的一个时代,因此他真正毕生做的就是这一点。他的最大贡献,最让我们感念的地方也是在这里。第二点就是:等到佛教去污名化以后,要回过头来回来想一想,做为一个导师的徒弟、信仰者、服膺者,必须要在这棵大树的底下,然后发展出一些另外一些思维。
“那些也许就是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杨老师期许大家也许可以在这一点上加以思考。
汉传佛教史上的印顺法师──蓝吉富教授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佛教史学家蓝吉富老师,蓝老师以“汉传佛教史上的印顺导师”为题,以历史的角度向大家介绍导师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历史上的地位。
玄奘以来的第一人
十几年前,蓝吉富老师便以“玄奘以来的第一人”称呼这位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印顺导师。蓝老师认为从广度与深度来谈,中国历史上从玄奘以后,对印度佛法的理解,印顺导师是第一人。“检测玄奘以后的许多祖师,如道宣、窥基、法藏、慧能、永明延寿……,虽然他们都是宗派的祖师或某一僧团的领导人物,但是就博大精深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恐怕都比不上印顺导师。即使在民国以后,如太虚大师,其为学规模很大,但是精密度也不如印顺导师。另外,欧阳竟无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法相唯识学,所以在博大方面他也不如印顺导师。”蓝老师认为导师的学术规模与一个人很像,就是吕澄,但是吕澄很可惜,因为时代的限制,他虽然活到90多岁,但在65岁以后就完全没有作品了。但是印顺导师在六十岁以后,仍有很多非常成熟的作品,就这一点,蓝老师以为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以后印顺导师是第一人。
为汉传佛教树立新典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印顺导师,他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蓝老师以为就二十世纪下半段来看,印顺导师为汉传佛教树立一个新的典范,“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格的典范,是美国科学家哲学家库恩(Thomas Khun)的‘典范(Paradigm)转移’的典范,用佛教来讲是树立一个信仰的体系,这体系可以扭转过去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来的信仰观。”而蓝老师以为印顺导师在这方面可以说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造成了一种典范的转移。这可从台湾这几十年来的佛教信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跟旧有的、明清以来的中国佛教完全不同,这是印顺导师所造成的相当大的影响。
导师所建立的新典范,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人菩萨性”为基调的人间佛教理论。此外,对阿含的强调,对中观学的阐扬,对大乘三系的判教,对密教的辟斥等等,都是他的思想中迥异于明清以来的汉传佛教的地方,也是被当代不少佛教徒奉为圭臬的新看法。
除了确立上列新典范之外,蓝老师也提出“如实、正法、抉择、厘清”八个字来说明导师的风格。他以为对导师毕生的风范,我们可以用“如实”二字来形容。而导师一生研学的目标,就是要为佛教界确立“正法”。在确立正法的研学过程中,导师是有所“抉择”,有所扬弃的,并不是对传统都照单全收。此外,导师的著作也为后人“厘清”了很多佛学上诲昧难解的义理,使后人在研究佛学之时可以少走甚多冤枉路。
结语
一场从各个角度谈印顺导师与佛教文化的精采座谈会在传道法师及四位与谈人的尽情发挥下圆满结束,透过与谈人讨论,我们领受到了导师对戒律、对制度、对佛教文化精辟的理解及宏观的角度,更感受到老人慈悲的胸怀及深澈的智慧,也看到了导师的思想在人世间所造成的不可思议的回响。
导师在《华雨集》中说过:“我的身体衰老了,而我的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献身!”在导师安详辞世,无法释怀内心的不舍之时,咏怀导师的悲愿,怎不令人悲欣交集?祈愿三宝护祐,让人间的正觉之音,藉由导师及导师的追随者永远流传于苦难的人间!也期许后代佛弟子们除追随导师求真求实的精神,也能发展出适应时代的佛教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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