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

　　李远国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初步开通。它的起点可以从以“三星堆”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开始,共有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绵延逶迤的群山而远达域外诸方。一条为西路,即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由成都出云南,至缅甸八莫,再至印度、巴基斯坦以至西亚,这是一条纵贯亚洲最古老的交通线。一条为中路,系水陆相间的交通线,初由陆路自蜀、滇间之五尺道,至云南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复沿红河下航至越南,此道为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水路。一条为东路,系从蜀入滇,出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以出云南东南隅,再经越南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河内。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亦是中西方文化交往最早的信道,经由这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实现了中西方最早的相互了解。于是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滇南文化、印度文化、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亦藉兹互通,从而谱写了一曲中外、东西方宗教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华章。

　　一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这里是一个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主的古蜀文明中心。遗址中除了生活用品之外,还出土了大批祭神用的祭器和礼器,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发掘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两坑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1800多件,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金杖、金面具、祭山图玉璋等珍宝,反映出当时存在着以太阳、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鱼为突出表现的图腾崇拜;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的祖先崇拜;并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原始宗教活动,建成以神权为主体的早期国家。这些用于宗教祭祀的器物,具有强烈的巫觋特点。它们既有明显的古蜀文化痕迹,又有浓郁的外来文化的特征。

　　三星堆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一是来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主要有垒和尊等青铜容器、透雕风格青铜牌饰、玉石礼器、陶盉等。综观这些遗物,多数为非日常生活用器,而是与祭祀等礼仪活动有关。不难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与二里头文化或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骑虎铜人像,经研究,其原型可能是良渚文化中盛行的人面神像;三星堆铜牌饰和陶器群的研究证明,它与河南二里头文化有过密切的关系;三星堆铜器群和玉器群的研究证明,它与商文化有过直接的关系。这就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们曾与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发生过较为密切的往来。

　　一是来自辽远的西亚地区。许多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特别是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兽面像等,它们具有明显的近东文化风格,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出土文物中找到踪迹。如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重近五百多克,金杖系用纯金皮包卷在木杖上而成,长1·42米,高度齐肩而无杖首。从形制上看,它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里,权杖象征至高无上的神权和王权。权杖上通常绘制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同样,三星堆金杖亦在杖身上端刻有平雕图案,画面为鱼凫王国图腾等,它是蜀王的通神之物,是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法器。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文明是用“九鼎”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并已形成了与史籍记载的礼制相合的用鼎制度。因此作为古蜀国王权、神权最高的象征物的金杖,其来源并非巴蜀本土或中国其它区域,却同古代近东文明的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因而极有可能是吸收了西亚文明再创作而成。

　　与金杖同时出土众多的青铜像,亦包含着的西亚、埃及文明的文化因素。其中一些“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的神像,明显当为西方民族崇拜的偶像。李复华、王家佑《三星堆宗教内涵试探》即言:“三星堆挂饰莲瓣铜铃等似有中印文化交流。”“可称为混合群神的万象神宫中千姿百态,筒眼、大耳、鼻饰的杜鹃瞿灵,鹤腿鸟王,各式大巫,金面天神,虎脸社神,各显神通。特别是还有西方高鼻人种(塞种)。”

　　在这些青铜头像中,还有4尊的脸上贴着一层薄薄的金面罩,似乎说明他们的身份更为特殊。这些黄金面罩的人头像出土,人们亦自然地把它们跟西亚和北非的青铜文明联系起来。世界上最早的黄金面罩,发现于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考古学家在尼布甲尼撒时期的巴比伦城,发现了一尊公元前18世纪的青铜佩金雕像。在世界考古史上,古埃及与古希腊都有黄金面罩的出土:在公元前16世纪的希腊迈锡尼王族墓出土了带唇须的金面罩; 1922年,在底比斯国王谷出土了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卡蒙的黄金面罩。这些黄金面罩用于罩住法老和贵族的脸,以达到法老灵魂不朽的目的。历史上图坦卡蒙即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35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商与西周之间。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的金面罩大概也是那个时间铸造。两个同处于北纬30度的古老文明,通过金面具跨越时空,联系了起来。

　　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已经说明,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时就已存在,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返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在《史记》、《三国志》及《魏略·西戎传》里有所提及早期巴蜀通往西方的道路。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象牙、金杖、青铜像中的文化因素中看,这时的三星堆文明有繁华的商贸,同时说明正是通过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古蜀与域外、海外进行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

　　二

　　东汉之际,印度的佛教亦沿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四川。属于典型的汉代佛教文物主要有:乐山麻浩崖墓浮雕佛像、乐山柿子湾崖墓浮雕佛像、什邡汉墓画像砖上的佛塔和菩提树、彭山东汉崖墓摇钱树树座上的一佛二菩萨像、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摇钱树干上的佛像、忠县汉墓摇钱树干上的一佛二菩萨像、宜宾黄山东汉墓坐青狮上的佛像、西昌汉墓画像砖上的梵文朱书佛号、芦山汉墓青铜佛像等等。

　　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三处:一是乐山麻浩1号崖墓享堂门额上的坐佛像,头有圆光,着通肩式大衣,结跏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印。〔1〕一是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佛像,该墓与乐山麻浩1号崖墓形制基本相同,亦为大型横前室三后室墓,佛像共两尊,一刻于中室门楣正中,一刻于左后室门楣正中,其头部都有圆光。〔2〕还有彭山崖墓出土的钱树陶座底部的一坐佛二立侍像,佛像头有肉髻,发髻分两重,下层的发髻是竖向纹路,上层的是横向纹路,穿著带平行弧形衣褶的通肩大衣,结跏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似牵衣端。左侧立者似着右袒僧衣,腰部束扎,右手扬起,似持莲花,左手曲擎至胸前,手掌心向上,光头,深目而高鼻,当为胡僧。右侧立者戴胡帽,着翻领窄袖胡服,胡服下摆与膝平,下着长裤,当为胡人无疑。陶座的下段为稳固的圆形基座,面积大于上段,基座的正前面贴塑有模制的龙虎衔壁造型,圆壁在中间,左一青龙,右一白虎。这三处崖墓及出土钱树陶座,当属东汉末年遗物。其佛像年代明确,且皆着通肩式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它们已有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为典型的西北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特征。这种形式的造像,至今仍流行于上座部佛教国家(如缅甸和泰国)。

　　1989年11月在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铜摇钱树干上,纵向按一定间隔分铸5尊大小形态完全一致的佛像,佛像头后有椭圆形顶光,顶有肉髻并刻发纹,唇上有髭,穿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3〕这当是中国最早的铜佛像之一。另外, 1972年在什邡皂角乡白果村东汉砖石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刻有佛塔与菩提树,〔4〕这是上座部佛教国家最重要的礼拜物,而佛塔与菩提树的搭配很少同时出现在中国北方,因此什邡汉墓画像砖上的三座佛塔和两棵菩提树,这可能是在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佛塔、菩提树图案。它表明东汉晚期巴蜀地方已建有佛塔,且有“寺塔一体,塔踞中心”的寺庙。又因以上两处实物出土地点都是位于川滇缅道上,由此可以推断,川滇缅道也是佛教传入四川的一个信道。川滇缅道又称蜀身毒道,此道由益州(成都)起点,过永昌,出云南,经缅甸,而至印度。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大夏,闻之四川的蜀布和竹杖可经印度运往大夏,随后建议汉武帝开通蜀身毒道。其实,民间沿这条中印信道交往的时间可能更早,如云南汉墓均出土了汉朝的钱币和天竺、掸国(缅甸)的齿贝货币,这些现在出土的中外货币,刚好在史料记载的南丝绸之路上。自从这条蜀身毒道开通后,西南与印度、缅甸的贸易畅通,交流频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永宁元年(公元120年),不断有外国使节来汉王朝贡献通好,其中访华的掸国国王雍由调,被汉王朝封予“汉大都尉”的官衔,并赐给印绶、金银、彩缯等。〔5〕

　　沿着这条道,当时有不少印度人士经过缅甸来到东汉王朝的永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6〕身毒之民即印度人。永昌自古为中印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印度人至此经商留居,并被当作当地居民,可见人数不少,他们之中可能会有佛教徒。综上所述,川滇缅道早在张骞出使大夏之前就早已开通,通道上又发现彭山陶座佛像和什邡佛塔画像砖等佛教遗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是早期佛教传入四川的重要途径。

　　南方丝绸之路亦为道教的创立和传播提供了通道。东汉顺帝年间,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其所立二十四治中的第七治是蒙秦治,蒙秦治设在越嶲郡,。据《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辖邛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乍、会无、青岭等十五县,辖境略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及云南省祥云、大姚县以北,丽江县以东一带地区,其郡治邛都即今凉山州西昌市,这一地区正好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四治》说:“第七蒙秦治,山在越嶲郡台登县,西去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二十里。治与越嶲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后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于此山学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得度世,后有汉中郡赵升得道于此。治应奎宿,凡人发之治王九十年。”〔7〕可见,居住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彝族民众早在汉晋之际已开始接纳道教。

　　道教在彝族地区的传播早在东汉之际。蒙秦治得道的赵升,即为张陵的亲信弟子。《巍宝山志》说:“东汉有道士杨波远,人号为神明大士”,〔8〕常骑三角青牛,出没逍遥于苍山、鸡足山、巍宝山、洱海之间,传播道教。巍宝山即巍山,紧靠祥云,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这条道路古称为灵关道、牦牛道,约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开辟,比北方丝绸之路还早五百年。此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青衣(名山)─沈黎(汉源)──台登(冕宁)─邛都(西昌)─会无(会理)─青岭(大姚)─叶榆(大理)─(蒙化)巍山─永昌(保山)─密支那,而这条线上主要居民就是彝族先民。

　　从史志记载,三国时期道教已在巍山彝族中盛行。《巍宝山志》记载:“汉,孟优,蒙化人,居巍宝山,土帅孟获兄也。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江、泸水间,得异人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军中误饮哑泉,手足四禁不语,或谓优有良药,使人往求之。优进仙草立验,亮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后入蛾眉山,不知所终。”〔9〕可见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者的仙术已在巍山彝区兴起。

　　道教的影响通过南诏国与唐朝的密切交往在彝区不断扩大。唐初,南诏蒙氏家族主要供奉道教,道教在巍宝山有了新的发展。民间传说的老君点化南诏细奴逻的故事,反应出彝族先民在道教影响下“君权神授”的思想,已深入彝族文化之中。因此在云南彝族撒梅人的西波宗教中,即包含着很多道教的成分。如西波教的西波初学时,要举行见行礼,除了按彝族的传统习惯拜师以外,还要焚香三柱,拜太上老君为师,祈求太上老君认可这位西波,并赋予其法力。在西波教的神灵谱系中,太上老君位居顶端,是西波宗教的最高主神。其下的天神、地仙中,众多的主神皆来自道教。如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雷声普化天尊、雷部陶天君、张天君、辛天君、关圣君、三十六雷神、六十甲子神等,皆系道教之神。

　　在西波主持的宗教活动中,亦吸收了不少道教的内容。他们深受汉族道士的影响,“尚跪拜而讽诵其经典,除茶酒及五牲做祭物外,又尚香烛、锭纸等冥物,同时必挂起李老君像及各种神位,前摆一桌,上陈香炉、米斗、茶酒杯、祭品祭文或祷文冥纸……等具,恰与汉族祭献的情形相像。”〔10〕

　　三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于公元2~3世纪以来即进入中国,并很快融入中国社会之中。其后中国道教亦曾逆向远播至印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佛教,使之演化出密宗。印度密宗的产生约在公元7世纪以后,它的出现是印度佛教发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早期佛教学说与性爱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密宗却将人之性爱引入了佛教的教义和宗教实践之中,不仅承认了性行为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将人的性行为赋予了崇高而神圣的意义,性行为和性象征在密宗的修行仪式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而使佛教的教法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按印度学者的看法,印度密宗的出现,并不是当时印度正统文化的继续。德·恰托巴底亚耶说,尽管密宗也像“吠陀”一样有其咒术和仪式,“但很清楚密教是反吠陀的,起码在它的早期阶段是反对吠陀传统的”。〔11〕恰托巴底亚耶采纳印度和西方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道教对印度密宗的出现起到了外部影响的作用。公元7世纪时,印度已开始从事《道德经》的梵文翻译,这主要集中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地区。再者,中国(即“支那”)在印度密宗文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条证据首先是由巴克奇提出的:“有一种称为支那行的修行法,学者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为印度教和佛教两方面都采纳了的《秘密地母经》说到支那地母的崇拜来自于大支那国家。据说婆喜史多,最伟大的婆罗门圣者之一,曾去那个国家会晤佛陀,那个时候在印度或西藏是找不到佛陀的,婆喜史多在那里接受佛陀的灌顶,学到支那行的秘密教义,后来回到印度宏扬此教”。〔12〕显然,这里所说的“支那行的秘密教义”,就是指道教的秘法。

　　对此,密宗经典亦有把中国说成为它的教义发源地。如密宗古典《楼陀罗问对》卷17说,梵天之子瓦西沙曾苦修数年而未能见到至高女神显现,于是其父劝他求取“中国修炼法”,因为至高女神乐于此道。于是瓦西沙在海边苦苦修行,终于得以见到至高女神显现。女神命他前往中国,说在中国他将学到真知。于是他到了中国,在中国见佛陀身边有无数裸体术士,他们饮酒吃肉,并与美女性交。“瓦西沙睹此,心慌意乱,佛乃以性仪及五魔之用的真义授之。”〔13〕所谓“五魔”,即“五摩”,乃是饮酒、食鱼、食肉、性准备、男女群体性交。这也就是印度教性力派的“五摩字真言。”这里所载的很有可能指的是巴蜀天师道所举行的“合气”仪式。天师道中秘传的这类养生方术,或谓之“黄赤之道”,或称为“黄书合气”,或言为“合气之法”、“混气之法”,简称“黄赤”。所谓“黄赤”,是与阴阳、日月有关。《洞真太上八道命籍经》卷上曰:“日行赤道,月行黄道,阴阳之所常行也。”〔14〕《洞真太上八素真经服食日月皇华经》曰:“日精赤,圆形而方景……月光黄,其气方精而圆象。”〔15〕《阳气黄精经》曰:“阳气赤,名日玄丹。阴气黄,名曰黄精。阴阳交合,二气降精,精化为神。”〔16〕可见阴阳之气即为黄赤,合气之术也就是黄赤之道。紫微夫人曰:“黄书赤界,虽长生之秘要。……此道在长养分生而已。”〔17〕

　　另外一部权威的密教经典《梵天问对》、也记载了大体相同的传说,说是公元4世纪时密宗大师殊胜曾远赴“摩诃支那”学习正道,却见佛陀沉缅于醇酒美妇,疑问之下,佛陀向他传授了“五摩功”。印度学者雷易教授在他的《古代中世纪印度化学史》一书中说,印度泰米尔文文献记载,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中国人,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和普里巴尼,他们于公元3世纪时去印度传播道教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等,博迦尔曾带弟子回中国学习,学成又回到印度。〔18〕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指出:“由于基于止精法的房中秘术从纪元初便盛行于中国,而其时在印度却毫无迹象,所以很明显金刚乘的这一特点当是经阿萨姆邦从中国传入印度……圣地伽玛迦亚和希里哈塔为中国房中秘术传入印度的可能途径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两个地点都位于阿萨姆邦境内。这个邦是个巫术盛行的地区。当地妇女的地位比在印度本土要高,并与中国来往密切。七世纪迦摩缕波王巴斯卡拉跋摩为真言乘术士,自称他的王朝是受封于中国,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19〕他看到密教在许多地方都和印度传统各宗派有显著的差异,和道教却十分相似,而且相似之处又非常明显,认为不能轻率地认为这种现象仅仅是偶合。他总结说:“以反成规、反权威的道家为背景,中国的房中秘术在印度刺激了反现存秩序的密教的产生。密教蔑视一切宗教和社会传统,践踏一切被奉为神明的禁忌。它拒不承认种族制度,公开宣扬男女平等。”〔20〕

　　英国李约瑟博士亦认为,道教的性理论和实践盛行于中国是在公元2至6世纪,这是在印度的密教崇拜兴起之前。所以,“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其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实际的情形是,先是道教从中国输入印度,然后才是密教回头又输入中国。“很可能密教是外国教授中国人他们本来已经很熟悉的东西的又一例证”。〔21〕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印度佛教中的密宗,既不是来自印度教,也不是来自佛教,而是来自道教。汶江(张毅)认为,印度古代的迦摩缕波不仅很早就和中国有直接而频繁的交往,而且也是密宗的滥觞之地,他说道教传播印度,主要是通过滇缅线,即今所谓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22〕根据此论,中国道教传播路线为,西端连接南丝绸之路终点的印度密宗发源地迦摩缕波(阿萨姆),东端连接西南丝绸之路另一终点,即道教天师道发源地川西成都地区。大约在公元2世纪到4世纪间,佛教沿南丝绸之路东传的同时,巴蜀天师道的“黄赤合气之道”与房中之术亦循同一路线西传,由此刺激了邻近中国的迦摩缕波地区奉“五摩字真言”的“外道”流传,最后衍变为佛教密宗,并于公元8世纪又回传到中国汉藏地区。这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

　　李远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