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伪经研究概述

中国佛教伪经研究概述

杨梅

探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或者说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伪经是不可忽略的材料。中国佛教伪经的创作几乎与佛教的传入同步。长期以来,在中国,人们制作了各种各样的伪经。我们与其将它们看成是中国的佛教信徒摆脱印度佛教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信徒根据本土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通过对佛教伪经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诸方面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本土资源如何消化外来思想、外来思想如何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以及这种融合对民众现实生活的影响。换言之,伪经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佛教信仰的实态具有重大意义。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佛教伪经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 20世纪初——70年代中期 对伪经文献的介绍、整理、文本和教义研究

1,伪经问题的提出和对伪经文献的介绍整理

虽然历代佛教学者从辨伪存真的角度对疑伪经问题多方关注,但是将疑伪经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则是近代以后的事。20世纪前后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作者、年代的探讨,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这场持续了多年的学界公案,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经典的真伪及中国佛教的思想纯洁性的一些思考,但这时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当时学界还未将疑伪经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来考察。【2】

对疑伪经的关注与敦煌写卷的研究密切相关。二十世纪初,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古写经,经调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疑伪经典,这为学界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角度。伯希和最早注意到伪经并对其价值进行了介绍,他在法国金石文学院发表一次名为“Le r?le des apocryphes bouddhiqu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的演讲(未刊稿,可参见1911年会议记录,290-291页;及Journal asiatique, Ⅰ(1911),579-580页)。他使西方世界的学者第一次认识到疑伪经文献,尤其是保存在敦煌的文献。敦煌佛教文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陆续整理和公布,更引起了佛教研究的大变化。日本学者如望月信亨和矢吹庆辉等人先后就疑伪经的存在和意义发表了一些看法。【3】矢吹庆辉并整理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辨认出很多疑伪经和古佚经,他的成果后来被收入《大正藏》第85册“古佚部 疑似部”。在当时,能注意到并利用这批敦煌新发现卷子,是对佛教研究的一大贡献。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及研究水准所限,《大正藏》第85册在疑伪经文献的收录上,覆盖面很有限,有大量经卷未收入,而且收入了很多残卷,目前利用价值并不大。

作为敦煌佛教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部分,一些佛教疑伪经典也被中国学者如李翊灼、王重民等人予以著录。(李翊灼《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附疑伪外道目录》,《佛学丛报》,8辑,1923;载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355页。陈垣《敦煌劫余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31;载《敦煌丛刊初集》(3、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8,1979年中华书局新1版;等。)

敦煌文献早期整理过程中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早已从历代佛教史中失去踪影的三阶教籍。这主要归功于矢吹庆辉。他对敦煌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出版《三阶教研究》一书(岩波书店,1927年, 1974年再版)。该书搜罗分散在各地的敦煌卷子及日本旧藏三阶教残卷,复证之以史实,于三阶教史、教籍、教义,论之甚详,至今仍是三阶教研究者无法跨越的开创性巨著。后来,西本照真在此大著的基础上,推出名字、结构相当的《三阶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98)。

2,对伪经文本和思想内容的研究

王国维首先注意到史书与佛教典籍关于《大云经》记载的不同,并就其与新发现之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关系作了推测(《唐写本〈大云经疏〉跋》,《观堂集林》卷21,192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631页)。陈寅恪则进一步推翻了《大云经》是武则天时期伪造符谶的说法(《武曌与佛教》,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收入《金明观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53—174页)。汤用彤并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伪经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本书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有“伪书”条,对六朝伪经创作的社会背景做了考察;第十九章又对《提谓波利经》和三阶教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六朝伪经和佛教戒律及末法思想的关系。陈寅恪还注意到唐人对伪经《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的利用,只是他评价两经“了无精义,盖伪经之下品也。”(《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收入《金明观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第201—202页)。从伪经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似嫌偏颇,需要重新审视。

望月信亨《佛教经典成立史论》之后编“异经及疑伪经论研究”是此时关于疑伪经典最全面的论述,书中,作者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深入分析了大量伪经经典的起源(法藏馆,1946,1978年再版)。

相对而言,虽然是伯希和最早注意到伪经并对其价值进行了介绍,但此后几十年的时间中,西方的佛教伪经研究领域几乎一片沉寂。1954——1955年,戴密微才开始重提这一话题(Paul Demiéville, Apocryphes bouddhiques en Chine,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e, LIF,1954,246-249; Lv Paris 1955, pp. 237-240。)。此后,他并围绕地藏十王信仰为中心进行了一些探讨。

其后,继续有学者就一些伪经展开文本和目录学的研究,多数仍侧重于考察经之真伪、其教义思想等方面的内容。【4】不过,有的学者如道端良秀、平秀道等确实已经开始探讨伪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宗教研究》,142号,1954;牧田谛亮《中国に于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过程——泗州大圣僧伽和尚につぃて》,《东方学报》,京都第25册,1954;平秀道:《谶纬思想と佛教经典》,《龙谷大学论丛》347号,1954,第123—141页;等)。牧田谛亮专著《疑经研究》中的大部分文章在1976年结集出版前也已相次发表。【5】矢吹庆辉、望月信亨、牧田谛亮等学者揭示了伪经是分别汉传佛教中本土元素的无法取代的资源。他们认识到:伪经为了解传统亚洲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发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重大线索。伪经已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研究资料。

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 对伪经文献的社会学、历史学考察

1,对伪经文献的社会学、历史学考察

牧田谛亮的大作《疑经研究》于1976年出版,这是佛教伪经研究领域的突破之作。本书中,他对中国佛教伪经存在的问题点进行了详细考察,同时力图探讨每部伪经的现存状况、成立背景,并将不同的古写本进行互相校勘。这一著作的出版,对于伪经研究状态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有重大的意义,引起了人们对伪经文献更多的关注和认识。【6】不过,虽然本书力图去揭示伪经创作背后的东西,但由于涉猎广泛,覆盖面广,从而流于系统的论述,而疏于重点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伪经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用力远远不够。

砂山稔和气贺泽保规等人的论文也体现了将伪经文献和社会历史研究结合的努力(砂山稔《月光童子刘景晖の反乱と首罗比丘经》,《东方学》51辑,1976,第113—117页;气贺泽保规《隋末弥勒教の乱ぉめぐる一考察》,《佛教史学研究》,23卷1号,1981,第15—32页;冈部和雄《民众佛教の位相——伪经の命?a href=mailto:おたどって》,东ァジァ佛教第3卷《新佛教の兴隆——东ァジァの佛教思想Ⅱ》,春秋社,1997年,第185—226页)。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西方佛教学者的加入,他们在伪经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前,许理和和陈观胜等人在探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时,虽然有所涉及,但都所论不深。【7】到了1976年,富安敦在其专著《7世纪晚期中国的政治宣传和理念》中相当明确地指出,佛教伪经也为传统亚洲社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有价值的确证(Antonino>おたどって》,东ァジァ佛教第3卷《新佛教の兴隆——东ァジァの佛教思想Ⅱ》,春秋社,1997年,第185—226页)。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西方佛教学者的加入,他们在伪经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前,许理和和陈观胜等人在探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时,虽然有所涉及,但都所论不深。【7】到了1976年,富安敦在其专著《7世纪晚期中国的政治宣传和理念》中相当明确地指出,佛教伪经也为传统亚洲社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有价值的确证(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ucument S. 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76.)。

继1980年发表了关于道教对佛教的吸收借用的论文之后(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si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oung Pao LⅩⅥ,1-3),许理和又于1982年开始论证活跃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道教的回流”,发表了《月光童子:中古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弥塞亚主义与末世论》(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ⅩⅧ,1-3(1982), pp. 1-59.),这是至今为止有关佛——道融合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篇论文,它以伪经《首罗比丘经》为线索,整理分析了有关一组非常“不正统”,且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关于月光童子的经典,考察道教末世弥塞亚主义如何逐渐进入佛教经典领域,及月光童子信仰在中国的出现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的关系等问题。【8】本文无论从方法论的意义还是从写作的角度,都是典范之作。其内容翔实的注释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讯和新的研究视角。只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他仍然无法将经典文本中的有关月光童子的角色地位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不过,这个问题不针对他一人,对治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普遍的困扰。

莱伊《中国最早的平民佛教——〈提谓波利经〉及其历史意义》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讨伪经的个案研究(Whalen W. Lai, The Early Folk Buddhist Religion in China: T’i-wei Po-li ching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David W. Chappell ed.,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 pp. 11-35)。他从教义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前小乘”(Pre—Hinayāna)的产生、消亡及对汉地佛教产生的影响,它所代表的人天教与其社会组织即邑义或邑会的关系;他还认为,北魏历史上有两个问题,即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及中国大乘佛教的崛起,都可以通过《提谓经》的视角去解决。事实上,在莱伊之前,陈观胜曾经对该经内容进行过简单的介绍,但关于此经的创作意图和它激发的社会运动的历史意义,陈书并未深入探讨(Kenneth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pp. 56-58)。

由于上述诸位学者的努力,伪经研究已成为西方从事东亚佛教研究的学者的一个主要话题,近年还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伪经研究专著。巴斯韦尔主编的《中国佛教伪经》集中了十位杰出学者的论文(Robert E. Buswell,ed.,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0)。其中德野京子《中国佛教经录中的本土撰述》和富安敦《中国佛教中“正统”观念的相对性:智升对师利的指控及〈法镜经〉之禁断》,分别考察了佛教目录学家清除伪经的标准和中国佛教史上“正统”和“伪妄”概念的相对性。司马虚《佛教咒书〈灌顶经〉考》考察了此经中的道教因素,认为它不仅反映了印度经典文体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仪式类经典中亦占有一定的地位。他指出“许多中国佛教撰述,只有通过道教这一类比物才能被完全理解”,“必须连同与其同时同区域的道教文献一起被研究。”柏夷《超越之途——道教经典中“地”之概念》考察了几部早期道教经典中对道教与佛教的相互渗透。莱伊《〈占察经〉:中古中国的宗教与巫术》不仅考察了此经的创作时间、流行区域等具体问题,更对伪经研究乃至佛教研究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如把义学作为上层精英分子之反思,而将占卜当作民众迷信的低级形态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否可行。莱伊认为这种两分模式是扭曲而非澄清了事实。事实上,有些经典同时具有高深的义学水准和低俗的巫术内容,从而同时为上层精英分子和普通大众所尊奉。他认为《占察经》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可以由此考察巫术和宗教在中古中国佛教实践中的关系。马克?爱德华?列维《对三阶教的迫害:作为政治问题的伪经》,基于对三阶教教义的研究,对其屡遭被禁的命运做出了解释。和以往研究认为对三阶教的迫害是因为对它反对现实政权的观点不同(代表性的观点见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牧田谛亮在自己的分类中,将三阶教典列入“批评统治阶层的政策的”一类;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p.300),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官方”佛教的排斥,对三阶教的镇压实乃由僧团内部矛盾上升为国家政治问题的。他进一步指出,对“伪经”的判定常常是出于权力的延伸,而非单纯文本作伪问题;处理伪经问题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从经录等传统文献中着手,也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总的来说,《中国佛教伪经》一书试图将当时伪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集中起来,其中几篇文章确实开始讨论伪经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但所收论文仍然偏重于文本的真伪和“经”的合法性的研究;对社会史的考察,并未突破此前许理和、莱伊等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巴斯韦尔为本书所写的引言“佛教伪经研究绪论”本身就是伪经研究的重要成果。绪论中,他就佛教伪经的多重价值、“佛教伪经”之定义和佛教徒判定“经”之真伪的标准、佛教伪经研究的课题、伪经研究方法、中国之外的伪经对中国及域外佛教发展之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巴斯韦尔对伪经问题的思考此前已经进行。他的专著《中朝两国禅思想的形成——佛教伪经〈金刚三昧经〉》于1989年出版(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 the Vajrasamadhi-su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它的核心虽然是禅宗从中国传入朝鲜的过程,但绝非是仅仅对一部伪经的个案考察,而是贯穿著作者对佛教与佛教研究的深入思考,他认为要打破按国别、地域的限制,应该对作为一个整体“东亚佛教模式”进行研究。作者的视域广,思考也具有一定深度。不过,作者对伪经的形成及佛教汉化的论述,过于强调需求——回应的理论,即由于印度或中亚传来的经典常无法满足东亚佛教的预设或需要,于是出现伪经的创作来实现这一目的。通过对伪经创作动机或产生背景的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东亚佛教特殊现象的伪经的创作,其原因要更为复杂。这种复杂的动机和背景正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和细致区别的。

太史文《〈十王经〉和中古中国佛教地狱观之形成》(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94. 可参考杨继东对此书的评论,《唐研究》第三卷)通过敦煌保存下来的伪经《十王经》的考察,探讨了地狱观之形成所依赖并不断塑造着的日常生活实践,以此来说明何谓“真正的佛教”。他将重点放在十王信仰的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尤其是这种信仰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上。在这部杰出的伪经专著中,太史文并提出了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如十王观念如何传承?十王信仰如何获得正统性?对大多数不会读写的人们来说,如何将信仰付诸于实践?民众如何理解经典的含义?在世俗教育与宗教宣传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等等。

木村清孝编《疑伪佛典综合研究》(木村清孝编《疑伪佛典の综合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收入田中公明《〈金刚峻经〉与吐蕃佛教》、落合俊典《〈慈仁问八十种好经〉研究》、木村清孝《〈佛性海藏经〉之思想史特点》、《〈化珠保命真经〉的创作及其在日本的流传》、西本照真《〈三阶佛法〉诸本的形成与传播》等9篇论文。木村虽然在“前言”中指出本论文集的两个目的是:1,探讨疑伪佛典产生的内在理由;2,从东亚佛教的整体视野出发,通过个别疑伪佛典的内容进行分析、检讨,考察疑伪佛典创作、流传的时代和社会实况。可惜,在本集论文中见不到到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不过,从木村前言中,可以看出日本和欧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互相促进与互相发明。

2001年,杰米?哈伯德发表〈绝迷深悟,圆满正觉——一中国异教之沉浮〉(Jamie ard,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这是继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和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之后第三部三阶教专着,也是唯一的一部三阶教西文专着。它的出版,说明了即使在一些研究已比较透彻的领域,仍有许多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除此之外,西本照真和张总也分别对矢吹庆辉之后新发现的三阶教资料进行了介绍(西本照真《三阶教文献综述》,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四辑,宗教文化出版社,98,第364-382页;张总《陕西新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初识〉》,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169-200页)。

在此期间,陈祚龙、杜斗城、李际宁、杨曾文、孙修身、张总等人对此课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涉足。【9】值得参考的论文还有王微《禁食酒肉——从敦煌文书看中国佛教的特性》(Pas d'alcool, pas de viande:une particularité du bouddhisme chinois,in Cahiers d’Extrême - Asie,11.2000, pp.91-128。)、郭丽英《中国佛教伪经探讨》(Sur les apocryphes bouddhiques chinoi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87-2 (2000),p.677-705.)及《敦煌汉传密教经典研究:以金刚峻经为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期,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327-337页)。还有一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即白化文《〈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校录》(《法音》,1988年12月,第2辑)、圆空《〈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终生苦难经〉校录及其流传背景之探讨》(《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51-62页)、张子开《敦煌写本斯136、417、622号佛经初探》(《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42-47页)、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96-100页)。这几篇文章都进行了校录工作,但它们对这些经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等相关问题的解释还需进一步探讨。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未将这几部经看成是一个伪经系统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怎样对它们的文本、内容进行更准确的把握,如何将它们复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考察民众的实际信仰状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特别注意。

2,文献考证、教义研究

虽然一个大的趋势是要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伪经研究”,也即将文献学考证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不过,文献学工作永远是前提,日本学者一直没有中断这一传统,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0】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佛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伪经文献对佛教研究的价值。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将伪经单独列为一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体现了此时佛教研究的新动向。同时,方广锠先后发表相关论文多篇,【11】其中,《敦煌遗书〈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将传统经录确定为疑伪经的《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依据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该经,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经是从域外传入的翻译佛典。这篇论文提示我们,这一领域的研究一定要首先分清真伪之别。对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设想也体现了他对伪经的特别关注,他提出应该按“古代中国实际流行的分类法”,将敦煌佛教文献分为正藏、别藏、天台教典、毗尼藏、禅藏、宣教通俗文书、疑伪经、敦煌寺院文书等八类(《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及说明》,《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第87-157页)。同时。《敦煌学大辞典》中方广锠撰写的佛教疑伪经各词条,是对此前伪经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3,新文献的发现整理

新材料的发现为伪经研究领域乃至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此时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是名古屋七寺所藏一切经中古逸经典的发现与整理,二是中国藏外佛教文献的编辑出版。

名古屋七寺所藏一切经中有相当数量的伪经,包括《佛说毗罗三昧经》二卷、《佛说清净法行经》一卷、《佛说安墓经》一卷、《佛说头陀经》一卷、《佛说佛名经》十六卷、《佛说招魂经》《佛说观世音三昧经》《佛说救护身命经》,后三者更是写本已经不存在的稀世珍本。中日双方佛教研究者都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文献整理和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在落合俊典主编、牧田谛亮监修的《中国撰述经典》 (七寺古逸经典丛书)1—6卷中。这套丛书从1994年至1998年先后出版,集中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所存的写本一切经的价值,还可参见方广锠《写本一切经的资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京户慈光《传入日本的中国佛教疑伪经典》(《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65-86页)、落合俊典《七寺所藏古逸经典群籍与中国佛教》(《佛学研究》,1996,第230-232页)。

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目前已经出版九辑。其中,伪经的整理与研究也占了相当比重,虽然其中收录的伪经文献有的已见于《大正藏》,但《藏外佛教文献》中使用的校本更多,校录更严谨,因此,使用价值更高。

以上对近百年的佛教伪经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伪经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而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进行粗略的罗列和评述,遗漏者肯定还有不少。但从这简单的回顾也可以看出,伪经研究虽然存在着微观研究的全盛这样一个事实,但严格意义上的伪经研究尚未成熟,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尚待深化的课题。

注释:

【1】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研究,可参见黄夏年《二十世纪〈大乘起信论〉研究述评》,《华林》,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9—326页。

【2】望月信亨《大乘起信论之研究》(金尾文渊堂,1922年)中有专门探讨疑伪经之撰述。

【3】望月信亨《疑似经と伪妄经》(一)—(四),《佛书研究》32—35号,1917年;矢吹庆辉《墩煌出土疑伪古佛典に就て》,《宗教研究》3卷10号,1919年。井上右近《伪作经典の意义》,〈中外日报〉7297号,1924;深埔正文《伪经の意义とその由来》,《密宗学报》,140号,1925;同氏《伪经论》,《中外日报》7691-7695号,1925;望月信亨《支那撰述の疑伪经》,《佛教学年报》2号,1930;矢吹庆辉《支那佛教史と现存伪经——敦煌出土现存伪经を中心として》,《宗教研究》特辑号《现代佛教の研究》,1931;《敦煌出土古写佛典に就いて》,岩波书店,1932。后来进一步整理补充,收入《鸣沙余韵解说》第二部 《疑伪佛典及び墩煌出土疑伪古佛典に就いて》,《鸣沙余韵 解说篇》,岩波书店,1933年。

【4】主要有:水野弘原《菩提达摹と二入四行论と金刚三昧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3卷2号,695-697;水野弘原《菩提达摹と二入四行论と金刚三昧经》,驹泽大学研究纪要)13号,1955,35-37;小笠原宣秀《佛说斋法清净经》,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法藏馆,1958,214-215;水野弘原《伪作の法句经について》,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19,1961年;井ノロ泰淳《敦煌本〈佛说佛名经〉の诸系统》,《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1964,第397—438页;岩佐贯三《十王思想の诸系统と日本的摄取》,《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2卷2号,1964,225-228;镰田茂雄《究竟大悲经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3卷2号,695-697;冈部和雄《盂兰盆经の译经史的考察》,《宗教研究》37卷3号,1964,第59—78页;田中良昭《伪作の法句经と疏异本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2—1,1974年;收入氏著《敦煌禅宗の文献研究》,大东出版社,1983年;等等。

【5】各篇章分别刊登如下:《净度三昧经とその敦煌本》,佛教大学学报,1960,第111—131页;《敦煌出土要行舍身经》,《西域文化研究》第六,1963,第179—194页;《中国にをける疑经研究叙说——敦煌出土疑伪类をめぐって》,《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1964, 第337—396页;《佛说像法决疑经につぃて》,结城教授颂寿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佛教思想史论集〉,大藏出版社,1964,第591-619页;《三厨经と五厨经——佛经と道经の混淆につぃて》,《圣德太子研究》2号,1966,第23—44页;《观世音三昧经の研究——六朝观音信仰の基盘》,《佛教大学人文学论集》1号,1967, 第53—75页;《敦煌本提谓经の研究(上)》,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1号,1968;《北魏の庶民经典につぃて》,横超慧日编 《北魏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70,第375—406页;《敦煌本提谓经の研究(下)——安世高分别善恶所起经とその类似》,《佛教大学大学院纪要》2号,1971;《中国佛教史と疑经——中国佛教史に对する疑问》,《三藏集》2号,1975。

【6】关于此书出版前的疑伪经文献和相关研究面临的尴尬局面,可参见牧田谛亮《新疑经研究叙说》,载落合俊典主编,牧田谛亮监修《中国撰述经典》(“七寺古逸经典丛书”第1卷,大东出版社,1994),第424页;及《疑经研究の进后の课题》,《中国撰述经典》之四,第595页;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474页。

【7】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op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2vols, Sinica Leidensia, ⅩⅡ, E. J. Brill, Leiden, 1959; 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Kenneth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ⅩⅩⅤⅢ,1969, pp. 81-97; Kenneth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8】关于早期佛教中的末世论和弥塞亚主义,许理和此前有专文介绍: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in W. 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Leiden 1981,pp.34-56。

【9】陈祚龙《看了敦煌古抄〈佛说盂兰盆经赞述〉》,《敦煌学》12辑,台北 1987,第13—82页;朱恒夫《〈佛说盂兰盆经〉的影响与对该经真伪的看法》,〈世界宗教研究〉,1987.2;马世长《〈父母恩重经〉写本与变相》,《敦煌研究》15期,1988,第44-45页;杜斗城《关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7.2,后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2),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 1999,第235-246页;杜斗城《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看中国民间“七七斋”的源流》,《中国文物世界》,香港,1990.10; 后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1),第196-200页;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兰州1989;李际宁:《敦煌疑伪经典〈佛母经〉考察》,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4,后收入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1995.12;杨曾文《三阶教教义研究》,《佛学研究》1994,收入《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1),第253-273页;李静杰《六世纪的伪经与僧团整顿》,《敦煌学辑刊》,1997,1, 第85-89页;孙修身《成武本〈佛说父母恩重经〉之意义》,《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3;张总《疑伪经典与佛教艺术》,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另外,杨富学的博士论文《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2)中考察了一些汉地伪经对回鹘的影响; 殷光明的博士论文《敦煌壁画艺术与传统文化》(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2),其副标题是“以疑伪经为中心”,虽然试图将疑伪经题材引入他所要考察的考察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却未能准确把握这些题材的历史演变轨迹,同时,他以佛教经录所载疑伪经典为纲,来寻找与其相应的壁画材料,就使他的论文存在方法上的错误。

【10】主要论文有:广川尧敏《敦煌出土七阶佛名经につぃて——三阶教と净土教との交涉》,《宗教研究》251号,第1982;木村清孝《伪经〈佛说法句经〉再考》,佛教学》25号,1987,第1-20;冈部和雄 《〈十句观音经〉の由来——とくに〈高王观世音经〉とのっながり》,驹泽大学宗教学研究会编《宗教学论集》13辑,1987,第315-326;春本秀雄《〈提谓波利经〉と谶纬思想》(二),净土宗教学院《佛教论丛》34号,1990,第44—47页;春本秀雄:《〈提谓波利经〉と“汉言”について》,《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年报》12号,1990,第22—34页;石桥成康《新出七寺藏〈清净法行经〉考》,《东方宗教》,78号,1991;石桥成康《新出七寺藏〈清净法行经〉考之二——疑经成立过程にぉける一断面》,《佛教文化研究》37号,1992;佐藤智水《敦煌本〈首罗比丘经〉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冈山大学文学院纪要》,17号,1992,第22-46页;中野达《〈推背图〉再探——武周革命〈大云经疏〉の引用をめぐって》,《东方宗教》82号,1993年,第17—35页;槚本正明《新出七寺藏〈头陀经〉について——对应经典とそのについて》,《佛教论丛》37号,1993;大内文雄:《中国撰述佛典と谶纬——典籍聚散の历史を契机として》,《日本佛教学会年报》62号,1996年,第65—78页;铃木裕美《疑经〈决罪福经〉につぃ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6卷2号,1998年,第7—10页;石井公成:《〈金刚三昧经〉の成立事情》,同上,第31—36页;阿纯章《关于〈灌顶经〉的成书》,初载于《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研究科纪要》第41辑,1996,后翻译补充修改后收入《华林》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齐藤隆信《中国撰述经典における三昧の语义》,《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5号,1998年,第15—37页;末木文美士《〈般舟三昧经〉:形成史与思想史若干问题之研究》,《华林》第一卷,2001年,第139-148页。

【11】《北凉写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南亚研究》,1988.2。后收入《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第389-414页;《关于〈净度三昧经〉的目录学考察》,《中国撰述经典》之二,1996,第919-926页;《佛说相好经》,收入氏编《藏外佛教文献》第3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04-445页;《从经录著录看〈净度三昧经〉的真伪》,《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5—224页;《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下),第125-153页;《关于〈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下),第265-279页。

原刊于《2006年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60-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