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留香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文化的推广

　　佛教文化留香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文化的推广

　　□ 张雪松

　　1991年，赵朴老在香港参加佛教文化活动。资料图片

　　1954年，前来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努同中国佛协原会长喜饶加措（左一）握手问候。

　　1955年,广州佛教徒恭送佛牙赴缅。

　　1956年，佛牙从缅甸回到云南昆明。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我国大陆的佛教界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特别是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工作的赵朴初居士(1907-2000年)，将佛教定位在“文化”层面，多年来致力于佛教文化在社会上的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轰动中外的佛教文化活动

　　“文革”前，我国大陆佛教界有几件大事特别引人注目，在国内外都曾引起过轰动性的反应。

　　一系列佛牙供奉活动 清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焚毁了香山八大处等地多所佛教寺院。之后，八大处灵光寺僧人在清理被战火毁坏的辽代千佛塔时，发现了释迦牟尼佛的佛牙舍利。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即将佛牙迎入佛协所在地北京广济寺，作为镇寺之宝。1955年10月，应缅甸政府之请，佛牙被送到缅甸，在当地供奉8个月。1956年6月，佛牙被恭迎归国，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轮回供奉半年，盛况空前。1961年6月，佛牙又被请去锡兰（今斯里兰卡）供奉两个月。1964年6月24日，佛牙被迎请入灵光寺重建的佛牙舍利塔中，佛教界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

　　玄奘顶骨舍利促进中印友好关系 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高僧，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我国经典小说《西游记》就是根据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演绎而成。

　　抗日战争期间，驻防在南京的日本军队在大报恩寺三藏殿遗址后建造“稻禾神社”，挖地基时挖出了玄奘的顶骨舍利。尽管日军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各种传言仍然不胫而走。日军迫于舆论压力，承认玄奘大师顶骨出土的事实，由日军高森部队移交给汪伪政府。移交文物的时候，日方私自留下部分玄奘顶骨。

　　由于玄奘顶骨舍利的名声显赫，各地都想迎请供奉。1943年12月28日，玄奘顶骨舍利在“分送典礼”后被分成3份，分别保藏于南京、北京和日本。而北京迎请的那部分被分为4份。被日本请回的那份，也被一分再分。在1957年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时，中国政府赠送给了印度政府一份玄奘顶骨舍利，当时的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在致谢时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并不是金钱的交往，而是文化和思想的交往。”1964年玄奘圆寂1300周年时，中、日两国的佛教界也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中日共同举行鉴真东渡1200周年纪念活动 鉴真法师是唐代赴日弘法的高僧，他不仅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对日本的印刷、医学、建筑、艺术风格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整个日本文化发展历史上，鉴真法师是享有极高地位的人物，至今深受日本人民的爱戴和敬奉。

　　1963年是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日本政府将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定为“鉴真年间”，并举行盛况空前的各种纪念活动。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但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非常活跃。时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的赵朴初向周恩来总理建议，鉴真大和尚的题材很好，可以担当民间大使打开中日友好之门。周总理很快采纳了赵朴初的建议。中国决定与日本同时举行鉴真东渡纪念活动，并成立了由赵朴初担任主任委员的“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在鉴真的故乡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国务院还决定在扬州大明寺建立鉴真纪念堂，由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周总理对鉴真纪念堂的建造非常关心，修建纪念堂的建筑材料就是由他亲自审批拨给的。鉴真纪念堂于1973年正式建成，典雅古朴，保存了唐代建筑艺术风格。

　　上述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在近代中国佛教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型佛教活动，同以往的消灾祈福法会相比，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在中外友好交流、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佛教界也在这些活动中逐渐提升了自身的品味，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佛教文化的价值。“文革”之后,这一类的大型佛教活动依然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有些活动可以说是得到了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如近年来佛指舍利在海外各地巡礼，与几十年前佛牙舍利被迎请供奉，运作模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再如，现今对玄奘法师的各种纪念活动，依旧在促进着中印友好交流，2006年中国佛教界隆重举行的重走唐僧西行路活动，再次引得世人瞩目。

　　赵朴初居士的般若智慧：以佛教文化推进人间佛教的建设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长期的主要领导人，赵朴初居士“文革”前便是佛教文化活动的积极推动者。“文革”结束后，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1980-2000年），赵朴初居士又积极策划了多项大型佛教文化活动，将佛教文化尽可能在社会上推广，应当说这是对民国“佛化”运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让其从个人、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国际。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陆地区的大型佛教文化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佛指舍利，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佛牙舍利一样，佛指舍利也先后被迎请到东南亚各国供奉。除此以外，佛指舍利还被迎请到港台地区供奉，这一活动为安定民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9年，香港因亚洲金融风暴，经济进入低迷期，人心不稳。就在这个时候，香港佛教联合会决定迎请法门寺佛指舍利到港。赵朴初居士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到香港主礼（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当时赵朴初居士说：“佛牙何所言，佛指何所指？有了佛陀慈悲、智慧的加持，就一定能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世界和平，皆大欢喜。”2004年，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联合迎请佛指舍利再次来到经历了非典之后的香港供奉。事后，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叶小文对赵朴初居士当年的感慨进行了“发挥”：“佛牙何所言，佛指何所指？佛牙乃言香港回归，1997年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后，为庆祝中华民族这一大盛事，佛牙舍利于1999年赴港供奉，体现了祖国内地对香港佛教徒、对香港同胞的关爱，也藉由佛教圣物保佑‘香港明天会更好’。那么，佛指何所指呢？是在直指人心，指点迷津。正如觉光长老所言：香港衣食虽足，但心有不安，内有苦衷，我们请佛指到香港来安定人心。”

　　赵朴初居士将佛教定位于文化，积极推动社会上大型佛教文化活动的开展，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一方面，佛教以文化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中，便于为各方接受，广结佛缘；另一方面，佛教文化成为这类大型活动的灵魂（主题），发挥了佛教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人间佛教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赵朴初居士往生之后，大陆大型佛教文化活动并未因此而减少，并且规格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的世界佛教论坛，更是将大型佛教文化活动的举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切都说明，在现今条件下，大型佛教文化活动的举办确实是一个历史潮流，在现阶段为向社会推广“佛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佛教文化来推进人间佛教的建设，是赵朴初居士思想和行动的一条主线。“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赵朴初《中国佛教的过去与现在》）

　　“在当代，一个没有文化素质和品位的宗教，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素质、文化品位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佛教前途之所系。”（方立天《关于人间佛教的文化思考》）相信方立天教授提倡的“文化佛教”，必定既有利于世俗社会的进步，又有助于中国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