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文化：民族精神与世界意义——在第二届寒山寺文化论坛上的专题发言

　　寒山文化：民族精神与世界意义

　　——在第二届寒山寺文化论坛上的专题发言

　　任平[1]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女士，早上好！在《寒山精神：走向全球的“和合”文化》一文中，我阐释了这样一种观念：“寒山精神是蕴藏着中华传统思想文明的重要精神家园，而且是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不仅是‘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文化底蕴，更是解答当代‘人类困境’、解决全球问题的文化理念，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全球化时代，关注文明冲突、思想对话和民族精神未来发展的人需要重新审视寒山文化的哲学底蕴，进而找到中华优秀价值观的普世意义。

　　一、寒山文化：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文化解释学表明：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多种文化的“视域融合”，是基于一种文化视域对另一种文化的重新理解与阐释的行动。因此，寒山文化不是印度佛学的简单地跨界平移，而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明交融汇聚的精神结晶，是以禅宗为脉系、“和合”为底蕴、诗禅象行合为一体的文化。作为文化，寒山文化从外至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最外在的物象文化，寒山、拾得两位高僧留下的诗言和图像文化，大钟文化，庙宇文化，碑刻文化，等等，构成了寒山寺的文化基座与骨架；其二，寒山、拾得及其后继者的行为文化，长期避居于天台寒山，离群索居，鄙弃名利，清苦自持，忍让和合，与世无争，构成了两位高僧的充满禅意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其三，寒山、拾得所主张的价值观。应当说，寒山文化是一个由价值观引领的或隐（隐居者的在世方式）或显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是其核心与主宰。如果说，前两个层面是文化符号的能指，那么价值观才是其文化所指。价值观一以贯之地穿透着整个寒山文化，而构成其生命体系的灵魂。长期以来，寒山文化遍布全国、远播海外，之所以被世界各大文化圈的人士所重视，是因为在源远流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寒山文化融通着“儒、释、道”文化的精华，既一脉相承地守护又继往开来地孕育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和合文化。

　　寒山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她的历史性出场本身就是一个“儒释道”文化视域大融合的历史产物。一种思想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对于社会大众需要的关注程度和满足程度。西学东渐的佛学，在嵌入中国文化本土的过程中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更深刻地抓住了中国大众在社会存在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顿与不幸、苦难与烦心而不得彻解的现状，阐释一整套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相对彻底的本体解释，通过不断展开与儒、道的对话，进而接过儒道的有关“和合”思想，而形成了佛学本土化的结果。尽管历朝历代对于儒、道、佛的政治倚重与文化亲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由于佛学理论对于大千世界和世俗人生的穿透力相对深邃，因而之于三教融合，却是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处于引领地位。盛唐时节，儒释道相互贯通，三者融合的文化走势恢弘，气象万千，佛教率先融合，产生了从惠能禅宗到宗密，既从般若经中化出“定（行）”、“慧（知）”合一的佛理，将博大精深的佛家正义转变为符合中国百姓崇尚喜好的人伦日用、实践理性的感性样态，进而将豁达、容和、不争、守戒、清休的人生哲学在实践生活中表达出来，而与儒学和为贵的入世伦理、道家的“天人合一”的精神相统一，因而逐步形成和演化为一种符合中华民族人伦日用和生生大德所崇尚、个人行为与安邦治国所需要的一种佛教文化。佛教的率先领悟和合精神，形成“形佛内儒”或“形佛内道”的寒山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佛学本土化的北方禅宗文化的标志，寒山文化应运而生，蕴含和融合中国原创、儒道倡导的“和合”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用和解的方法解决矛盾，成为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共识。宇宙万物变易，又同处和谐中；万物生灭，阴阳交替，都循一定的规律，构成宇宙的和谐秩序。和谐使万物新生，使万物存在，也使宇宙万物归终。和谐作为中国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论和认识论，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等。和谐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中国古代的心理模式,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精髓。中国人把和谐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中国人希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的社会，创造和谐的艺术。和合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唐代诗人寒山子隐居天台山达数十年，与国清寺僧丰干、拾得结下深厚情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视寒山、拾得为婚喜之神，称之为“和合二仙”；释教奉寒山、拾得和丰干为“三圣”；道教以寒山、拾得为“下八洞”神仙；至清代雍正皇帝正式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寒山寺也因此而成为“和合文化”的主要发祥地。随着寒山诗歌与寒拾传说的广泛传播，“和合文化”远播海外，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东南亚都有深远影响，很多学者从事寒山子研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甚至还掀起以模仿寒山子行为的“嬉皮士运动”，“寒山热”因而成为了影响欧美一代人的思想运动。

　　其次，寒山文化所崇尚的和合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精华。从哲学层面来看，和合文化应对解答的问题空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为人处世面对的两个基本向度关系：“和”面对的是“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关系，人与人的亲缘、居缘、劳缘关系等等，属于社会交往关系；“合”即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阴阳契，天地契，天人契，主客体关系。长期以来，崇尚主体际关系向度的儒学以“仁、义、理、智、信”为学之根本，“和”的思想一以贯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仇必和而解”，大量的关于“和”的儒学思想精华，在千年中国文化脉落中已经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品质和基本特色。“和”着力探究的是主体际关系。主体际意识就是人伦之道、“天命”、“天道”、“天意”或“天理”。所谓“仁”者，无论是指“爱人”、“孝悌”或“克已复礼”、“忠恕”等等，都是指向“人我关系”，因而是为“义、礼、智、信”规定了主体际关系向度的本体论基础。儒学所谓“合”的思想主要来自道家；老子“天人合一”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更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合”主要是致思于主客体关系向度。寒山文化将“和”“合”高度统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合文化”，从而开创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格局。“和合”本真意义就是一个传统的、包容着“主体-客体-主体”双重意义向度的交往实践观，其中，“天人合”与“人人和”内在地融为一体，相互支撑、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而“寒山精神”在中国传统价值思想史上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的出现才真正结束了“和”、“合”两者的分离。从此，“和合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思想，飘洋过海，传播海外，影响世界。

　　再次，寒山文化一体地解答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最重要的“群己关系、同一与差异、冲突与和谐”等三大问题，从而成为影响大众行为方式的处世准则。在寒山子、拾得诗中，阐释为人处世的道理占据主体部分。如何看待群己关系、人我关系，一直是中国人处理“主体际关系”的关键。寒山文化以和合精神为核心，以个人的修为与解放为宗旨，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解答。寒山诗云：“不须攻人恶，何用伐己善。行之则可行，卷之则可卷。禄厚忧积大，言深虑交浅。闻兹若念兹，小子当自见。”又云：“作事不谐和，触途成倥偬。”强调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的和合，成为寒山文化的一大特色。与人和合必须首先正本心性，因此，寒山文化着眼于“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由己本心而及人之道，寒山子汲取儒学和合文化的精华，告诫世人守道德、善人伦、孝父母、和社群：

　　“我见世间人，堂堂好仪相。不报父母恩，方寸底模样。

　　欠负他人钱，蹄穿始惆怅。个个惜妻儿，爷娘不供养。

　　兄弟似冤家，心中长怅怏，忆昔少年时，求神愿成长。

　　今为不孝子，世间多此样。买肉自家噇，抹觜道我畅。

　　自逞说喽罗，聪明无益当。牛头努目瞋，出去始时晌。

　　择佛烧好香，拣僧归供养。罗汉门前乞，趁却闲和尚。

　　不悟无为人，从来无相状。封疏请名僧，儭钱两三样。

　　云光好法师，安角在头上。汝无平等心，圣贤俱不降。

　　凡圣皆混然，劝君休取相。我法妙难思，天龙尽回向。

　　我今稽首礼，无上法中王。慈悲大喜舍，名称满十方。”

　　善于把握“同一与差异”、“常与变”关系、强调同中之异、易中有同是道佛儒诸教关注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寒山子诗说：“自古诸哲人，不见有长存。生而还复死，尽变作灰尘。

　　积骨如毗富，别泪成海津。唯有空名在，岂免生死轮。”又说：“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应生，出生还复死。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在同一与恒常中看出变易，而在不断变化中看出规律性和周期性，看待人的生死存亡的轮回，以坦荡而无畏的心胸看待人生、淡薄名利，达到“生死双美”的佛教崇高境界与价值指向。有这样的心境，对待世界、人生、处世、事功要秉持“和合为上”的价值观。

　　在对待“冲突与和谐”问题上，寒山文化更特别强调和合。“寒山精神”崇尚佛学的内在宽恕、忍让、色空、无我、万物皆有佛性的思想，不仅通过自己无上的思想、而且通过超常的智慧言行将和合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就是作为“妙中宝”的“波罗蜜”。

　　在解答大众生活面对的“主体际”与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寒山文化显现的交往实践观呈现出三重结构。第一重，就是深刻阐释“主体-客体-主体”的常存结构。“和合文化”超越了单纯的“主体-客体关系”向度，又超越了单纯的“主体际关系”向度，成为双重关系为一体的交往实践观。所谓“和”就是主体间关系状态：夫妻之间的和顺、家庭成员间的和睦、为人处世的和善、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和平。而自然之于人的关系，即主客体关系，则被转化为一种主体间关系（如董仲舒“天人合德”、“以德配天”）。反之，道家在“合”的观念阐释上主要偏重于“主客体”关系，所谓“天人合一”。今天，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执一端，前者强调“主客体关系”，人对自然的改造和驾驭，突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的权威，但是却相对忽略“主体际关系”，表现为“主客二分”和“单一主体性”。这一思维在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上显然是“唯我独尊”和排斥异己，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在与全球关系上表现为排他主义。反之，后现代哲学突破了现代主义的单一主体性，主张平等交往的主体际思维，但是，却抛弃了客体底板，将理性与真理问题撇开，主体际间的对话关系只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关系。今天，我们弘扬寒山寺的“和合精神”，就是要重建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两重关系整合的交往实践观。

　　第二重，交往实践的意义结构。每一个人独立处世的结果，都产生一个对他说来的意义，也同时产生对他人、他者说来的意义，由于主体不同，意义也就相互差异，而差异的意义之间又不是相互脱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共同构建一个异质性的意义结构。第三重，就是辩证结构。如果说“主体-客体-主体”常存结构构成肯定向度，而意义结构构成否定向度，两者之间构成了肯定-否定的辩证结构，进而成为和合文化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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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寒山文化：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价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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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通过发愤图强积累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要通过艰苦奋斗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撑，是我国各民族世世代代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牢固精神纽带，是我们不断开辟新征程、开创新未来的不竭精神动力。”

　　在新全球化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重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包容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内涵的寒山文化与和合精神，成为其重要思想资源。

　　寒山文化所崇尚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因而构成现代民族精神的历史基础。历史传统是具有一脉相承的承接性的。现代民族精神是传统民族精神的现代转换，历史铸就的传统价值观必定成为当代民族精神的风骨和底蕴，成为其民族特色和品格的重要文化来源。如果说，现代或时代精神主要源于开放、创新和变革的发展精神，是由于“发展”这一时代实践的主题所给予我们的，因而构成了发展再发展、创新再创新、变革再变革的进取精神，那么，给这一发展的时代精神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的就是“和合文化”，我们需要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和谐发展的价值，而不是冲突、断裂、片面、碎片的发展。我们需要弘扬和合文化，建立“发展的共同体价值观”，高度融合的“发展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内在的支撑点。民族精神一直相伴于中国人的发展进程而闻名于世。在这一意义上说，民族精神就是发展的精神，就是贯穿于中国发展中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就没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然而，对待发展这一人类共同主题的态度上，中华民族有一整套与世不同的独特价值观，因此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如提出“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的西方人士所一再惊异地发现的那样：我们民族的发展观是负重奋进、敢于创新、敢于争先的，又是谋求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发展观。与此对应，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必然包含着中华民族自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合发展的共同体主义。而它的文化脉落和源泉，就是“寒山精神”这一理想境界和精神价值，与努力创造自己风范的苏州精神有着不解之缘。今天的“苏州之路”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不断刷新“和合发展”的共同体价值，从而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价值先导。和合发展的共同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集中体现。从这一视域观察民族精神，它的地方知识——“寒山精神”就具有了全国意义、世界意义。反过来，也只有在新全球化时代这一地平线上，才能真正领悟民族精神的本质和意义。这一理念支撑着中华儿女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寒山文化所崇尚的和合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牢固精神纽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撑。在新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三大语境冲击下，中国的思想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格局，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之间的基本矛盾。除了这一文化矛盾是长期的，因为它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贯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时期；这一文化矛盾也是普遍的，因为它渗透进人们的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大量存在的矛盾，文化差异与矛盾无处不在；这一文化矛盾也是基本的，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占支配地位的、主导作用的文化矛盾。如何科学解决这一文化矛盾，重新在新的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样文明对话中重建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共识、建立中华民族牢固的精神纽带，就成为文化价值观建设的一大课题。当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文化差异、文化矛盾并不可怕，相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化繁荣、充满活力的根本机制。但是，科学对待文化差异与文化矛盾需要从根本上理解矛盾的性质，这是文化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差异和矛盾，因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文化表现。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是靠和合精神，“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要求千篇一律。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文化差异、文化矛盾之间的和合准则，从求得民族共识、强化民族精神的共同愿景出发，建立对话、讨论、协调的文化机制，可以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统一战线”，这就是寒山精神和合文化的当代表现形态。当然，文化差异、文化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们进入一个利益差异性社会。人们的就业方式、利益收入、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存在的层级、生活方式等等都在摆脱同质性，进而从改革开放前的“同质性社会”转向“差异性社会”，当然也有面临因为差异的进一步失控而滑入“对抗性社会”的危险。在这一情况下，物质利益和存在方式上的社会差异与矛盾需要协调、整合与控制，民族精神需要再凝聚，那么，这一价值观的思想资源，可以秉承一种寒山文化所崇尚的和合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是针对差异性社会而设立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就是针对这一差异性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矛盾所采取的解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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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寒山文化：辐射全球的重要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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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文明的共存、对话和碰撞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文化景观。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新全球化时代，在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强力推动下，全球核心竞争领域已经逐步从物质生产力的角逐渐次转向文化力的比拼。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从竞争的边缘走向中心。发现、培育和完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优秀的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自立、自强、自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路径和精神保障。文化力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持久影响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寒山精神与文化，就是这种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对世界有巨大穿透力和影响力的地方文化。”

　　一个地方知识的世界意义是随着这一地方对于全球影响力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显现的。轴心时代创造的文明传统在“接着讲”过程中因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与“中国本土化结构的大变革”双重因素而变得各不相同。目前，开放的中国正处在从一个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向辐射型现代化阶段大转变的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新旧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或必将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持续一百年，可以将之称为“三百年工程”,在每一个阶段上，寒山文化的全球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第一个阶段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时间跨度为“1840-1949”，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以工业与资本为统治力量的旧全球化时代。为了应对旧全球化时代资本侵入的挑战，中国经历了物质科技层次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制度变迁层次的现代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观念文化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体模式的现代化（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的实施），但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所谓被动，是指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主权丧失，受制于人，西方列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中国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切都要听命于西方。所谓“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因素主要来自外部输入，而且不能自主地决定输入什么、怎么输入。外源型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西方国家控制的过程。这一被动输入现代化的本质是使中国一步一步变成西方列强的附庸和殖民主义全球体系的奴仆。“西方工业资本——东方农业文明”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全球统治结构；依附型增长与发展就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的基本模式。美国已故新左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E·赛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著作中以所谓“后殖民文化批评”视野开启了对于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性关系的考察。他用“东方主义”这一术语意图表明：“关于东方的全部西方话语最终都是由欲统治东方土地及东方人民的统治意志所决定的。”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则是一个作为西方“先进”、“优秀”文化的反衬，一个“野蛮”、“落后”的“他者”象征。“西方—东方”意味着“文明—野蛮”的二分模式。他因此而强调：对作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西方理论来说，如何真实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差异，如何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各种表面色彩下隐藏着的各种文化的特殊性，揭示出一种在现代景观下面的民族深层性格，是一个大问题。在列强统治下中国被动地输入国外的各种文化结构，原有的和合文化就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文化中变成一种过时的懦弱瀛瀛的文化，与大烟枪、辫子和女人裹脚鞋一起，构成了“落后”、“原始”、“不开化”的文化象征。尽管中国的士大夫鼓吹“中学为体”，但是西学、西方文化的至上统治时代不可避免地来临。西方不仅在武力和物质上对中国实行统治，而且在文化上也实行统治。东方在文化依附于西方，东方文化在西方国家视域中只是一种萨依德所说的“东方学”，其目的在于证明东方文化被解构的必然性，引入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全球的文化意识形态呈现一种西方在精神上占领、统治、支配东方文化的霸权主义结构。当然，奴役、剥削和压榨引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对这一现状的反抗，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内容成为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2050年，时间跨度大约100年，可以称之为“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现代化阶段分期来看，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从温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现代化模式话语来说，是“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所谓“自主”，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发展的命运，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权。此外，中国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决不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更不依附于西方。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大量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需要一个开放体系来加快提升自己的独立创新的发展能力。就工业、资本、科技主要力量来看，还是由西方国家牢牢掌控。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和优秀文化，需要熟悉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需要参与其中并学会向外开拓，为自主创新积累资本、经验和技术。在这一阶段，以引进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区建设是必然的；从“招商引资”逐步转变为“招商选资”也是必然的。这一阶段达到的最高点，之所以称之为“基本实现”的现代化，是因为它不仅在量的方面（如人均GDP）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更因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纵向比较的概念，不是仅仅与自己的以往历史做比较，而且看一个民族国家在全世界中的地位和功能，是否处在一个发展中心极或发展极上。为此，即便是一个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再高，如果它仍然主要靠输入别国的技术、文化来发展，那么仍然不是合格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的文化（精英理论形态与文化快餐形态的）统治以我们“自主引入”方式长期直入，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强势话语和文化优势主要在西方文化。尽管寒山文化与和合文化不断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而影响力日甚，但是只有达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才能成为世界的发展极，才是合格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向辐射型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

　　第三阶段，从2050到2150年，时间跨度大约也是一百年，就是“辐射型现代化”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高级阶段。需要回答的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辐射型现代化”？其二，怎样实现？对前者问题的解答，主要针对一个疑虑：在旧全球化时代，西方列强的商品-资本输出都伴随着武力扩张，表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式，中国曾经成为这一侵略扩张的牺牲品。那么，未来的中国发展成为“辐射型现代化”国家，是否重蹈西方扩张的覆辙？答案是否定的。在新全球化时代，作为信奉和谐、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辐射”只不过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使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对外扩散，引领和帮助世界成员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因此中国不但不是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相反是世界和平的强大稳定器。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我们“请进来”是为了更好地和平发展；在辐射型现代化阶段，我们“走出去”依然是为了更好地和平发展。我们靠经济、技术、文化“走出去”，我们走出去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技术、文化能够和平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造福于全世界。对后者问题的解答，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今天的自主创新战略在未来实施程度。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向辐射型现代化转变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为了明天的辐射型现代化，我们今天就需要自主创新，实施好国家创新战略。以观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再带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发明、中国设计，培育现代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观，增强软实力，为“走出去”而不断积累我们的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的实力。其中，重塑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借重寒山文化，进而成为未来可以辐射全球的一个基本文化价值准则。另一个因素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和平辐射、和谐世界的方针，我们决不成为新霸权主义国家，我们的强大只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1993年，论战结束后的全球正面临一种新的“文明冲突论”的新挑战。世界解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不是文明冲突是什么？》等一系列论著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无非“赖力”、“尚同”、“和合”三种思路。“赖力”是“小布什主义”的新帝国霸权主义；“尚同”是孔汉思等人在《全球伦理》中探索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和伦理宪法构思；而“和合”则是先由杜威明先生倡导、后为中国所认同的新思路。中国是“和合文化”之邦，也必将是和谐世界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三个时期现代化理论不但深刻地解释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特点，而且指明了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阐述了寒山文化之于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性作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1]任平：苏州科技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