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区云居寺石经

　　房山区云居寺石经

　　北京西南有一条名之为上方山的山脉，在这片峰峦岭坳间有一处叫白带山的山麓，因山中石洞里藏有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的石版佛经，而又被称为“石经山”。（因山中藏经而被称为石经山的，并非只在房山区才有，石景山区也有不少山因此得名，其实就是“石景山”的称谓也是从石经山转称而来），如今这片位居偏远的山岭连同山脚的云居寺，都因着那上万块、历时千年而就的佛经石刻一道盛名远播，这段传奇是从一位叫静琬的隋朝和尚开始的。

　　静琬的事迹史述不祥，据散见于史书、碑铭的内容，我们大体知道他是北齐朝南岳慧思（南岳慧思被尊为天台宗的三祖）的弟子，生活在北齐北周向隋唐过渡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公元440年）和北周武帝（公元574年）两次大规模的禁佛灭佛的法难，社会上佛教末法思想（相当于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流行。慧思和静琬感于灭佛时期纸制佛经的大批毁灭，更担心在将来的新法难中，连现存的这些佛经也会遭到横祸，于是发愿刻制石版佛经，密藏于山间石室内，以此为佛经的传承延续作好“备份”。据成书于隋代的《隋诸州图经集》记述“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这大约是关于静琬刻经的最早记载。

　　上文提到的智泉寺大概也位于房山至涿州境内，又或者它本来就是云居寺的前身。静琬所选的白带山自古就盛产刻经的上好石料，于是自隋大业年间（当时皇帝是隋炀帝杨广，大业元年是公元605年）开始，静琬便在在白带山下募资刻经，刻好的经就藏于半山腰的多个石室中。最初石经是嵌在墙壁上的，后来数量逐渐增多改为堆放，堆也堆不下时，又在山脚的寺院帝凿石穴存放。

　　即便现在想来，刻制石版佛经也是一项耗费巨大，用时漫长的事业，因而若仅靠静琬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项工作在历史上曾有三个阶段受到来自王朝皇室的重要支持，最终才成就伟业。

　　第一次发生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当时隋炀帝要征伐高丽，将大运河修到了涿郡（今河北涿州），皇后的弟弟萧瑀路过涿郡时听说静琬的刻经事业，感其心诚，于是奏报皇后萧氏，萧氏带头为静琬刻经进行募捐，大批来自皇室和民间的善款为刻经提供了物质基础。（注一）

　　唐贞观五年（631年），静琬为便于督促刻经，在白带山下创建云居寺，至今1370余年，在北京地区现存古寺中也属于寺史较为久远的。云居寺历史上几经兴衰，最盛时当属辽代，至明万历年间已经残败。清初顺治年间临济宗的溟波上人成了云居寺重开山的第一祖，至民国时已深院重楼，规模宏大。不幸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轰炸将云居寺的木构建筑一烧而光，现在我们看到的寺庙群是八十年代以来重建的。云居寺清时的风貌只能从老照片中领略一些了。

　　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圆寂时静琬要刻经十二部的心愿并未达成，因而嘱其弟子不许为自己的舍利建塔存念。因而我们现在见到的琬公塔是辽代大安9年（1093年）由当时寺院住持通理大师为其追建的，此塔是现云居寺内几座珍贵的辽代石塔之一。

　　注一：唐高宗永徽年间大臣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云：“幽州沙门智苑（按：即静琬）精炼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财务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 ”

　　静琬虽逝，但刻经事业并未因此停顿，他的几代弟子玄导、仪公、惠暹、玄法先后继承了师祖遗志，幸运的是，刻经事业不久便迎来第二个黄金期。

　　唐玄宗开元盛世中国力强盛，佛教盛行，云居寺师徒们的刻经壮举为唐玄宗的八妺金仙公主听闻。金仙公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道士公主，她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出家为道（不久她的妹妹玉真公主也随着她出了家，当然唐朝出家为道的公主中最有名的还是她们的姑妈---太平公主---太平是道号而非封号，所不同是金仙是真出家，太平公主是挂名修行而已）。虽信仰道教，但这并不防碍金仙公主对云居寺僧人的崇敬，于是她请求唐玄宗为云居寺送去四千多部官方修订好的佛经给云居寺作为刻经的底本，并由长安崇福寺高僧智升负责运送。

　　中国佛教经书经两千年传抄辑录形成诸多版本，因而不同历史时期、官修民修的佛经在内容上都会小有出入。历史上中国官方编定的几版《大藏经》大多散失，如宋代的《开宝藏》、唐代的《开元藏》等。前文提到的智升正是编著开元大藏经目录《开元释教录》的作者，因而这批送往云居寺的佛经很可能便是部分《开元藏》的写本，以此刻出的石经成为我们今天一探《开元藏》真容的向导。

　　云居寺僧人为感谢金仙公主的布施，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在山顶建金仙公主塔，塔高3.67米，四面九檐，造型精美，为典型唐代石塔，至今从山下数里外仍可一眼望到。

　　唐末五代乱世，刻经一度停顿。辽会同三年（938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石经山所在幽州地区归辽人统治。契丹是中国历史上信仰甚笃的王朝之一，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涿州刺史韩绍芳知晓了云居寺僧人曾有刻经壮举，于是奏请朝廷续刻石经，从而刻经活动重又兴盛。这一时期刻经的底本改为辽朝官修的《契丹藏》，这就为我们在《契丹藏》失传多年后保留下了部分石刻经本。目前留存于世最早的汉文全本大藏经是刻于1236年的《高丽藏》再雕本，这个版本的校勘本即是《契丹藏》，在云居寺石经发现以前，我们能看到的《契丹藏》残本只有从山西应县木塔中找到的少量残卷。云居寺辽代石经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辽代云居寺的盛况我们现在还可从当时建造的辽塔中知其一二，除了前面提到的琬公塔外，还有云居寺舍利塔，又称北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年），高30多米，塔身集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再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这种造型的辽塔，十分少见。我个人怀疑此塔是否是唐代楼阁塔的残身上又在上面加盖了个覆钵式的顶呢？

　　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至明崇祯年间方告结束，现存石经14278块，涉及佛经1122部、3572卷。云居寺除上述石经外，还珍藏着明代22000卷纸版经和77000块清龙藏木版经，此为“三绝”。

　　云居寺及其石经是1961年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