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雕塑导论

　　宗教雕塑导论

　　宗教雕塑是以宗教宣传和偶像崇拜为主要目的的雕塑。

　　中国的宗教雕塑起源甚早。从红山文化遗存的诸多女神雕塑、史前巫术雕塑、先秦神灵雕塑来看，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宗教雕塑，已经独立发展几千年了。这些宗教雕塑数量较多，材质有明显选择性，风格手法也在自律的发展中形成统一而多样化的成熟特色。这说明和其他西方雕塑体系一样，中国宗教雕塑作为古代雕塑的主体，发展较早，成型也较早。只是由于以中庸务实和以人为本的周文化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而使得中国土著宗教发展进程缓慢，难以占据绝对优势。这种状况直到东汉时期才得以改变。一方面汉代厚葬制度下，墓室雕刻中土著宗教中的神话题材成为重要内容，手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雕塑得以彰显；并产生重大影响，且历代不衰，最终成为宗教雕塑的主体部分。在中国的佛教雕塑中，世俗的供养人的形象也归入宗教雕塑中。东汉时期的早期佛教雕塑代表作是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刻石，手法还是画像石的浅浮雕加线刻，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开始的标志。笈多和健陀罗雕塑风格，在其传入过程中内容和形式逐渐适应中国传统，同时又影响土著宗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雕塑发展。如道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宗教雕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很难与佛教雕塑明确区别。而且，这些宗教雕塑作品无论数量、质量、普及程度，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佛教雕塑抗衡。因此，本考主要宗教雕塑是以佛教为主，其他宗教雕塑仅举证一二而已。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中国雕塑形象，当以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石雕女神像和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泥塑女神像为代表。从形象上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期雕塑题材手法相似，虽不能确定是否属于丰收女神或地母形象，但判定为宗教意味的神像，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与此相似的神化人物雕塑还有凌家滩玉石人像和上海博物馆藏的龙山文化玉人。此外，具有萨满特性的各类小型面具雕饰在中国史前比较普遍。红山文化镶嵌海贝石面具、大溪文化玉石面具、良渚文化透雕神人玉冠饰都具有高超艺术水准和丰富技法，这些作品是原始社会后期的珍宝，是研究宗教艺术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得知，史前人们具有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和观察表现力，材质选择有软玉、岫玉、叶腊石等，掌握了圆雕、浮雕、透雕、线刻及镶嵌的技术，采用夸张、强调、象征等表现手法，创造出具有一定形式美和感染力的作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

　　先秦时代的宗教雕塑，除却玉石陶雕塑继续发展外，青铜雕塑塑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面具、怪兽，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及面具等是其典型代表。这些雕塑作品都是与巫术相关的原始宗教遗留下来的精品。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广泛关注精神领域和社会伦理领域的问题，出于对鬼神信仰与恐惧，对社会礼法血统的重视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这一时期宗教雕塑中青铜製品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现象的产生。其一，各诸侯国之间形式的相对立时紧时缓，独立与交流并存，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碰撞，艺术手法在继承中变革，风格化的趋势得以形成，这是不同艺术流派及审美观念产生的滥觞期。艺术表现手法上鎏金、错金银、镶嵌及失蜡法的成功运用，创造出一大批精湛的艺术作品，影响深远。另外哲学家关注雕塑及其活动，以之喻理论道，借以考证研究社会、人生之类重大命题，成为古代文化中独特的景观。这在孔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时有体现。古代典籍《考工记》也记载了雕塑材料、製法、用途及其不可代替的社会功能，这与后来文人把雕塑当作皂吏之事截然不同。

　　秦汉时期雕塑发展迅速，特点鲜明，水平颇高，这一时期，单纯宗教意义的雕塑所占比重不大，这类作品主要体现在东汉后期各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既没有彰显神话人物的神性，也没有展现英雄的气概，而是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仅达意而已。孝堂山郭氏墓祠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形象简朴。这一特性在早期中国佛教艺术中也有体现。东汉明帝时引进了佛教，佛教造像在中国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佛教美术只是零星的，偶见的如四川乐山麻浩崖墓浮雕座佛、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刻石、山东滕州画像石的六牙白象等。作品风格、水准都不能与画像石为代表的土著宗教雕塑拉开距离。但随着佛教传入的深度和广度的加深，佛教雕塑后来逐渐成为宗教雕塑的主体，中国传统的宗教雕塑退居民间，并吸收了佛教雕塑的技法。

　　佛教雕塑艺术的大兴，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主要指将佛教教义形象化具体化的种种实体实物，包括诸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士及莲花宝座等相关装饰图案等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像常由帝后、达官贵人甚至庶民百姓出资建造，这些出资人的形象往往被塑造成为佛教雕塑的一部分，被称之为供养人像。佛教雕塑的主要存在方式是以龛窟造像、摩崖造像、经幢、佛塔雕塑、寺庙雕塑、金铜佛像、造像碑、行像（又称夹紵像、脱胎像或乾漆像等）为主。（本书另有《宗教卷》，寺庙佛塔已归于其中，本卷不复考论）

　　魏晋南北朝时以北方的十六国及北朝的佛教雕塑为最盛。南朝仅有少量佳作传世。北方除了早期以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88年）的金铜佛像为代表的小型佛像以外，尤以石窟雕像为大宗，主要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及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这些作品反映出佛教艺术在中国化进程中从衣着、神貌、风格、手法的演变的轨迹，在美术与社会文化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地位。这期间的佛教雕塑以1996年出土的山东青州龙兴寺北齐造像最为精美，另外江浙一带出土的六朝贴塑佛像、越窑青瓷供奉，虽然不是佛教雕塑的主流，却也因其材质、地域、年代等原因而受关注。南朝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雕塑的文士，这种创作的现象值得重视。

　　佛教雕塑的高峰始于隋唐时期。这时期的雕塑作品不仅技术水准高、材料多样、题材内容丰富、地域广泛，更重要的是佛教造像完成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进程而呈现出完全成熟的风格。敦煌莫高窟第四十五窟“S”形体态的雕塑在唐代作品中屡有佳作。这些作品无论是佛、诸天人、菩萨、罗汉、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相当成熟的风格，而成为中国雕塑史中的经典图式。雕塑家们可以毫无遗憾地尽情表现诸多对象。比如龙门石窟奉先寺毗卢遮那大佛，即表现出高超的设计能力与整体驾驭能力、协调合作能力。唐代武宗灭佛以后，受禅宗兴起与抑佛思想的影响，大规模石窟造像运动的热度降下来，其它存在方式的佛教雕塑如寺庙佛像等形式相对凸显出来。

　　宋元时期，除了一部分地区如大足石窟造像外，基本上以寺庙造像为主要成就。河北正定龙兴寺大悲阁中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铸造的四十臂观音铜立像为其中代表。世俗化的宗教造像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江苏甪直宝相寺罗汉、山东长清灵岩寺彩塑罗汉、山西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罗汉像，如同是现实生活的人一样真切可爱。四川大足石刻中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则从另一角度体现浓浓的人间气息和人情味，常会令人忘却面对的是宗教雕塑。此外，这一时期的道教雕塑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样，也有世俗化的倾向。山西晋城玉皇庙彩塑二十八星宿神君、晋祠彩塑邑姜及侍女像、元代天龙山道教造像都体现这一特点。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其他宗教；也无论石窟、庙宇，还是金铜、木、石、彩塑，雕塑家们无所顾忌地鲜明表现人物不同情感相貌，已经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模式化的罗汉神仙，其明显的世俗色彩也印证了宗教世俗化的倾向。再者，这一时期辽金西夏元大理等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引发了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创作，这些不同于汉传风格的雕塑带来的新风格又促成了另一轮佛教雕塑艺术的繁荣。这一时期还有印度教、摩尼教等作品杂于其间，使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呈现为世俗化与多样化的统一。

　　明代的宗教雕塑造型直承唐宋，汉传佛教题材继续流行罗汉群像，但大多数作品没有超越前人，有代表性的佳作是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湖北武当山金顶殿铜铸鎏金真武大帝像，则是具有特色的道教雕塑。另外中小型的金铜佛道雕塑、瓷塑等材质的造像大量流行，其中以藏传佛教造像尤为精美。这一趋势一直保持到清代，成为清代佛教雕塑的主流状态。

　　清代皇室及满蒙贵族崇奉喇嘛教，因此，藏传佛教雕塑大为兴盛。北京雍和宫宗哈巴铜像和木雕弥勒佛、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铜铸鎏金弥勒皆为巨製。中小型喇嘛教造像在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流行，且不乏佳作。汉传佛教雕塑以清末云南昆明筇竹寺彩塑五百罗汉像水平突出。这些罗汉像不仅面貌夸张生动，而且，布局自由、千姿百态，既避免了形貌的雷同，又突破了罗汉堂森然木立的程式，其价值值得肯定。而小型佛教造型则趋于工艺化，日渐琐碎，除却有景泰蓝、陶瓷、和田玉、田黄石、翡翠等材质突破，手法翻新以外，艺术水准无所提高。

　　整个宗教雕塑随同宗教的兴衰，在中国艺术史上渡过漫长而又起伏明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