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真品而后刻伪款的佛像

　　谈真品而后刻伪款的佛像

　　金申

　　清末民国初年，随着青铜器、书画、瓷器的各种艺术品作伪的兴盛。所谓六朝时代的伪造铜、石造像也一时涌现，迎合了文人墨客以及洋人的口味。

　　其作伪方法也不外乎以真品翻模、凭空捏造、移花接木、加刻伪款等等不一而足，笔者已有这方面辨伪文章论述过。内中在真品佛像上加刻伪款之作伪方法，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也举出数例1。此后一直留心，至今陆续又有所得，现一并综述如下。

　　伪刻佛像年款是将出土的无字古代铜、石铜佛上加刻早期的年款，以冀善价而沽。又由于南朝带款的铜、石佛像极为罕见，故率意加刻南朝伪款的佛像更可炫人。

　　南朝佛教义学发达，史籍中关于铸造佛像的灵异故事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琳》中多有记载，但实物却比起北方来，流传极少。除近年来四川成都出土了几批石造像外，传世的数尊南朝金铜佛像，都没有出土时间和地点等原始记录，更缺乏可靠的对比实物，如雾里看花，真伪不明。例如公认的世界名品刘宋元嘉十四年韩谦造佛坐像和元嘉二十八年刘国之造佛坐像，笔者均不看好，认为很可能是清末民国伪造的，实属颠覆性的学说，此外尚有数尊所谓南朝的金铜佛亦属伪造，笔者已有专文论及2。（图1、2）

　　笔者至今所见确凿无疑南朝的铜佛像可举出两尊，一尊见于国内私人收藏，高约8－9厘米，刻款为“宋升明二年四月八日佛弟子…金敬造弥勒像一躯……”。 宋升明二年（478年）恰当北魏太和二年，此像为磨光肉髻，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确较北朝出现此种服饰为早。北魏的褒衣博带式大衣佛像，据目前在云冈石窟11窟外壁发现的最早的题记是太和十三年（489），早于此种服饰的佛像在云冈石窟和北魏境内尚无确证，故这尊小铜佛在学术上亦颇有参考作用。此尊小铜像的造型古拙，刻款刀痕深刻有力，字体尚未脱尽隶意，是属真品无疑。（图3）

　　从佛像的服饰和光背形制以及火焰纹等判断，很可能制作于临近山东的苏北地区，故地虽属南朝管辖，然与临近的山东佛像风格接近，具有北方佛像的雄厚朴茂之风。

　　另有一尊小型铜佛坐像（高约5厘米）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台座上刻款“大通二年” （528），褒衣博带式大衣，衣纹密集富装饰性，台座的刻款亦刀法遒劲，如锥划沙，是重要的南朝小型佛坐像，具有标准器作用。（图4）

　　上海博物馆藏有所谓大同七年（541）张兴遵造金铜佛坐像，属于数件残器拼合成一件之例，主尊佛坐像袒露前胸，体躯饱满壮硕，大衣垂于台座前方，衣褶呈立体的写实状，是典型的盛唐时代佛像。但光背宽阔，上饰七尊化佛，两侧是二菩萨，这种光背和二菩萨配置的形制是典型的山东地区东魏－北齐时代佛像背光的惯用手法。且不应如现存状态以二菩萨的莲座直接触地，而应是二菩萨高于主尊台座呈半悬空状态，之所以削足适履，原因就是以唐代的佛身，嵌上了东魏的背光，又在佛座下凭空接了一个底边，勉强与二菩萨站齐，最后又刻上了南朝伪款。此像亦如松原三郎先生生前所指出的，铭文内没有鎏金，凿刻浮浅，字体柔弱，且主尊是佛，而刻款为观世音等等，均为至允之论。这尊像是典型的移花接木的作伪实例3。(图5)

　　此外尚有首都博物馆藏金铜佛立像，佛身是隋代的配上了唐代的火焰纹镂空光背，佛座也是唐代常用的四足尖拱型，足上竟刻有“大魏皇兴二年戊戌正月朔五日郭延愿家口平安敬造弥勒像一区合家大小一心供养。”与北魏皇兴二年(468年)的佛像形制全然不符,这种残件拼合而成的佛像，稍加注意即可发现破绽。（图6）

　　典型的真品佛像而加刻伪款之例的是现为台湾收藏的所谓梁太清二年（548年）金铜佛立像，主尊的磨光肉髻和褒衣博带式大衣以及那覆钵状的莲花座，确是真品，应是东魏时代山东风格的佛像。但光背后的刻款字迹浮浅，刀工软弱无力，根本体现不出北朝时人以刀作笔，游刃有余、入木三分的气势，且鎏金部分亦有人为腐蚀痕迹，如此分析很可能是在东魏时代的佛像上后刻的伪款4。（图7）

　　真品加刻伪款之例俯拾皆是，首都博物馆藏数件典型的唐代小金铜佛，而刻款却是北魏、南朝刘宋、北齐、隋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现举数例：

　　1、宋代的佛坐像（高约6厘米），佛像着袒露前胸的大衣，衣褶厚重，是典型的北宋时代衣饰，属款唐开元三年（715）张大友造佛坐像，小像类似一个铜牌，似是配饰所用，如此小物件当初是没有必要郑重其事书刻年款的，应是在清末民国初年时被人加刻了伪款5。（图8）

　　2、唐代小观音立像，四足、镂空光背，应是公元700年前后的东西，刻款竟然是宋元嘉元年（425年）。南朝的铜像的如上述的，年款靠得住的实如凤毛麟角。若以刻款年代推溯，则起码较实物超前了250年之多。（图9）

　　3、唐代小观音立像，与上像造型和时代大同小异，属款北齐“天保三年” （552），较实物提前了150年左右。（图10）

　　4、唐代小观音立像，与上像造型和时代基本一致，属款开皇元年（581），较实物提前了120年左右。（图11）

　　5、唐代小观音坐像，左手持杨枝趺坐，光背瘦长，是中晚唐之物，刻款隋仁寿二年（602），与隋代形制不相类。（图12）

　　此外故宫博物院藏所谓辽太平二年（1022年）的男相观音，此像头戴帽箍，双领下垂式大衣，呈蓄须老者形，是典型的明中期男相观音，类似观音像并不乏见，但背后刻有辽太平二年伪款。关于此像，笔者另有文章论及。如此则将时代上提了五百年之多，稍加审视，应不难发现如此致命伤6。（图13）

　　石刻佛像上此种伪款亦不乏见，如首博藏所谓北魏“太和七年”（483）一佛二菩萨像，佛像的发型浑圆，体形饱满，通肩式大衣，二菩萨的帔帛宽阔，低垂至膝，诸种特征可证应是东魏至北齐的公元六世纪末所造，石造像本身是真品，但刻款为太和七年，提前了近百年，实与时代风格不符，是为伪款无疑矣。（图14）

　　以上这些在铜石造像上加刻伪款之例在清末已有金石学家予以揭露，如著名青铜器收藏家和鉴定家潍坊的陈介祺（1813－1884）在致潘祖陰书中即云7：

　　造像则李宝台所伪居多，即字内有金，亦未可信，以六朝石推之可也。

　　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书中 亦云8：

　　道光中，陕人李宝台取旧铜像无字者，蠡其背以炫售，好古者争购之。

　　两位金石大家所提到的李宝台，是清末陕西人，定居北京，人称小钱李，善伪造古钱，得到古钱稀品，即翻模，铸新钱作旧，高价炫人。曾手拓古泉，由杨守敬编辑为《古泉薮》9。

　　李宝台之所以随意刻写南北朝年款好古之士不察而争购之，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百年前的人们对佛像的类型学认识不足，不能细辨出南北朝时代的佛像和隋唐佛像的时代特征，大凡这类小铜、石造像一律统称为六朝造像。这也是古董商胡乱刻款，而少有人揭穿的缘故。上述的诸尊张冠李戴的小铜像说不定就有李宝台的成绩在内。

　　清末，四川出土了多尊号称南朝的石佛像，叶昌炽对此持否定态度：

　　造像北朝多，南朝少，今蜀中新出梁造像数十通，似刻于砖，

　　多天监，大同年号，皆赝造也。”

　　甚至对“释慧影造像”（现藏上海博物馆，高34.2厘米，梁大同元年，546年）也存疑问：

　　又释慧影造像，亦梁刻，自蜀中来，余曾见蜀人携梁造像数十通，

　　皆赝记，此石笔法稍古，疑团亦未能冰释。

　　叶氏所见的南朝石佛像，可能是有伪造的，须因物而论。解放后，成都地区陆续出土了几批南朝的石佛像，故当年叶氏所见，似亦不可一概而论。从“释慧影造像”的造型和题记等诸方面判断，此像是来自四川的南朝石造像应无疑问。（图15）

　　注释

　　1金申《佛像真膺辨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4金申“解析数尊南朝的疑似佛像”载《佛教美术丛考》科学出版社2004年

　　3松原三郎《中国佛教史论》吉川弘文馆平成七年

　　5《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 2004年

　　6李静杰“辽太平二年观世音金铜像”《收藏家》总第18期

　　7陈介祺著陈继揆整理《簠斋鉴古与博古》文物出版社2004

　　8叶昌炽《语石》韩锐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9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引《泉说》、《欢古阁业说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