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万古护中华——明真法师爱国思想浅析

　　丹心万古护中华——明真法师爱国思想浅析

　　余世磊

　　1989年6月，明真法师墓塔在南岳祝圣寺落成。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特写了一副对联，刻在墓石上：“弘教弘禅，高标一塔尊南岳；爱民爱国，丹心万古护中华。”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明真法师为中国佛教做出的丰功伟绩，特别颂扬了他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

　　明真法师是我国现代一位伟大的宗门耆宿，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和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等一批高僧大德共同开创了新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良好局面。“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其一生奉行佛法、行解相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爱国思想和热情来源于其大慈大悲、大雄大力的佛子之心，来源于其恒顺众生、庄严国土的行愿之力，来源于其身非是我、转识为智的唯识学论，来源于其真俗圆融、随机接引的处世方法。明真法师爱国爱教、普利众生的思想和行为，永远是广大僧俗学习的楷模。

　　一、明真法师一生坚持进步，追求真理，致力于报国土恩，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

　　抗战期间，明真法师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1939年，巨赞法师来到南岳，与明真法师相识，组建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明真法师任该会文书股股长。该会组织大纲和宣传标语，很多都是出自明真法师之手，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无间”的标语传诵一时。该会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赴长沙、湘潭等地开展救亡宣传。南岳沦陷后，明真法师一直关注山上僧人抗日表现，写成《南岳之光》一文，讴歌了南岳僧人抗击侵略、舍生取义高贵品质。

　　抗战胜利后，明真法师怜悯苍生，反对内战，支持中国共产党解救民众的政治主张。1946年，明真法师在报上看到有关内战消息，拿起笔来，质问发起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人，你这个怪家伙，到底为什么要探取‘自杀’的愚蠢政策？书本里许多‘灵’、‘爱’、‘文明’的字面，你怎么还敢厚颜地任它保留？不爽直地将它挖掉呀？（《糊涂不了的废话》）”1947年，国民党当局在南岳强征青年僧人入伍，山上僧人组成请愿团，表示抗议。明真法师带头在宣言上签名，并说：“抗战的时候，要我们和尚当兵，为了救国那是可以的，现在发生内战，又要和尚当兵，我们不去。”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感。

　　建国初期，明真法师将佛理圆融于生活，以身作则，呼吁广大佛教徒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坚定地支持土改运动，以亲身所见所闻，对共产主义事业予以赞扬：“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在摧毁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丑恶社会，如容许站在大乘佛法的观点来说，这正是‘严净国土’、‘成就众生’的菩萨行业。（《写在南岳土改快要胜利完成时》）”他在《现代佛学》上发表文章，在各种场合上发表讲话，勉励出家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认为生产与修行并不矛盾，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他号召佛教徒要团结起来，彻底告别旧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才是真正贴近佛心、符合佛理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明真法师当选理事，后又作为新中国不可多得的佛教教育人才，调中国佛学院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僧材。

　　“文革”期间，虽然受到打击，但明真法师不改爱国爱教的初衷，认真工作，加强薰修。对于一切事情，他都处之泰然，表现出过硬的修持功夫。他深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国家的命运终有改变的时候。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真法师不顾年迈体弱，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倡导“人间佛教”，为“庄严国土”而竭尽生命。明真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仍留中国佛学院工作，授徒讲学，接待海内外宾客，撰写了一批重要佛学著作。国家建设每取得一项新成就，他都是由衷喜悦，给予赞扬。由于操劳过度，患多种疾病，在赵朴老的直接关注下，住进医院，在养病期间甚至弥留之际，他还看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大事，关注国家建设和发展。

　　二、明真法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与其一生坚定不移地奉行佛法、探索佛理、行解相应是分不开的。

　　1、明真法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来源于其大慈大悲、大雄大力的佛子之心。

　　明真法师出生于清朝末年，青少年时期，他亲眼目睹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立志解救民众，成就人生。由于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他皈依佛教，来到南岳“南岳僧侣学校”学习，深刻钻研佛理，取得优异成绩，也进一步培养了他一颗大慈大悲的佛子之心。特别是在旧中国，目睹在战争和饥饿中受苦受难的民众，他时常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心窝里的苦难众生，是不是还有点同情心？（《佛教徒的试金石》）”并将此作为是否为佛子的试金石。他发愿：“他冷，我们就不得独自过着温暖的生活；他饿，我们就不能独自过着胀饱的生活。（同上）”

　　一方面，明真法师认为人生之苦来自因果相应、三毒相侵；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正是人类社会由不同的阶级、团体组成，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导致产生剥削、压迫、战争。故他一直认为：“我们要积极反对一个国家侵害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虐待另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这正是大乘菩萨的施无畏行。（《从佛陀抨击“种姓制度”的精神来看主张“泯灭阶级观念”的荒谬性》）”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作为佛教徒，必须如佛所言，运用大雄大力，降伏魔怨，以“慈”、“威”二门，折伏摄化众生，消灭人间地狱，建设地上天国。明真法师的心除满怀大慈大悲之外，亦不乏大雄大力，面对邪魔势力，能以金刚怒目相对，广作“严净国土”、“成就众生”的无上清净之业。

　　当这心中的大慈大悲与大雄大力结合在一起，铸就了明真法师一颗大无畏的爱国心。正是拥有这样一颗爱国心，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他能够“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周恩来语）”，成为一名摧魔的战士；在众生面临内战杀戳时，他能够以笔作枪，义正词严予以反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能够饱含热情，致力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宏伟事业，甚至认为只要是有益于这一事业，“不惜随时以自己的生命去担当灭亡和痛苦（《出家僧尼的生产和持戒问题》）”；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面前，他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来改造自己，以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争取和平、保卫和平、最终消灭战争作为自己的菩萨大行。诚然，佛认为爱憎就是烦恼，但这种爱国心不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众生的大利大害、大是大非出发的，是为众生谋利益，度众生于苦海，这种烦恼就被转化为一种无上菩提。

　　2、明真法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来源于其恒顺众生、庄严国土的行愿之力。

　　明真法师经常引用《普贤行愿品》中的话，把佛菩萨喻为大树的花果，众生则为树根。根深叶茂，才能花果飘香。没有众生，没有世间，也就没有佛菩萨。离开了众生，佛法也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欲成菩萨成佛，必须立足众生，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佛教徒不能老老实实从这里下功夫，佛教就将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世界，人民，也就不需要这样的佛教了。佛菩萨是众生生成的，无众生，则无佛菩萨。（《致劲松的函》）”

　　而欲使众生离苦得乐，就得使众生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它与国家的关系就像蜂群依赖于蜂巢。“假使我们没有强大、独立、自由的祖国，不要说成千上万的同胞每天在死去，就是我们没有死的个人要实践自己宗教信仰自上的生活，是绝不可能的。（《两个问题》）”因此，明真法师强调，一个佛教徒，只要他心中还存有一点大慈大悲、大雄大力的气息，就要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便自己的同胞幸福起来。

　　明真法师不赞成那种单纯埋头自己的佛事的修行之法，认为只有救国救民于苦海，才是真正庄严、清净的佛事。在建国前抗击日本侵略和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在建国后反对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运动中，明真法师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最前列。因为他觉得，如果在这些邪恶势力面前，“不能激起金刚怒目大雄无畏的精神，给与无情的摧毁和降伏，那么我们揭示着的宝爱着的佛事，就会极其可怜地变成毫无作用的抽象名词，空空洞洞的一些教条。（《两个问题》）。”“‘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菩萨行愿，是贯串着整个大乘佛教精神的，抽出了这一点实践意义，佛教就会变成无生命的东西；因此凡是有害于国家，有害于人民的邪恶行为，也是违反佛教本质，应该为佛教徒所不能容忍的。（《凡是有害于国家的，也必有害于佛》）”可以说，明真法师所行的佛事，都是以恒顺众生、庄严国土作为终极目标，使他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

　　3、明真法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来源于其身非是我、转识为智的唯识学论。

　　明真法师是一位学识深厚的佛学大师，他师从灵涛法师，对唯识深有研究。他一直在努力用“五蕴皆空，万法唯识”来解决人生偏执问题，

　　明真法师特别指出人“执身为我”、“执名为我”等的错误。正是人的“遍计执，就是无明，是烦恼的根本，是生死流转的缘由（《我对于唯识学三性的一些体会》）”这种“执身为我”是非常可怕的，身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人，而我反沦为身所役使的奴仆。“以身为我，鼠目寸光，看不到广阔的天地，遇事我字当头，势必与社会形成矛盾，又怎能为国家为大众发热发光？所幸无官无权，问题不大，设不幸居高位，握重权，也以身为我，我字当头，则祸害人民，实在不堪设想的。人类的历史、现代的生活，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设不能使我从身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掌握自己的主动权，人间净土的美好理想，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身非是我论》）”

　　明真法师主张运用唯识佛学来指导生活，造福国家与众生，解脱个人生死。“在日常生活中把思想认识摆在第一位……对情、欲、意加以适当的调节和疏导，必须如此，才能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如果感情用事，欲望横生，丧失了理智，有如脱缰野马，小之必自寻苦恼，大之是会祸世害人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的臆测》）”明真法师要求学佛者把我从身上解放出来，在有情世界中彻底改造自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最终成佛成菩萨。而离开了世界，离开了国家，离开了众生，成佛成菩萨也便是一句空话。作为一个佛子，爱国，应该作为首要的一条菩萨行。

　　4、明真法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来源于其真俗圆融、随机接引的处世方法。

　　在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过度中，许多佛教徒处于困惑、茫然之中，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合佛理。明真法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优美的文笔，把佛教教义圆融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圆融于佛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撰写了许多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章，解决了许多佛教徒的困惑与茫然。

　　1953年5月，明真法师在长沙市佛教徒大会上，告诫佛教徒要“随众生住，恒不舍离”，在工作和生活中参修佛法，念念为众生谋利益，为国家贡献力量。诵经，打坐这些修持行为固然重要，但不可偏执，更重要是要把佛法与生活打成一片，普利众生，有益国家。他回答宁乡定香法师询问佛教徒饲养牲畜是否有违佛教问题时，从理解佛当初创制戒律的精神出发，指出这是一种“无我大悲，饶益有情”的行为，不但不违佛教，且应念化成无上清净功德。他认为佛教徒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必须融入众生，融入国家，坚持人民的立场，而在人民的立场之外，再坚持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显然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明真法师这些观点，也正是“人间佛教”所倡导的，荡涤了旧中国佛教的一些瑕垢，对于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两千多年来，大乘佛法之所以能深深扎根于众生之中，正是其具有随机应化、契理契机的特点，使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灵活运用，从而真正做到饶益众生、庄严国土。可以说，明真法师深得佛法的真谛，契应时机，较好地表现了四摄六度的真正佛事。他的修持行为，一切都是有的放矢，这个矢，就是爱国爱教爱民。

　　三、我们要以明真法师为楷模，做一个全心全意的爱国主义者，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而奉献自我。

　　1、我们要学习明真法师始终高举爱国爱教、利国利民的大旗。

　　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就说近代，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圆瑛法师“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赵朴初居士“母兮吾土，报答未有穷已”，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爱国篇章。明真法师也以其强烈的爱国言行，使其列身于近现代爱国高僧的行列。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始，赵朴初居士在工作报告中就表示，新中国佛教徒将致力于爱护国家、保卫世界和平。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永远是中国佛教徒必须努力去行的大愿。历史也充分证明，国家繁荣昌盛，佛教才能兴旺发达，佛教事业的发展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2、我们要学习明真法师把爱国心建立于爱教爱民的慈悲心之上。

　　持佛所教，普度众生，诸恶不做，慈悲为怀，是每一个佛教徒的神圣使命。但仅仅把修行停留在爱教爱民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或者说，仅有一颗慈悲心是不够的。自古以来，邪魔始终与正义同在，与佛同在，污染人心，损人善根。因此，一个真正的佛子，还应具备大雄大力，对众生始终低眉，对邪魔则张以怒目。

　　赵朴初居士说：“只有把一滴水放进大海里，这滴水才不会干涸”。明真法师说：“爱教如不坚持只应建筑在爱国基础上，那就会给敌人钻空子的机会，过去日寇不是向中国佛教徒宣传‘东亚佛教联盟’吗？（《两个问题》）”让我们在一颗慈悲心里，也不少大无畏的雄力，化成一颗滚烫的爱国心。爱教，爱众生，自然与爱国相结合，把今天这个大好时代看成是报四重恩的良好机缘，遵循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怀，建设一个和谐的国家，最终实现建成人间净土的宏伟目标。

　　3、我们要学习明真法师身非是我、报恩无尽的奉献精神。

　　明真法师一直要求世人真正认识身非是我，破除我字当头，好好做人，这是学佛的基础。以身为我的人，皆先为一身一家的利益打算，是不能全心报四重恩的。只有破除执身为我，才能真正成就佛事，往生净土。他行解相应，一生重心薄身，生活俭朴，身无长物，从不蓄私。别人寄给他的钱，他转送他人，觉得“钱花了，人也轻松了许多”。

　　对于我们广大僧俗，要深入学习、领会明真法师身非是我，转识为智的佛学理论，处处树立无我思想，看轻个人利益，把国家和众生放在心中，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佛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鲜活的佛法。尤其要学习仿效明真法师等许多爱国高僧大德，在国家和民族命运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爱憎分明，义不容辞，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4、我们要学习明真法师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把佛理圆融于新时代爱国爱教爱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时代在向前发展，肯定将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事物，如何看待这些新问题、新事物？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作为佛教徒，明真法师1953年在长沙佛教徒大会上的训语：“随众生住，恒不舍离”，永远都有它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不死守教条，要学会圆融，让佛法与生活打成一片，为众生服务，为国家奉献，这样才是不违佛教，这样的修行才会是鲜活的。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理需要圆融，生活需要圆融，即使在今天这个末法时代，也如明真法所言：“纵目所观，几乎随地可能得到活生生的佛法。（《什么是佛法》）”反之，如果我们只是抱残守缺，不能体会佛法的真实精神和鲜活生命，则我们的法身慧命，也可能在新时代里活活地饿死。让佛教契时契机，与时代相适应，则必能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明真法师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但他留下的僧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所留下的法宝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今天，我们缅怀、纪念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和社会而精进不止，无有疲厌。